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奇葩的国民党上将：明知道手下有两千共产党员，硬是一个都没抓

如果当年我跟了毛主席，今天我一定是十大元帅之首。

这是国民党上将张发奎晚年发出的一番感慨。

张发奎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新中国十大元帅中，有五人曾在他手下任职；巅峰时期，他手下有两千多共产党员，参加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就来自于他率领的第二方面军。

南昌起义前后，张发奎虽然在军中进行大规模“清党”，但抗战时期他默认共产党留在部队，是国民党中为数不多真正与共产党展开合作的高级将领。

这样一个人，如果能早早就跟着毛主席，不说当元帅之首，位列元帅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张发奎作为国民党员，之所以允许共产党员存在，其实跟历史背景和他的个人主张有关。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成立了黄埔军校，大量共产党员在此时进入黄埔军校或加入国民党。

1926年，轰轰烈烈的北伐开始，时任国民党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的张发奎表现不错，第一仗就攻克平江城，取得大捷。

真正让张发奎扬名立万的，是叶挺独立团划给他指挥之后，他的实力因此大增，一举取得汀泗桥战役和贺胜桥战役的胜利，打开了进入武昌的通道。

后来，张发奎率部攻打武昌，叶挺独立团又在友军配合下第一个攻入武昌，取得了北伐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因为武昌战役的胜利，张发奎荣升第四军军长，第四军也被武汉市民授予“铁军”荣誉。

北伐期间，张发奎的部队除了叶挺独立团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共产党员，到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前，共产党员的人数大约在2500人到3000人。

尽管张发奎不赞同共产党的主张，但在战争过程中，他看到共产党员英勇无畏、冲锋在前，打了许多胜仗，使第四军战斗力最强，战果也是最辉煌的，他便认为共产党员很能干，可以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帮自己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

北伐结束后，张发奎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辖第四军、第十一军和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

由于张发奎对共产党员态度友好，所以大量共产党员在此时涌入第二方面军。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张发奎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于是加入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

然而，到了这年7月，汪精卫也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在武汉实施“清共”。张发奎部队的共产党员太多，而且大多是骨干，为了保存实力，他表现得很消极，还接纳张云逸、叶剑英等一批共产党员到第二方面军任职。

汪精卫见张发奎不为所动，便对其多方施压。

1927年7月29日，汪精卫在庐山召开会议，与孙科等人一起逼张发奎“清共”，张发奎无奈之下只得顺从，还表示要骗贺龙、叶挺等人上庐山，然后扣押起来。

当时，贺龙、叶挺等人已经决定参加南昌起义，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得知张发奎的阴谋后，马上找到贺龙、叶挺，让二人不要去庐山，而是拉着部队直接去南昌。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参加起义的主力部队就来自于第二方面军，主要有第二十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及第三军军官教官团。

南昌起义后，第二方面军几乎被掏空，张发奎非常生气，于是在军中实施“清共”，他没有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员，而是请共产党员主动离开。

并且，在随后追击南昌起义部队的过程中，张发奎也不那么卖力，而是借南昌起义部队的强劲势头，返回广东与李济深争夺地盘。

由此可见，张发奎并没有把事情做绝，他对共产党是抱有一定感情的，多年之后他回忆说：

那时真是逼得没法，我只好投降右派。

事实上，张发奎直接领导的第四军中仍有不少共产党员身，比如叶剑英，正是在叶剑英的极力劝说下，他才没有追击南昌起义部队，等部队抵达广州了，他还让叶剑英担任了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但后来叶剑英带着教导团与叶挺等人一起参加广州起义，使他备受打击，于是对起义部队进行了镇压。

第二方面军与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关系密切，张发奎因此遭到国民党左派的猛烈攻击，南京政府便剥夺他的职务，再加上李济深、黄绍竑的联合攻击，使他在政治和军事上都站不住脚，无奈之下只得通电下野，远赴日本居住。

1929年，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急需用人，便召张发奎回国，此后张发奎紧跟蒋介石步伐，积极参加军阀混战，因而得到蒋介石赏识，到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前，他已经是皖、浙、赣、闽四省边区总指挥了，而且是国民政府首批晋升上将者之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局面基本形成，张发奎作为国民党方面大员，历史上又与共产党关系紧密，自然成为共产党争取的对象之一。

这时候，一个叫作左洪涛的人奉周恩来之命，与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及中共党员来到张发奎身边工作，还成立了特别党支部，左洪涛担任支部书记，他的任务是潜伏在张发奎身边，除了获取情报之外，还要对张发奎实施影响，以促成统一战线的形成。

左洪涛能力极强，很快便得到张发奎的赏识，从秘书一路干到少将参议，且张发奎对他的身份一无所知。

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发奎先后担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驻扎在广东、广西一带。

那时候，大批文化界人士和青年学生涌入广东、广西，左洪涛趁机将一批共产党员安排在张发奎身边工作，他还利用自己的权力组织了许多战地服务队、政工队，成员也大多是共产党员。

