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金日成电告志愿军必须撤走，毛主席转头问周恩来

1958年，金日成电告志愿军必须撤走，毛主席转头问周恩来：这哪里是逐客令，分明是递到手上的一次机会！

第一章 安东来的电报

一九五八年一月下旬，朝鲜北部冷得厉害。雪压着山，公路上的冰被履带碾出两道黑印，太阳一照，亮得刺眼。志愿军后勤部第五分部设在一条山沟里，几排木板房，房顶上冒着煤烟。赵怀民蹲在仓库门口，拿一根铁丝捅炉子，烟不顺，倒灌出来，呛得他直咳嗽。

“老赵，电话。”屋里有人喊。

赵怀民把铁丝往雪里一插，拍了拍手上的灰，进去接。电话是分部政治部打来的，说志愿军总部来了通知，各部队要开始做撤军准备，具体文件随后送到。赵怀民握着听筒愣了两秒，问了一句：“撤军？”

那边说：“对。全部撤。年底以前。”

赵怀民把听筒放回去，没说话。他坐在电话机旁边那张吱呀响的木椅上，摸出烟盒，里面还剩两根，他抽出一根点上，把另一根夹在耳朵上。仓库外面，几个兵正在往卡车上装粮食，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往上飘。他看了半天，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很不合时宜：这批粮食刚运上来，还没入库呢，就要往回搬了？

赵怀民是三八年入伍的老兵，抗美援朝第一批过江，一直干后勤。别人在前线打仗，他在后面管粮食、弹药、被服、药品，管了七八年。他这个人有个毛病，凡事先算账。撤军这件事他算不过来：二十多万人，加上装备、物资、仓库、营房，说走就走，光火车皮就得多少？那些带不走的东西怎么办？还有，走了以后呢？

他没往下想，因为电话又响了。这回是直接找他的，分部首长让他去一趟。赵怀民把烟掐灭，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棉大衣出了门。雪地上一串脚印，他走得快，风灌进领口也不觉得冷。他心里隐隐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高兴，也不是不高兴，更像在仓库里翻到一件好几年没动过的旧东西，拿起来不知道往哪儿放。

分部首长的屋里烧着炉子，暖烘烘的。首长姓孙，四十来岁，脸黑，话少。他面前摊着一份电报，看见赵怀民进来，把电报往前推了推。

“看看。”

赵怀民拿起来。电报不长，大意是：根据中朝两国政府协商，中国人民志愿军定于一九五八年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各部队立即着手清点物资、造册登记，做好移交和回撤准备。电报末尾有一句话他看了两遍——“军队撤出，友谊长存”。

“有什么想法？”孙首长问。

赵怀民把电报放回去，想了想，说：“物资怎么办？咱们手头这些东西，账上是一个数，实际又是一个数。这几年搬来搬去，有些东西在哪个山洞里我都得翻本子。”

孙首长点了一根烟，说：“全部无偿移交。除了武器装备和个人随身带的东西，其余一律交给人民军。”

赵怀民嘴张了一下，没出声。他脑子里飞速转了一圈：仓库里存着的棉布、粮食、药品、汽油，还有修车用的零件、发电机、电台电池，甚至食堂那几口大铁锅，全交？他不是舍不得，他是觉得这件事干起来会很难看。东西是自己一件一件攒起来的，现在要一件一件列清单、造册子、跟人家对账、签字画押，像分家一样。

“有情绪？”孙首长看着他。

“没有。”赵怀民说，“就是觉得，这事儿急。年底以前全部撤完，三批走，第一批四月底就得动。满打满算，三个月准备。”

孙首长把烟抽完，在鞋底上摁灭，说了一句话赵怀民后来记了很久：“这是上面定的事。上面定的事，有上面的道理。咱们干具体工作的，把东西交清楚，把人带回去，别出乱子，就行了。”

赵怀民点头，起身要走。走到门口，孙首长又叫住他：“老赵，你跟下面的人讲的时候，注意方式。别让人觉着咱们是被人家赶走的。”

赵怀民回过头，没接话。他心里想的是：赶不赶的，人家提出来了，咱们答应，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但他没说出口。他在部队待的年头够长了，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咽回去。

回到仓库，几个兵围上来问，是不是要回国了。赵怀民一边拍身上的雪一边说：“急什么，先把手头的账盘清楚。回国也得把东西收拾利索了再走，不能让人家戳脊梁骨。”

