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往事：犹太人为何在此安家两千年？内塔尼亚胡曾说的话很可笑

2025年6月，以色列与伊朗爆发为期十二天的战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次公开讲话中，为军事行动赋予了一层历史色彩。他说，大约2500年前，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解放了被囚禁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今天，犹太国家正在为“解放波斯人民”创造条件，最终则要由伊朗人自己站起来。

作为政治修辞，它确实很有冲击力：当年波斯国王帮助犹太人重返故土，如今犹太国家反过来帮助伊朗人摆脱现有政权，看起来像一场相隔2500年的历史回礼。可只要真正把这段历史展开，就会发现，这种类比并没有表面上那么顺畅。

首先，伊朗地区的犹太人历史，甚至早于居鲁士时代。早在公元前8世纪，亚述帝国征服北方以色列王国后，就曾把部分居民迁往米底地区，也就是今天伊朗西部和北部一带。因此，在居鲁士征服巴比伦之前，已经有犹太群体生活在伊朗高原附近。

真正改变犹太民族历史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当时的犹大王国夹在埃及与巴比伦两大势力之间。犹大统治者多次反叛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二世先后攻占耶路撒冷，摧毁第一圣殿，并将王室、贵族、工匠和部分居民迁往巴比伦。

这段历史被称为“巴比伦之囚”或“巴比伦流亡”。被迁走的犹太人并不全是奴隶。他们中不少人在巴比伦建立家庭、从事贸易，逐渐形成稳定社群。但圣殿被毁、王国消失，对犹太民族的政治和宗教认同造成了巨大冲击。

公元前539年，居鲁士率领波斯军队攻占巴比伦。与一些古代征服者不同，居鲁士没有大规模破坏巴比伦的宗教体系，而是恢复神庙、尊重当地祭祀，并允许部分被强制迁移的人口返回故乡。

按照《希伯来圣经》的记载，他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并支持重建圣殿。因此，在犹太传统中，居鲁士的地位极为特殊。《以赛亚书》甚至把他称为上帝的“受膏者”。

这件泥制圆柱记载了居鲁士征服巴比伦、恢复当地神庙，并让部分被迁移人口和神像返回原地。它证明居鲁士实行了相对宽容和务实的帝国政策，却不能单独承担圣经中全部故事的证据。这件文物后来经常被誉为“世界第一份人权宣言”。

这种说法很有感染力，却是现代人赋予它的解释。居鲁士的政策在古代确实相对温和，但他的圆柱铭文本质上仍是一份王权宣传文书，目的是证明自己受到神灵支持、拥有统治巴比伦的合法性。

居鲁士允许流亡者返乡，既有宽容的一面，也有现实政治考虑。扶持耶路撒冷的地方宗教，可以帮助波斯帝国稳定连接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重要地区；尊重各地神庙，也有利于争取祭司和地方精英。

因此，居鲁士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选自由主义者，而是一位善于用包容政策治理庞大帝国的古代君主。在波斯统治下，许多犹太社区确实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发展空间。

阿契美尼德时期的《以斯帖记》，帕提亚时代的巴比伦犹太学术中心，以及后来形成的犹太—波斯文学，都说明犹太人与伊朗文化之间存在深厚联系。在萨珊王朝的一些时期，琐罗亚斯德教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支柱，犹太人、基督徒和其他宗教群体曾受到限制甚至镇压。

16世纪萨法维王朝建立后，十二伊玛目什叶派被定为国教。犹太人虽然被允许保留信仰，却处在低于穆斯林的法律地位，需要缴纳人头税，在服饰、居住和公共活动方面受到限制。部分城市还出现过强迫改宗、关闭会堂和迫害犹太社区的事件。

所以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在宽容与压制之间不断调整，以宗教组织、家庭网络和社区互助维持生存。他们的经济角色也不能被神话。犹太人从事过贸易、手工业、医药、珠宝加工和地方商业，也参与过连接伊朗与周边地区的商路。

但波斯王室从未把整个丝绸和香料贸易交给犹太人经营。萨法维时期最活跃的跨国丝绸贸易群体，主要是新朱尔法的亚美尼亚商人；印度商人和放贷者也掌握着重要金融网络。

进入20世纪，犹太人在伊朗的处境明显改善。1921年，军官礼萨·汗通过政变进入权力中心，1925年终结卡扎尔王朝，建立巴列维王朝。礼萨·沙阿推动中央集权、修建铁路、兴办学校、改革司法，并削弱部分传统宗教力量。

虽然他的统治十分威权，但世俗化改革客观上减少了少数宗教群体面对的一些传统限制。1935年，伊朗政府要求外国正式使用“Iran”而不是“Persia”。到1948年前后，伊朗约有9万至10万名犹太人。

巴列维时期，他们可以兴办学校、从事商业和专业工作，部分家庭进入中产阶层。但以色列建立以后，不少伊朗犹太人开始移居以色列。到1976年，伊朗犹太人口已经下降到约6.2万，并不是靠外国犹太人迁入而突破十万。

巴列维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伊朗在1950年给予以色列事实上的承认，成为继土耳其之后较早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国家。此后，双方在石油、农业、情报和军事领域建立了大量合作。

由于需要顾及阿拉伯国家和国内舆论，这种关系长期保持低调，却远不是普通接触。1979年伊斯兰革命，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新成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把以色列视为敌对国家，关闭以色列驻伊机构，并支持巴勒斯坦组织及其他地区力量。

但伊朗政权在法律上区分“犹太教徒”和“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教被列为受承认的宗教少数群体，拥有会堂、学校和议会保留席位。这种制度安排并不意味着犹太人完全没有压力。

革命初期，犹太商人哈比卜·埃尔加尼安被处决，引发大规模恐慌。此后，大批犹太人离开伊朗。留在当地的人既需要证明自己忠于伊朗，又要避免被怀疑与以色列存在联系。

今天，仍有大约8000至1.5万名犹太人生活在伊朗，主要集中在德黑兰、设拉子和伊斯法罕。他们拥有古老会堂、宗教学校、医院和社区机构，是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国家中规模较大的犹太社群之一。他们的存在说明，伊朗与犹太人的关系从来不能简单等同于伊朗与以色列的国家冲突。

犹太人在伊朗生活了两千多年，既经历过居鲁士时代的宽容，也经历过强迫改宗、社会歧视和政治恐惧；既曾在巴列维时期获得发展机会，也在伊斯兰革命后面对新的身份压力。正因为历史如此复杂，内塔尼亚胡借居鲁士为现代军事行动赋予“解放”意义，才显得过于轻巧。

居鲁士允许流亡者返回家园，是减少强制迁徙、恢复地方宗教生活；现代战争则伴随着爆炸、死亡、基础设施破坏和普通人的恐惧。二者不能仅凭一句“历史回礼”就画上等号。

批评这种类比，也不等于为伊朗现行制度的一切政策辩护。伊朗人如何评价自己的政府、要不要改变政治制度，应由伊朗社会自己决定。古代波斯与犹太人的历史，真正能提供的启示，不是让一方用导弹偿还另一方的“恩情”。

它提醒人们，即使在帝国征服和民族流亡的年代，宽容、返乡和保留信仰仍然可能成为政治选择。居鲁士之所以被犹太传统铭记，不是因为他替犹太人决定了未来，而是因为他减少了强制，让被流放的人重新拥有选择。

如果今天还要引用居鲁士，最应该继承的也应是这种克制，而不是把一段古老的解放故事，变成现代战争的历史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