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出手，北京律师团已就位，举报朱之文的黑子该付出代价了

朱之文已经站进了演出场馆，再过几个小时就要登台，一通电话打进来，演出没了。

主办方措辞非常委婉，核心意思只有一个：有人举报你是劣迹艺人，这场活动我们不敢再往下办了。

往前推几天的泰安那场活动，朱之文正在菏泽高铁站排队检票，人还没登上车，取消演出的通知就先到了。

更早之前，青岛、潍坊、西安、郑州、淄博各地接连发生状况，所有事件的走向完全一致。

从8月到10月的整整三个月时间里，之前排好的十五场演出全部都落空了。

对常年跑县城、乡镇，靠接各类婚庆商演谋生的草根歌手来说，十五场演出的分量有多重？这几乎相当于他一两个月的全部收入所得。

把这事拆开看，才知道为什么挡不住。

据媒体披露，举报者搭建了数个网络社群，单群人数足有上百，牵头的人分布在浙江、河北、山东、陕西数省，频繁更换不同的网络昵称。

这群人紧盯朱之文的公开演出行程，商演信息刚一公布，就轮番向当地文旅部门、政务热线、主办方投诉，所有人说辞高度统一，都称他是“劣迹艺人”，不准其登台。

更过分的是，他们把举报过程的录音传到群内，怂恿更多不明情况的人参与到相关行动里。

据大河报的相关报道，参与举报的人员里有位网名叫"绿水青山"的人，籍贯来自浙江湖州德清。

朱之文多次表示，自己和这些人既非亲戚也无旧识，完全没有任何往来交集，却能通过声音把他们认出来。

他此前曾向举报者发声，邀约他们出面和自己当面对质，全程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他在采访里说过一句话，听着挺不是滋味："就是看不得别人好。"

这根本不是几个闲散人员存心使坏，而是把举报这件事做成了标准化的流水作业模式。

提起朱之文这个人，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都对他十分熟悉。

2011年，他身着那件军大衣亮相某地方选秀节目，刚开口演唱就迅速走红。

2012年龙年春晚，他独自登上央视舞台演唱《我要回家》，从那时起这位山东单县农民就成了全网眼中取之不尽的内容素材源。

整整走红十五年，他也接连被各类糟心事困扰了十五年。

隔三差五就有陌生人上门造访，这些人里头有的来借钱，有的凑过来围观，还有的举着手机开直播。

有个上门的人一开口就要借五十万元，主人家报警之后，那人直接躺到地上撒泼耍横，最后被警方带走。

还有人提出要借三十万元，要是对方不肯借给他，他就赖在这里不肯离开。

更有甚者为了能借到钱，在他家门外守了整整三天。

他本人亲口透露，自己的家已经成了大伙眼里的"许愿地"。

2020年4月15日，两个喝多了的人一脚踹开他家大门。

单县公安发布官方通报，涉事二人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处以十天的行政拘留。

朱之文当时怎么说的？门要是坏了完全可以重新修整，千万不要惊扰到旁人。

他特地自行购置了相关工具，将损坏的门修缮完毕。

人民日报当年曾刊发过一篇评论，文章标题为《"大衣哥"家门被踹开之后，不该只有自己去修》。

人民日报客户端此前还推出过一篇夜思栏目文章，标题表述十分直白：《善良不是没有边界的给予》。

到2026年4月，他接受采访，家里的木门早换成了铁门，门口装了六个监控，门上写着"私人住宅严禁闯入"。

持锤子砸门的滋事人员，最终被判处了一年多的有期徒刑。

家门成功护住了，那些心怀不轨的恶意却没能被完全阻挡在外。

今年秋天，那些人换了打法——不砸门了，改砸饭碗。

有人觉得，这不还是老套路，热搜两天就凉，但这回真不一样。

党报点了名，律师团进了场。

10月下旬，朱之文前往老家单县郭村镇派出所报案，完成全部笔录手续后，当地警方正式受理该案，案件进入侦查阶段。

2023年，朱之文起诉了一名长期实施网络暴力的人员，双方走庭外调解流程，该人员签署承诺书，保证不再发布针对他的不实信息。

这份承诺书上，清晰标注了相关人员的姓名、身份证号以及其本人的亲笔签名。

没成想对方转脸就又开始出言辱骂，到如今甚至直接赖账，声称这份承诺书根本不是自己写的。

2024年5月，律师团队把几百条视频做了公证，又向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要求平台披露号主的个人信息。