有个年轻的保管员叫小周，二十出头，四川人，嘴快，问了一句：“排长，咱们走了，朝鲜老百姓怎么办？这几年咱们帮他们修房子、修水渠，说走就走？”

赵怀民看了他一眼，说：“你问我，我问谁去。干活。”

小周缩了缩脖子，不问了。赵怀民坐回炉子旁边，重新点了一根烟，这次他把耳朵上夹的那根也抽了。外面雪还在下，不急不慢的。他想起来一九五三年停战那天，也是这么个下雪的天气，大家从坑道里钻出来，又笑又叫，有人抱着枪哭。那时候以为很快就能回家了，结果一待又是五年。现在真要走了，反倒没那种劲头了。

过了两天，文件正式下来，同时到的还有一份政治工作指示，要求各部队教育官兵认识到撤军的意义，要“不骄不懈，善始善终”。赵怀民在分部开会的时候听到传达，里面有一句话是从上面来的，原话他记不全，大意是：撤军不是简单走人，要把这件事办成一次政治上的主动。他没完全听明白，但记住了“主动”两个字。

散会以后，他跟同屋的老参谋嘀咕：“主动是啥意思？人家让走，咱们就走，主动在哪儿？”

老参谋比他大几岁，文化高些，想了想说：“可能就是，别让人看着像被撵走的。咱们自己走，跟被撵走，不一样。”

赵怀民哼了一声，没再说什么。

晚上他给国内写信。老婆在河北老家，带着两个孩子，大的已经上小学了。他每个月写一封信，这次写了几句撤军的事，说可能年底前能回去，具体时间不知道，让家里别惦记。写到一半他停了笔，想起一件事：回国以后去哪儿？文件上没说。是回原部队，还是转业，还是就地安置？他心里没底。但他没在信里写这个，只写了一句“一切都好，勿念”。

信封好，交给通讯员。他站在门口看了看天，雪停了，云裂开一道缝，露出灰蓝色的天。山那边是朝鲜的村子，有几间房子亮着灯。他看了几眼，转身进屋，把明天的清单本翻出来，开始列第一页。

第二章 清单上的东西

清点物资这件事，比赵怀民想的麻烦十倍。

账本上的数跟实物对不上，这在后勤系统不算新鲜事。几年打下来，东西来了走、走了来，有些入库单子当时就随手记在烟盒背面，后来烟盒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赵怀民带着小周和另外两个兵，一个山洞一个山洞地钻，手电筒照过去，里面堆得乱七八糟：成箱的罐头压在棉被上面，棉被底下是修车工具，工具旁边又塞着几捆电线。有一回他们翻出一个洞子，打开手电一照，里头码着整整齐齐两百箱压缩饼干，包装纸都发黄了，账上压根儿没记。

小周乐了：“排长，这算谁的？”

赵怀民说：“算朝鲜人民的。登记上。”

小周蹲在地上记，嘴里嘟囔：“这饼干还不知道能不能吃呢。”

“能不能吃是人家的事。咱们交的是东西，不是口味。”

赵怀民嘴上硬，心里也嘀咕。这些东西是自己人一点点攒起来的，有些是拿命换的。一九五一年冬天，后勤往前线送棉衣，运输队在半路上挨了轰炸，一车棉衣烧掉大半，司机和押车的战士都没回来。后来补上来的那批棉衣，就是从这个山洞里发出去的。现在要交出去，他不能说舍不得，但要说心里毫无感觉，那是假话。

更要命的是跟人民军对接。朝鲜人民军派了一个少校带人来接收，姓朴，会说中国话，说得不利索，但能沟通。朴少校办事认真，每一样东西都要打开看，看完在本子上记。赵怀民陪着看了三天，到第四天有点绷不住了。

“朴少校，这些罐头不用一箱一箱开吧？封条都在，你看封条就行了。”

朴少校摇头：“赵同志，我要负责。将来出了差错，上面要问我。”

赵怀民想发火，忍住了。他明白人家没错，换了他去接东西，他也得这么干。但这么干下去，三个月根本不够。他晚上回去跟孙首长反映，孙首长说：“你跟他商量，大宗物资抽样看，零碎的按类点。你干后勤这么多年，这个办法想不出来？”

赵怀民回去跟朴少校商量，对方同意了，但提了一个条件：抽样开箱的时候，赵怀民必须在场，签字。赵怀民说行。从那以后，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蹲在仓库门口，看着战士开箱、点数、登记、签字。手上沾着机油和灰，笔都捏不稳。

