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两百年前，一位工匠在湿润的陶泥上按下手指，为一尊兵马俑塑出耳朵的轮廓。他不会想到，这枚指纹会在今天开口“说话”。

更出人意料的是，这些指纹的主人里，不仅有成年男子，还有女性，甚至还有孩子。

中国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考古学家李晓溪带领团队，对兵马俑上残存的古代指纹进行了系统分析。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文化遗产杂志》上。

研究者认为，这是首次用量化的生物学证据表明，建造兵马俑的是一支包含女性和儿童在内的多元劳动队伍。

地下军团背后，谁在捏泥？

1974年，陕西临潼的农民在打井时意外挖出陶俑残片，一座震惊世界的地下军阵由此重见天日。

这支为秦始皇守陵的大军规模惊人，包括约8000尊武士俑、130辆战车、520匹拉车陶马以及150匹骑兵马。

秦始皇兵马俑，出土于外地。每个兵马俑的面部特征和细节都各具特色。（Grant Faint/The Image Bank/Getty Images）

每一尊武士俑的面容、发型和神态各不相同，堪称古代工艺的巅峰之作。

1987年，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过去几十年，学者们对兵马俑“怎么造”研究得相当透彻，从模制、捏塑到烧制工序都有大量成果。但对于“谁来造”，却一直缺乏直接证据。

考古界长期默认，这项浩大工程主要由成年男性工匠完成。陶俑上的一些刻字铭文，也记录了部分工匠和作坊的名字。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陵的修建动用了七十余万人，前后历时数十年。如此庞大的劳动力中，究竟有哪些人参与了陶俑的制作，一直是个谜。

藏在陶泥里的“身份证”

研究团队把目光投向一个被忽视的细节：工匠在湿泥上留下的指纹。

一组兵马俑，展现了2000多年前制作的兵马俑在面容、发型和盔甲方面的惊人多样性。（Rolf_52/iStock/Getty Images Plus）

指纹被称为人体的“天然身份证”，在考古学中早有用武之地。此前，研究人员曾借助古代陶器和雕像上的指纹，推测史前陶工的性别与年龄。

不过，把这种方法系统应用于兵马俑，还是第一次。

他们对同一个坑中出土的36尊武士俑进行了细致排查，最初记录到91枚指纹。剔除其中12枚疑似多人重叠的指纹后，最终有79枚进入分析。

其中73枚属于“表面印痕”，是工匠在模制、塑形和组装过程中用手指按压湿泥留下的，主要分布在头部和手臂。

另外6枚属于“浮雕印痕”，出现在甲钉、腰带等预制装饰件被按压到陶俑身上时，只见于铠甲部位。

判断指纹主人的关键，是一项叫“平均纹线宽度”的指标，也就是指纹脊线之间的平均间距。

人的指纹纹线间距会随年龄增长而变化，成年后男性的纹线通常比女性略宽。

由于男女数据范围大量重叠，研究人员并不对单枚指纹逐一“判性别”，而是用算法估算全部指纹中不同人群所占的比例。

他们还考虑到陶泥在干燥和烧制过程中会收缩，并据此对测量值进行了校正。

男人、女人与孩子并肩劳作

分析结果显示，约45%的指纹来自成年男性，约32.7%来自成年女性，约22.3%则来自15岁以下的儿童。

兵马俑上保存的指纹。上图显示的是头部表面的指纹印痕；下图显示的是凸起盔甲装饰上的指纹印痕。（Li et al., J. Cult. Herit. , 2026）

这意味着，在这支气势恢宏的地下军团背后，女性和孩子很可能都曾是不可或缺的劳动力。

换句话说，每五枚指纹里，大约就有一枚出自孩子之手。

这一发现与历史文献并不矛盾。

秦代史料中就有关于学徒制度的记载，研究者认为，男女在官营作坊中协同劳作，成年匠人身边还跟着充当帮手或初学者的少年。

年纪较小的劳动者，或许负责粘贴铠甲甲钉之类相对简单的工序。这与浮雕印痕集中出现在铠甲部位的现象，也颇为吻合。

当然，研究团队对结论保持了审慎态度。样本只涵盖一个坑中的36尊陶俑，在庞大的兵马俑遗址中只占很小一部分。

指纹比例也未必等同于人数比例。经验不足的新手往往留下更多指纹，而技艺娴熟的工匠可能下手更干净利落。

此外，研究使用的参照数据主要来自现代欧洲人群，这也给结果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

古代中国人与现代欧洲人的指纹特征是否完全可比，仍需进一步检验。研究者表示，未来扩大指纹样本，将有助于更清晰地还原这支劳动队伍的真实面貌。

从方法上看，这项研究为考古学打开了一扇新窗。今后，青铜器范模、古代砖瓦乃至壁画泥层上的指纹，都可能成为追溯古代劳动者身份的线索。

这项研究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兵马俑本身。它提醒我们，宏伟的古代工程从来不只属于帝王与名匠，也凝结着无数被史书忽略的普通人的汗水。

两千多年后，那些稚嫩或纤细的指纹，终于为它们的主人在历史中争得了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