2025年11月，这名自2020年起就持续发布侮辱诽谤视频的网暴人员，被法院判定构成侮辱罪与诽谤罪，合并处以六个月有期徒刑。

宣判当日，朱之文表示自己对该结果很认可，涉案被告已经处于羁押状态，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疑惑，搞不懂这些人这么做的真实目的。

上一次走的是刑事自诉的维权路径，而这一回，他们打算选择通过公诉的方式推进相关流程。

杨安明表述得十分坦率：合规的正常举报会受到法律保护，判定恶意举报要核查三项内容：是否具备真实事实基础，举报人的主观出发点，行为本身有没有超出合规边界。

侵害他人名誉的，民事层面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构成治安违法的，将处行政拘留、罚款；一旦触碰刑法红线，涉及侮辱罪、诽谤罪、寻衅滋事罪、诬告陷害罪，都会面临严厉惩处。

杨安明也坦言，这类案子难在取证。

证据分散，参与的人又多，时间拖得长，靠受害者自己一根根捡，太费劲。

相关媒体评论把行为边界梳理得更为清晰：缺乏事实依据、无休无止的纠缠式重复举报，早已被划入“软暴力”违法犯罪类别，该治安处罚的处罚，该民事赔偿的赔偿，该刑事追责的追责。

最终为这件事一锤定音的，正是人民日报客户端，于10月30日登出题为《如果举报是随意甚至恶意的……》

那句"举报是公器，不能被当成伤人'暗器'"，一天之内传遍全网。

相关评论也指出，低举报门槛、高保护力度原本是引导知情人士主动发声的合理制度设计，再完善的规则，也经不住有人将其推向极端。

相关评论道出了实在的情况：事实尚未核查清楚，被举报者的演出机会与个人声誉就已经受损，发起举报的人却始终隐于公众视野之外。

实施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造成的破坏力却相当惊人，这恰恰就是恶意举报最恶劣的核心特征。

相关评论把利害算得十分透彻：恶意举报成本极低，会令当事人陷入「被举报—自证—再被举报」的死循环当中。

网上早有这样的生意，25块钱举报一个账号500次，1200块钱能"让一个账号消失"。

扎堆紧盯朱之文出行安排去举报的操作手法，和这类黑灰产的运作套路完全一致。

该评论还给出了几项应对方案：平台借助算法监测短时高频、文案雷同、反复撤诉的举报；投诉处理可采用听证模式，举报不实者需承担澄清责任；牟利类恶意投诉纳入信用监管。

这套组合拳要是真打出来，恶意举报的成本可就压不住了。

人民日报并没有急着给任何人定罪名，它划出了一条明确底线：举报属于公器，绝非谁能用来伤人的利器。

这条明确的底线，早在六年之前就曾经被划设过一回。

2020年那篇《"大衣哥"家门被踹开之后，不该只有自己去修》，说的就是别让老实人一个人扛。

行文到此处，我要讲几句大概率会冒犯到部分人的实在话。

首先，主办方推行的一刀切做法，表面看是自我保护，实际等于给恶意举报者递了武器。

某场演出刚接到举报就直接被叫停，最后蒙受损失的不只有朱之文，还有所有台前幕后的相关工作人员。

发起举报的人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被举报的人却要赌上全部身家来自证清白，这种悬殊差距正是对方可以拿捏的软肋。

第二点，“劣迹艺人”这一身份的判定，绝不能仅凭几通举报电话就随意得出。

如果单凭举报信息就能直接给人定罪，那我们设立专门的权威核查部门还有什么必要？朱之文从来没有被任何官方机构判定存在违规行为，各类举报里反复翻炒的内容，基本都是流传了十几年的陈年旧谣言。

第三，公众这回这么上心，不是心疼大衣哥一个人，是怕这套玩法普及开来——今天能举报他，明天就能举报你。

演员、主播、小老板、普通打工人，谁经得起这种盯？既无法务支持也没有公关团队的草根从业者，遭遇举报突然袭来时只能独自硬撑，就算最终扛过风波，已产生的损失也没法追回。

同一时期中国经济网刊发的评论表述十分直白：“监督是权利，克制是底线。”

大伙盼望的不只是讨到一个公平说法，更要让存心作恶的人实实在在承担后果，该赔的赔，该罚的罚，该判的判。

只停留在口头指责的层面，实在是太过轻纵这些人了。

本文信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