中间出了一件事。有一批药品，账上记的是盘尼西林三百支，实际开箱只有二百四十支。差六十支。赵怀民脑袋嗡了一下。六十支盘尼西林，不是小数目， wartime 一支药能救一条命。他把保管员叫来问，保管员是个入伍才两年的新兵，脸都白了，说每次出库入库都记了账，不知道怎么就少了。

赵怀民把账本翻了三遍，最后在一页背面找到一行铅笔字，模糊得快看不清了：一九五六年七月，九兵团卫生部借走盘尼西林六十支，未还。签字的是一个他认识的老卫生员，已经调回国了。

“借的，没还。”赵怀民把账本往桌上一拍，“你记在背面，谁看得见？下次写在正面。”

新兵差点哭出来。赵怀民没再骂他，自己写了张说明附在账本后面，让朴少校看了，签了字，按实际数目移交。这件事过去以后，他给所有保管员立了一条规矩：不管谁借东西，哪怕借一根针，也要写在正面，写清楚日子、名字、用途，不能往背面塞。

小周私下跟他说：“排长，你刚才那样子挺吓人的。”

赵怀民说：“吓人比出错强。这些东西是国家的，也是人家朝鲜的，少一支药，将来人家说中国人移交的时候揩油，你担得起？”

小周不吭声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清单越拉越长。到二月中旬，第一批回撤的部队已经开始往火车站方向集中了。赵怀民有一天从仓库回来，路过一个朝鲜村子，看见几个志愿军战士在帮老百姓修屋顶。雪化了，屋顶漏雨。那几个战士干得满头大汗，朝鲜老大娘在旁边端着一碗热水，一个劲儿往他们手里塞。

赵怀民站住看了一会儿。他认识其中一个战士，是通信连的，姓马，河北老乡。小马看见他，喊了一声：“赵排长，我们帮大娘把瓦补上就走！”

赵怀民说：“你们不是下个月就回国了吗？还修？”

小马从屋顶上探出脑袋，咧嘴一笑：“就是因为要走了才修。走了就修不着了。”

赵怀民没接话，转身走了。走出去十几步，他听见身后那个朝鲜老大娘用生硬的中国话说“谢谢”，声音不高，但听得清楚。他脚步慢了一下，又加快了。

回到分部，孙首长找他，说周恩来总理二月中旬要带队来朝鲜，跟金日成首相签联合声明，让他参与准备移交清单的汇总材料，要得急。赵怀民问要什么程度，孙首长说：“能列的都列上，别漏。这不是咱们一个分部的事，是全国全世界看着的事。”

赵怀民连夜趴在桌上整理，煤油灯把鼻子熏得发黑。小周在旁边帮着抄，抄着抄着趴桌上睡着了，笔还攥在手里。赵怀民没叫他，自己把剩下的抄完，天快亮的时候才合眼。

他合眼之前想了一件事，这件事他没跟任何人说过：清单上列得再细，也列不清这七八年。但列不清也得列，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

第三章 一封没寄出去的信

周恩来到的前一天，平壤下了场小雨，路面上结一层薄冰，汽车走起来打滑。赵怀民跟着分部的车去平壤送材料，一路上看见朝鲜老百姓在路边扫水、垫沙子，忙活得挺齐心。小周趴在车窗上看，说：“人家这卫生搞得比咱们干净。”

赵怀民说：“你少说两句没人当你是哑巴。”

小周闭嘴了。

材料交到志愿军总部，赵怀民在走廊里碰见一个熟人，是总部作战处的参谋，姓何，以前跟他在一个分部待过。何参谋把他拉到一边，低声说：“老赵，你那边物资清得怎么样？”

赵怀民说：“差不多了。该列的都列了，该签的都签了。”

何参谋点点头，又压低了一点声音：“你知道这次是谁先提的撤军吗？”

赵怀民摇头。

何参谋说：“去年十一月，毛主席在莫斯科跟金日成谈的。毛主席先提的。金日成回去以后来了两封信，提了两个方案，最后定的是朝鲜先发声明，咱们响应。”

赵怀民愣了一下。他一直以为这件事是朝方主动提的，北京顺势答应。何参谋看他那个表情，笑了一下：“你以为真是人家把咱们撵走的？”

“我没那么以为。”赵怀民说，但语气不太硬。

何参谋拍了拍他肩膀：“别往外说。我就是跟你说一声，心里有个数。上面有上面的考虑。”