到抗战后期，张发奎第四战区的共产党员达到了2000余人，跟北伐时期极其相似。

那么，张发奎知道第四战区有这么多共产党员吗？

当然知道了，因为他对共产党非常了解，与左洪涛相处久了，很容易猜到其真实身份。

真正揭开这层窗户纸的是国民党特务，那时候中统、军统都在张发奎身边安插了眼线，他们的目的除了监视张发奎之外，还要调查第四战区是否存在共产党员。

有一次，一个特务头子拿着一份名单去找张发奎，说他的队伍里有共党分子，要他派人逮捕，他却回答说，“现在在打仗，哪有功夫管这些事！”

张发奎曾在这件事上吃过大亏，本应保持警惕才对，他却顶住压力保护共产党员，目的何在？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左红涛，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对张发奎采取“支持、团结、促进”的策略，只要张发奎坚持抗战，就予以大力支持，维护其权威，不损其利益，不挖其墙脚，从而得到了张发奎的信任。

再加上，张发奎见共产党员抗日卖力，而且工作能力不错，为了抗战大局，他决定与共产党联手。

当然了，张发奎也有自己的小心思，他自认为不是蒋介石嫡系，是被排挤打压的对象，跟共产党展开合作，既能壮大自己，还能留条后路，何乐而不为？

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维持了好几年，双方都从中获益：张发奎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共产党则获取了情报，扩大了影响力，团结了抗战力量。

有人曾劝张发奎说，“第四战区这么多共产党，万一蒋介石知道了怎么办？”

张发奎却生气地摔茶杯，说，“我要的是能打仗、能做群众工作的人，至于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我不关心！”

这话很快传到蒋介石耳中，蒋介石虽然很生气，但也无可奈何，因为张发奎能打仗、在粤军中威望很高，当时正值用人之际，动张发奎得不偿失。

1940年，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各地都在抓人，风声紧得不得了，有人直接向重庆告密，说张发奎暗中通共，第四战区已经被“赤化”。

相比于以前，蒋介石的态度有所变化，便给张发奎发了封电报，措辞十分严厉。

张发奎眼瞅着躲不过去了，便把左洪涛找来，暗示左洪涛暂避锋芒，左洪涛心领神会，马上召集党员开会，连夜通知下面的人该转移的转移，该潜伏的潜伏，他甚至利用职务之便，保护了几个文化团体的党组织，还转移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到重庆。

后来，蒋介石派人到第四战区调查，结果啥也没查到，张发奎趁机倒打一耙，说，“你们整天疑神疑鬼，我还怎么打仗？”调查组只能灰溜溜地回去找蒋介石复命，蒋介石明知其中有猫腻，但就是找不到证据。

1944年桂柳大撤退期间，国民党为了推卸责任，嫁祸给第四战区，中统柳州通讯处负责人陆树珊给蒋介石发去一封电报，说左洪涛、麦朝枢、黄中崖、何家槐四人“思想左倾”“行为刻意”，请蒋介石派人严查。

蒋介石非常重视，马上给张发奎发电报，要求张发奎逮捕麦、左、黄、何四人，张发奎察觉到蒋介石的意图，便将左洪涛、麦朝枢等人找来，先把蒋介石的电报给他们看，然后提醒他们今后要注意言行，不要授人以柄。

不久，张发奎给蒋介石发去回复电报，说：

麦、左、黄、何随职工作多年，经考察思想纯正。

蒋介石也拿张发奎没办法，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1946年，蒋介石公然撕毁协议，发动内战，要求张发奎镇压进步势力和革命团体，张发奎有些顶不住，便让左洪涛等人撤离，左洪涛向周恩来请示之后，率领全部党员撤离广州。

从1936年潜伏到张发奎身边，到1946年离开广州，第四战区特别支部没有一个人身份暴露，也没有一个人被逮捕，原因除了左洪涛能力强之外，张发奎的帮助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张发奎的整个军旅生涯，一共有两次与共产党展开合作，第一次他是为了借助共产党的力量来加强自身实力，第二次则是为了联合共产党抗日。

历史背景不同，张发奎联合共产党的目的也不一样，但总体而言他对共产党没有恶意，虽不愿意加入共产党，但很乐意与共产党展开合作，因为他觉得共产党员觉悟高、能力强、识大体，这是绝大多数国民党员不具备的素质。

1949年国民党兵败后，张发奎既没有去台湾，也没有留在大陆，而是到香港定居。

张发奎晚年接受采访，记者提起当年他掩护共产党员的往事，他却说“大家都是抗日的，什么党不党的，我没想过”，记者又问他对蒋介石什么看法，他说不支持蒋先生，但也不反对。

张发奎作为著名军政人物，把人性的复杂演绎到了极致，他游离于两党之间，没人知道他到底支持谁，或者他谁也不支持，只是在相互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