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失误，是抢功！”江西九江情侣捐赠被冒名抢功

2026年9月初，江西瑞昌，三百套叠得齐整的新衣被送进一所特殊教育学校，亲手分到孩子手里的，是出资人小茜的母亲。

可几天之后，当地媒体发的通稿里，捐赠方一栏写的却是缘策（九江）商贸有限公司。

余先生和小茜在广州做服装生意，见到这篇通稿都愣住了：衣服是小茜从老家存货里匀出来的，受捐点由义工联的谢某帮忙对接，现场也是义工联邀来的记者。

怎么见报时，真金白银的出资人，变成了副会长儿子陈某名下的公司。

小茜母亲当面跟谢某讨要说法，对方一句怕登澄清丢面子的话挡了回来；爱心可以匿名，可这份功劳，容不得现场那支采访的笔随手换掉！

2026年9月初，在广州做服装生意的余先生与女友小茜，打算把搁在瑞昌老家的三百套衣物捐出去。小茜母亲长居瑞昌，便受托在老家物色受捐对象。

两个年轻人原本只图个心安，没想留名，只盼衣服能递到真正有需要的孩子和家庭手上。

经人引荐，他们托到了九江市义工联合会的谢某，她在会里担任副会长，还兼着联合会妇联主席。

谢某推荐了三处受捐点：瑞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南阳乡中学，以及当地几户困难家庭。