赵怀民点头。他回到车上，小周问他何参谋说了什么，他说没什么，问材料的事。小周也没追问。

回分部的路上，赵怀民坐在卡车后斗里，风刮得脸疼，他把棉帽耳朵系紧，脑子里翻来覆去琢磨何参谋那几句话。毛主席先提的。金日成提了两个方案。朝鲜先发声明，中国响应。他一个管仓库的排级干部，想不明白这里头的弯弯绕，但他隐约觉出来一件事：这不像被人撵。谁撵人还提前几个月打招呼、还商量怎么个走法？

可他心里还有另一个念头：就算不是撵，人家想让你走的意思总是有的。朝鲜战争打了三年，停战又停了五年，二十多万中国军队待在人家国土上，时间长了，搁谁谁不嘀咕？他想起有一回在朝鲜老百姓家里借宿，房东老大爷喝了几杯酒，含含糊糊说了一句“你们什么时候回去”，他当时没接茬。现在想起来，那句话里头的意思，跟金日成信里头的意思，大概是一回事。

只不过上面把这件事翻了个面。你让我走，好，我走，但我走得堂堂正正，走给全世界看。赵怀民不太会讲大道理，但他觉出来，这个翻面的本事，不是一般人有的。

到了三月，第一批部队开始回撤。火车站上热闹得很，朝鲜老百姓来送，有送打糕的，有送苹果的，有老太太抓着战士的手不松。小周头一回见这阵势，站在站台上东张西望，嘴里说：“排长，这比过年还热闹。”

赵怀民说：“你站好，别乱跑。”

他自己也没闲着，盯着装车。物资移交完了，装备和人员按计划上车。火车是闷罐车，一节装人，一节装东西，门口用粉笔写上部队番号和人数。赵怀民拿着一本花名册，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勾。勾到小马的名字时，他停了一下。小马在他身后站着，背着一个打得方方正正的背包，脸上笑呵呵的。

“排长，我走了啊。”

“走吧。”赵怀民说，“回去好好干。”

“排长你呢？什么时候走？”

“最后一批。年底。”

小马挠挠头，说：“那我在国内等你。”

赵怀民笑了一下，没说什么。小马上了车，从车门里探出半个身子朝他挥手。火车动了，站台上朝鲜老百姓挥着花束和旗帜，有人跟着火车跑，跑着跑着就哭了。赵怀民站在站台上，手揣在袖子里，看着火车越走越远，变成一个小黑点，最后被山挡住。

他回到驻地，屋里空了一半。小马的铺位空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赵怀民坐在自己的铺上，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封信。信是三天前写的，写给老婆的，里面说撤军开始了，第一批已经走了，他大概年底能回。他写了一句“这边一切都好”，又写了一句“回国以后干什么还不知道”。写完了没封口，一直搁着。

他把信抽出来看了一遍，在“回国以后干什么还不知道”后面加了一句：“干什么都行，听组织安排。”然后封上口，交给通讯员发走。

那封没寄出去的信，其实还有一封。是他自己写给自己的，写了半页纸，把何参谋说的那些事记了下来，什么莫斯科、什么两个方案、什么朝鲜先声明。他也不知道记这个干什么，可能就是想留个底，将来老了跟人聊天有个话说。他把这半页纸折起来，夹在花名册的硬壳封皮里，跟那些勾过的名字放在一起。

第四章 留下的理由

四月到七月这段时间，赵怀民一直在做同一件事：交接，清点，签字。第二批部队撤走的时候，他照例去火车站盯着。这回人少了些，送行的朝鲜老百姓还是那么多。有一个朝鲜老汉扛着一袋苹果往车上塞，战士不要，老汉急了，用朝鲜话嚷嚷，赵怀民听不懂，旁边翻译说老汉讲的是“你们修的水渠今年浇了稻子，苹果是自己树上结的，不收就是看不起我”。

赵怀民对战士说：“收下吧，记在清单上，算赠送物资。”

战士收了苹果，给老汉敬了个礼。老汉笑了，露出缺了门牙的牙床。

七月过完，分部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赵怀民本来应该在第二批走，但孙首长把他留下了，说最后一批还有一批物资要移交，别人盯不住，让他再待几个月。赵怀民没意见。他给老婆又写了一封信，说可能要拖到十月，让家里别急。

八月的一天，孙首长把他叫去，屋里多了一个人，是志愿军总部后勤部的，姓张，面孔不熟。孙首长说：“老张从总部来，跟你了解点情况。”

