欣闻丨1958年的历史回望：当毛泽东批注自己的来时路（批示A74）

毛泽东批示手迹

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

一九五八年六月，北京。毛泽东手中的笔落在中共中央秘书局编印的《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号上，目光停留在那份三十八年前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上。窗外是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而他却在纸页的边缘，写下了一段冷静的自我剖析：“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

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三十八岁的中国共产党，回望自己八岁时的模样。

1920年11月，当那份宣言在上海秘密拟定时，年轻的共产主义者们怀揣着炽热的理想。他们从苏俄取回火种，急切地想要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点燃世界革命。宣言中，他们主张直接将“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试图用总同盟罢工的方式，一举推翻资本家的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那是一个充满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纲领，字里行间跃动着对真理的纯粹信仰。然而，这份由英文稿转译回来、仅作为“收纳党员之标准”的内部文件，恰恰暴露了早期共产党人最核心的困境：他们认识的是马克思，却尚未完全认识中国。

毛泽东的批语，将笔触凝练为四个维度的反思，每一个维度背后，都是一部用鲜血与烈火淬炼的革命史。

首先是革命阶段的错位。1920年的宣言只字不提“反帝反封建”，仿佛中国的敌人只有抽象的资本主义。但彼时的中国，是一个在列强枪口下、被封建军阀肢解的躯体。如果不先推翻这两座压了人民八十年的山，直接空谈社会主义，无异于在沙滩上建塔。直到1922年，中共二大才第一次明确提出“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民主革命纲领。这样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结合。

其次是土地政策的误判。“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短短九个字，却关乎革命的命脉。对于世世代代把土地视为命根的亿万农民来说，“国有”远不如“我有”来得真切。毛泽东最懂得农民的心跳。在后来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给出的答案是“打土豪，分田地”——先把土地的地契从地主手里夺过来，塞进农民怀里，让他们相信这江山与自己有关。只有在这种私有的满足之后，才能引导他们走向合作化的集体之路。跳过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就等于跳过了革命的主力军。

再次是阶级分析的盲点。“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1920年的宣言把资本家视为铁板一块的敌人，主张用强力打倒。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身上压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可以成为同盟者，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接受改造的可能。正是基于这一洞见，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独一无二的“和平赎买”政策——不是像对待官僚资本那样没收，而是通过定息和安排工作，让民族资本家在“水到渠成、心安理得”中完成改造。这种生产方式变革，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最后是革命形式的颠覆。“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这是最具颠覆性的反思。欧洲的工人阶级可以在大城市发动总罢工，瘫痪经济，夺取政权。但在中国，反动派盘踞在城市，那里有最森严的堡垒和最强大的武装。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告诉共产党人：靠罢工是打不倒蒋介石的。于是有了井冈山，有了瑞金，有了长征，有了延安。革命的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从产业工人转向亿万农民，用农村包围城市，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而是在中国土壤里长出的马克思主义。

1958年的毛泽东，已是亿万人民的领袖。他对这份早期的文件，选择了批注，选择了直面那段“空想的”起点。这份批语的意义，远不止于对一段历史的澄清，更在于揭示了一个政党得以永葆生机的秘密——实事求是。

从1920年到1958年，三十八年的路程，中国共产党走过城市罢工的失败，走过农村根据地的血战，走过长征的绝境，最终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定。而这一切的起点，恰恰是那个“空想的”宣言。如果没有那份稚嫩的理想主义，就没有火种；但如果没有后来一次次痛苦的修正，火种终将熄灭。

毛泽东在批语中展现的，是一个成熟政治家的历史自觉：他尊重当年的理想，也敢于否定当年的局限。这种自我剖析的勇气，比夺取政权的胜利本身更值得尊敬。

这份写于1958年的批语，至今读来仍让人动容。它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政党，不是从不犯错的党，而是敢于在历史的镜子里，坦诚地审视自己走过的每一步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