余先生情侣远在广州赶不回来，整桩捐赠只能托付给老人和当地义工组织落地。

这意味着，从选受捐点到请记者，出资人全程不在场，现场谁说了算，他们根本插不上话。

捐赠当天，义工联派人和小茜母亲一道把衣服送到学校，一件件分发到孩子手里。

原定开车的司机临时没到，谢某又叫来儿子陈某到现场搭手，义工联还请来当地媒体到场采访记录。

谁料几天后稿子见报，通篇把捐赠方写成缘策（九江）商贸有限公司，也就是陈某名下的公司。

通稿把两批物资分别报成一万余元和两万七千余元，真正出资的情侣，名字一个都没出现。

小茜母亲当面去问谢某。谢某先在微信里安抚，说自己已经跟校长讲清楚衣服是小茜捐的，里头肯定是场误会。

可一听老人要登更正、要学校开张接收捐赠的证明，谢某马上变了口气。

她撂下话来，意思是这么做岂不是要让自己脸上无光，稿子改了再发也不行。更正的请求，就这么被一句“丢脸”挡了回去。

余先生辗转联系上陈某，对方称原计划是自己采购，如今媒体稿子已定稿，不便再追加署名。

据余先生称，这批衣物按销售价核算有四万七千余元，情侣一让再让，最后给出三万七千元的数目，陈某仍不接受。

这个数目是按自家服装店的销售价一笔笔算出来的，已经让掉了一万元。

到了9月21日，陈某通过微信建议小茜直接走法律程序起诉，理由是报价过高、和解协议有争议、无法线上沟通。

情侣这边拒收对方的补偿款，只要求公开更正、赔礼道歉。

截至大众日报2026年10月17日报道，当地媒体撤下了那条视频报道，图文稿却仍在原样传播。

义工联、受捐学校和民政部门，都还没有就捐赠主体认定或更正报道发布通报，双方各执一词。

这场争议从9月初拖到10月中旬，衣服早发到了孩子手里，可捐赠人的名字到现在还没在报道里正过来。

先把现场格局摆正。整桩捐赠，余先生情侣自始至终没踏足瑞昌，亲手送衣、分发的是小茜母亲。

可在镜头前接受采访、向记者介绍物资来历的，却是活动的组织者谢某，以及她带来的儿子陈某。

出资人不在场，现场的话筒递到谁手里，捐赠方的名字就由谁开口定。

第一道错位出在委托链条上。捐赠人不亲自对接，受捐点谁来选、义工谁来派、媒体邀不邀、现场怎么介绍，一整串环节都交到了组织者手里。

谁是捐赠方，没有一个书面节点锁死。

从选点到派工到请记者，出钱的人在这条委托链上没有任何一个环节能插上话、签个字。

口头介绍一句“这是我们捐的”，在现场往往比一张白纸管用。

第二道错位是现场信息差。按谢某的说法，儿子原本打算买下这批衣服、再以公司名义捐，当天误以为货款已经付清，就跟记者说物资是他的。

可直到媒体发稿，购衣款一分没付——衣服本是小茜的存货，并没有卖。

换句话说，货还是那件货，钱却没人付，报道却先把功劳记在了公司名下。

第三道错位在更正门槛。陈某那边称，稿子已经定稿，不好再加名字；可情侣想要的，无非是发一则更正、让学校开张接收证明。

这一步却被谢某一句怕丢脸的话拦了下来。发一则更正、开张接收证明，本都是举手之劳的事。

真正难的不是操作，是愿不愿意低头认这一步。

谢某一方的说法需要正面摆出来。她称儿子的公司当天也来了，另外还捐了一万元；这场报道是沟通失误导致，并非有意侵占，事后还愿意照价把钱补给小茜。

谢某的这套解释，和情侣一方的说法摆在一处，本稿不替她读心，也不坐实“故意侵占”。

是误会还是有意，在没有权威认定之前，两种说法都只能先并排摆着。

可摆在台面上的行为链清清楚楚：见报的捐赠方一栏，被写成了副会长儿子的公司，更正请求被一句怕丢脸挡回，价钱谈不拢，对方反倒让小茜去打官司。

小茜母亲全程在现场，还加了记者微信。老人就站在分发衣服的现场，真要核实谁是出资人，当面问一句、微信上留一句话，本不是难事。

所谓信息差，并非不可避免。

另据公开工商信息，陈某先后参与经营十二家公司、现任五家公司法定代表人。报道中记者致电陈某始终被挂断，谢某称儿子正在外出差。

这些信息到此为止，不引申、不揣测其商业版图。电话被挂断、人在外出差，对外这扇门眼下是紧紧关着的。

事情走到哪一步了。截至2026年10月17日，陈某电话始终挂断，谢某称其出差在外；当地媒体撤了视频，图文稿还在传。

义工联、校方、民政部门均未发布认定或更正通报，整件事仍悬在半空。

法律上的规矩先讲清楚。我国《慈善法》第三十八条写明，慈善组织接受捐赠，要给捐赠人开张捐赠票据，票面由财政部门统一监制。

第九十条规定，经过受益人同意，捐赠人可以给自己捐的项目冠名留纪念。

规矩落到这件事上：谁才是捐赠主体、名字该署给谁，本该由票据和接收证明白纸黑字锁死，而不是现场谁对着记者开口就算谁。

捐赠人的意愿和署名，本就该被尊重。

2026年初，中央社会工作部还集中通报过志愿服务领域信息不透明等突出问题，志愿组织怎么公开捐赠信息，这根弦其实越绷越紧。

一笔小额善意，本不该在署名环节出这样的岔子。可恰恰是在这种小事上，最能看出一个志愿组织把捐赠人的意愿当不当回事。

情侣手里的路，其实有三条。

头一条，让组织者去找媒体发一则更正，再请受捐学校开张接收证明。

第二条，找当地民政部门反映，请主管部门督促慈善组织把捐赠信息依法公开。

第三条，针对冒名报道带来的影响，循民事诉讼主张姓名权、名誉权等权利。

这三条路并不冲突，可以同时往外走。微信记录、购物凭证、通稿截图，从现在起都该留好，这是日后说清楚的底气。

说到底，这是民间做慈善的信任，怎样才不被经手人一点点磨掉的一个切片。

三百套衣物本是一笔小额善意，信任却恰恰损耗在“捐赠方该由谁真金白银出钱来定”这件本不该含糊的事被随手改掉的那一瞬间。

民间做慈善，靠的就是一句“谁捐的、捐了多少”能对得上账。账一旦对不上，下回再有人想捐，心里就得打个问号。

更正启事到现在还没见报，那三百套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早已穿在特校孩子身上。衣服是真的，只是通稿里那个捐赠人的名字，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