张同志问得很细，问仓库分布、物资种类、移交进度，还问了跟人民军对接顺不顺利。赵怀民一一回答。问到最后，张同志合上本子，说了一句话：“赵怀民同志，有个事跟你通个气。撤回去的部队，一部分留东北，一部分往内地去。总部直属单位有些技术骨干，回去以后可能不归原部队。”

赵怀民没太明白：“不归原部队是什么意思？”

张同志说：“就是重新分配。国家要搞建设，部队有些人要转业到地方。你在后勤干了这么多年，管仓库、管运输都有经验，回去以后地方上也需要这样的人。”

赵怀民沉默了一会儿，问：“是征求我意见，还是通知我？”

张同志笑了一下：“现在还是通个气。正式的命令要等回国以后。”

赵怀民说：“我服从安排。”

张同志走了以后，孙首长问他：“真没想法？”

赵怀民说：“想法有。我当兵二十年，除了管仓库不会干别的。到地方上，不知道人家要不要一个只会盘货的老兵。”

孙首长说：“你会盘货，这就是本事。国家现在缺的就是会盘货的人。你当那些工厂、工地不需要管仓库的？”

赵怀民想了想，说：“那也是。”

九月底，最后一批物资交接完毕。朴少校在移交清单上签了最后一个字，站起来跟赵怀民握手。握完手，朴少校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递给赵怀民。

“赵同志，这个给你。”

赵怀民打开，里面是一枚朝鲜劳动党的小徽章，铜的，有点旧。他愣住了。

朴少校说：“不是正式礼物。我自己的。你管仓库这几年，没少给我们行方便。我知道你按规矩办事，但规矩里面也有人情。”

赵怀民把布包推回去：“这个我不能收。物资是国家的，不是我个人的。”

朴少校说：“我知道。这是我的意思，不是国家的事。你收着，回去做个纪念。”

赵怀民看了他一会儿，收下了。他把徽章揣进贴身的衣袋里，说了一句：“朴少校，以后有机会到中国来，我请你喝酒。”

朴少校笑了：“你们中国的酒厉害，我喝不过。”

两个人握了握手，分开了。

赵怀民回到屋里，把徽章放在桌上看了看。小周凑过来问是什么，他说是人家送的纪念品。小周拿起来翻来覆去看了看，说：“排长，你这算不算受贿？”

赵怀民瞪了他一眼：“一枚铜片子，受什么贿。去把最后那几本账搬来，我要合总。”

小周吐了吐舌头，跑了。

第五章 十月二十五日

最后一批撤军的日子定在十月二十五日，志愿军出国作战八周年纪念日。赵怀民头天晚上没怎么睡，把所有的账本、清单、移交回执按顺序码好，用油布包了一层又一层。这些东西比他的行李还重要，行李丢了顶多没换洗衣服，账本丢了，将来对不上，说不清。

二十五号早上，平壤冷，天阴着，没下雨。志愿军总部的队伍在市中心广场集合。赵怀民站在后勤分部的方队里，前后左右都是熟面孔，也有不少生面孔——最后一批走的人里头，有些是从其他单位合并过来的。小周站在他旁边，穿了一身新棉衣，头发理得短，显得精神了不少。

“排长，你说金日成会不会来？”

“不知道。别说话，站好。”

金日成来了。赵怀民远远看见一群人从广场那头走过来，走在中间的那个个子不高，穿深色大衣，向队伍挥手。旁边有人小声说那就是金首相。赵怀民踮了踮脚，看了个大概，没看太清。他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几年前在同一个地方，他见过金日成给志愿军授旗，那时候气氛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是“并肩作战”，现在是“送别”。词换了，人还是那些人。

队伍开始往火车站走。从广场到车站两公里路，两旁站满了朝鲜老百姓。赵怀民在队伍里走着，余光扫到路边的人：有穿白裙子的年轻姑娘，有抱着小孩的妇女，有拄拐棍的老人，有穿工装的工人。有人往队伍里塞东西，苹果、栗子、打糕、鸡蛋，什么都有。战士们不接，老百姓就往怀里揣。赵怀民看见一个战士被一个大娘拽住胳膊，大娘哭着说什么，战士红着眼圈摇头。队伍没停，继续往前走。

小周手里被塞了一个苹果，他回头看赵怀民，赵怀民说：“拿着吧，别回头。”

两公里的路走了快一个钟头。到了车站，站台上也是人。火车已经生火，烟从车头往上冒。赵怀民组织人把账本箱子先搬上车，然后按名单清点人数。他拿着花名册，一个一个念名字，念到一个，应一声，上车。念到最后，合上册子，自己也上了车。

车门拉上。火车动的时候，站台上的人开始往前涌，有人拍车厢，有人喊话，声音太杂，听不清喊的什么。赵怀民从车门缝里往外看，看见朴少校站在人群后面，没往前挤，朝他抬了抬下巴，算是打招呼。赵怀民点了一下头。

火车出了站，平壤在车窗里往后退，越来越小。小周坐在对面，怀里还抱着那个苹果，没吃，拿袖子擦了又擦。赵怀民说：“吃了吧，留着也带不过鸭绿江。”

小周说：“我想带回去给我妹妹看看。”

赵怀民没再说什么。他靠着车厢壁，闭上眼。车轮碾过铁轨，咣当咣当响，有节奏。他脑子里没想什么大事，就是算了一笔小账：从一九五〇年十月过江，到一九五八年十月回国，整整八年。八年里他在朝鲜过了八个冬天，每个冬天都冻得够呛，今年冬天终于不用在这边挨冻了。这么一想，他觉得轻松了一点。

车过鸭绿江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江面黑乎乎的，对岸安东的灯火远远亮着。有人喊了一声“到中国了”，车厢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好些人趴到车门缝边往外看。赵怀民也站起来看了一眼，就一眼。他坐下来的时候，手不自觉地摸了摸贴身衣袋里那枚铜徽章。

第六章 丹东的站台

丹东站台上锣鼓喧天。赵怀民他们下车的时候，脚踩在水泥地上，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地是硬的，跟朝鲜那边没什么区别，但他知道这是中国的地。

站台上有欢迎的人群，有花，有红旗，有领导讲话。赵怀民站在队伍里听了一会儿，内容他没记住多少，大意是英雄凯旋、祖国感谢你们。他注意到站在前排的一个首长讲话时嗓子有点哑，可能是连着讲了好几场。

散了以后，各部队被带到临时驻地休整。赵怀民把账本箱子交给上级派来接收的人，一件一件点清楚，签了字。接收的人翻了翻账本，说：“你们分部交得最细，别的单位好多都是囫囵账。”

赵怀民说：“细点好。将来谁问起来，有据可查。”

当天晚上他才有空打开自己的行李。行李简单：一个背包，一个挎包，挎包里装着那枚徽章、一封没写完的家信、半包烟。他坐在招待所的床上，把徽章拿出来放在掌心里看。铜面上有点氧化，发暗，但字还看得清。

小周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两个热包子，递给他一个。赵怀民接过来咬了一口，猪肉白菜馅的，油水足。

“排长，咱们下一步去哪儿？”

“等通知。”

“你说咱们分部的人会分到哪儿？”

“不知道。可能东北，可能关内。听安排。”

小周啃着包子，含含糊糊地说：“我想回四川。我妈来信说给我看了一门亲事，让我回去见见。”

赵怀民说：“那你就打报告。”

“打了。不知道批不批。”

赵怀民没接话。他知道这种事不是打报告就能解决的。部队有部队的规矩，需要你留下的地方，你走不了；不需要你的地方，你想留也留不下。他自己也一样，二十年兵当下来，早就习惯了被安排。但“习惯”跟“没想法”是两码事。

第二天，分部的人集中开会。孙首长站在前面，拿着一份文件念。念完了，说：“分配方案下来了。大部分同志回原部队，少部分同志转业到地方。转业名单我念一下。”

赵怀民竖起耳朵听。名字一个一个念过去，没有他。他松了一口气，又有点说不清的失落。松口气是因为回部队意味着继续干老本行，失落是因为他隐隐觉得，也许换个地方也不坏。但这事由不得他。

散了会，孙首长叫住他：“老赵，你留一下。”

赵怀民走过去。孙首长说：“你的去向定了。不回原部队，去黑龙江。垦区。管物资。那边刚建，缺人。”

赵怀民愣了一下：“北大荒？”

“对。你干后勤在行，那边用得着。不算转业，还是部队编制，但工作性质变了，搞生产建设。”

赵怀民没马上说话。他脑子里飞快地过了一遍：黑龙江，冷，比朝鲜还冷。种地，开荒。他一个管仓库的，去管农场的物资，也算对口。

“什么时候走？”

“十一月中旬。先到哈尔滨报到，再分到场部。”

赵怀民点头：“行。”

孙首长看了他一眼：“没意见？”

“有意见管用吗？”赵怀民说，语气不冲，就是平着说。

孙首长笑了一下：“你这个老赵。有意见可以说嘛。”

“那我说。我当兵二十年，打仗打了十几年，管仓库管了七八年。现在让我去种地，我不怕种地，我就怕我干不好。但既然组织上定了，我干。干不好你处分我。”

孙首长说：“不是让你去种地。是让你去管物资。农场几万人，吃的用的，拖拉机零件，化肥种子，哪一样不要人管？你在朝鲜能把二十多万人的家底盘清楚，到那边盘几万人的家底，难不住你。”

赵怀民没再说什么。他站起来，敬了个礼，出去了。

第七章 往北的火车

从丹东往北的火车跟从平壤回来的火车不一样。从平壤回来那趟，车厢里闷着，大家不说话，心里沉。往北这趟，车厢里热闹。一车厢都是去垦区的，有转业的，有调动的，有从朝鲜回来直接分过去的。赵怀民坐在靠窗的位置，小周坐他对面——小周没回成四川，报告没批，也分到黑龙江了，跟赵怀民一个场。

“排长，你说北大荒什么样？”

“没去过。听说地多，人少，冷。”

“比朝鲜还冷？”

“朝鲜靠海，没那么冷。黑龙江那地方，冬天零下三四十度，撒尿得拿棍敲。”

小周缩了缩脖子：“你吓我。”

“吓你干什么。去了你就知道了。”

火车过了沈阳，过了长春，过了哈尔滨。窗外的景色越来越平，越来越空。大片大片的荒地，长着枯黄的草，有些地方翻过，露出黑土。天低，云厚，看不到山。

赵怀民看着窗外，想起一件事：一九五〇年过江的时候，火车也是这么往北开，不过那是往丹东开，过了江就进入战场。那时候车厢里没人说话，都在擦枪。现在车厢里有人在打牌，有人在嗑瓜子，有个小伙子还哼起了歌。同样是往北，方向反了，味道全变了。

到哈尔滨是半夜，下车冻得直哆嗦。接待的人把他们拉到一个招待所，睡了半宿，第二天办手续，第三天继续往北，坐的是汽车，颠了大半天，到了一个叫友谊农场的地方。

场部的房子是土坯房，墙上刷着白灰，写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标语。赵怀民被领到一间办公室，里面摆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铁皮柜。场长姓刘，转业军人，以前是炮兵的营长，大嗓门，说话像喊口令。

“老赵！欢迎欢迎！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我这儿的仓库乱得跟猪窝一样，你来给我收拾！”

赵怀民看了看铁皮柜里塞的账本，有的卷了边，有的散了页，还有几本压根儿没编号。他抽出一本翻了翻，眉头皱起来。

“场长，这些账多久没盘了？”

“从建场到现在，两年多吧。”

赵怀民把账本合上，说：“给我一个月。”

刘场长拍了拍他的肩膀：“一个月？给你两个月！不着急，慢慢捋。”

赵怀民嘴上说一个月，心里知道两个月也未必够。但他没改口。他这辈子干的事，都是别人觉得干不完、他咬着牙干完的。

小周被分到仓库当保管员，跟赵怀民一个屋办公。第一天上班，小周看着满屋子乱账，脸拉得老长。

“排长，这比朝鲜那边还乱。”

赵怀民把棉大衣脱了，往椅子上一搭，说：“乱不怕，怕的是没人管。你从今天开始，把所有的出库单子按日期排，排不完不许吃饭。”

小周哀嚎了一声，但还是动手干了。

赵怀民坐在桌前，翻开第一本账。窗外的北大荒一望无际，天边有几台拖拉机在翻地，声音远远传过来，闷闷的。他看了一会儿，低下头，开始对账。

他忽然想起来在朝鲜的时候，孙首长说的那句话：“上面定的事，有上面的道理。”当时他不太明白“道理”在哪儿，现在坐在这间土坯房里，面对着一堆乱账和一片望不到边的荒地，他好像摸到了一点边：二十多万人从朝鲜撤回来，一部分到了这种地方，开荒、种地、建农场。仗打完了，枪收起来，手用来干别的。这件事往大了说叫“建设”，往小了说，就是每个人都有活干，有饭吃，有地方去。至于他自己，管仓库管到北大荒，也算没离开老本行。

他翻过一页账本，发现后面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九五八年春，化肥入库三百袋”，没了下文。他拿笔在旁边补了一行：“查实后入账。”字写得歪歪扭扭，但清楚。

窗外拖拉机的声音停了，天快黑了。小周还在那儿排单子，嘴里嘀嘀咕咕。赵怀民站起来，把炉子捅开，添了一铲煤。

“别排了，明天再说。先去食堂打饭。”

小周抬起头：“排长，你请客？”

“我请你吃北大荒的苞米面饼子。管够。”

小周笑了一声，站起来跟着他往外走。两个人踩在冻硬的土路上，往食堂方向去。天边还剩最后一点红光，照在荒地上，看着比白天暖和些。

赵怀民把手揣在袖子里，走着走着，忽然说了一句：“小周，你说咱们从朝鲜撤回来，到底是人家赶咱们走，还是咱们自己要走？”

小周想了想：“都有吧。人家不想让咱们待了，咱们也不想老待着。排长你怎么想起问这个？”

赵怀民说：“没什么。随便问问。”

他没再往下说。食堂的灯亮着，苞米面饼子的味儿飘出来。他加快了脚步。

第八章 账本里夹的那页纸

到农场第三个月，赵怀民把乱账捋出了个头绪。

仓库里清出三百多袋没入账的化肥，两百多把缺了把的锄头，还有一台拆了一半的拖拉机发动机，零件散在三个不同的角落。他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归位，该入账的入账，该报废的写报废单，该修的登记送修。刘场长看了新账本，拍着桌子说好，说要给他报功。

赵怀民说：“功不功的无所谓，你把那台发动机的零件给我找齐就行。”

刘场长咧嘴笑：“找！明天就派人去找！”

小周在旁边偷笑。赵怀民瞪了他一眼，他赶紧收住。

有一天整理旧账本，赵怀民翻到一本硬壳封皮掉了的，里面夹着一页纸，就是他离开朝鲜之前写的那半页。上面记着莫斯科、两个方案、朝鲜先声明中国响应，字迹有点洇了，但还看得清。

小周凑过来看了一眼：“排长，这什么？”

赵怀民说：“以前记的，没用。”

“那扔了？”

“搁着吧。也不占地方。”

他把那页纸重新夹回账本里，把账本放到铁皮柜最上层。小周没再问。

过了几天，场部来了一封公函，是志愿军总部转来的，内容是关于撤军工作的总结表彰，附了一份名单。赵怀民的名字在“后勤保障先进个人”那一栏里。公函末尾有一段话，是总部首长的讲话摘要，里面有一句赵怀民看了一遍就记住的话：“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动撤出朝鲜，在政治上赢得了主动，在军事上卸下了包袱，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他把这段话念给小周听。小周听完，说：“排长，这不就是你之前问的那个问题？到底是人家赶咱们走，还是咱们自己要走。”

赵怀民把公函折好，放进铁皮柜，说：“上面把话说透了。主动撤，跟被赶走，是两码事。朝鲜提，咱们应，面子上是人家先开口，里子上是咱们借这个机会走。走完了，国际上看着咱们是响应和平倡议，国内腾出手来搞建设。你说这是逐客令？是。但逐客令递到手上，接住了，翻个面，就是机会。”

小周挠了挠头：“你这话说得跟念文件似的。”

赵怀民笑了一声：“我这是照着文件说的。我自己没那个水平。”

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已经把这笔账算明白了。二十多万人，八年，从朝鲜撤回来，一批去了东北，一批去了内地，一批到了北大荒。走的走了，留的留了。物资交清楚了，账本对上了，老百姓哭了一场，火车开过了鸭绿江，日子接着过。该种地的种地，该建厂的建厂，该管仓库的管仓库。仗打完了，事情没完，事情换了个样子继续。

他站起来，把炉子添了煤，拿起新账本翻到今天要盘的那一页。小周也坐回自己的桌前，开始抄单子。两个人都不说话，只有笔尖划纸的沙沙声和炉子里煤块轻轻塌下去的声响。

北大荒的冬天长，但春天总会来。赵怀民不着急。他这辈子学会的一件事就是：不管在哪儿，把手头的账盘清楚，把该干的活干好，剩下的，交给时间。

那枚朝鲜劳动党的铜徽章，他一直放在贴身的衣袋里。后来洗衣服忘了掏出来，铜面锈得更厉害了，但他没扔，拿布擦了擦，收进了铁皮柜的抽屉里，跟那本夹着半页纸的旧账本放在一起。

第九章 开春的麻烦

开春之前，场部开了个会，刘场长站在黑板前面，用粉笔画了一张表，横着是各生产队，竖着是地亩数、种子数、化肥数。画完了，他把粉笔往桌上一扔，说：“今年上头给的任务是开荒四万亩，播种三万亩，粮食总产六百万斤。有困难，克服。没二话。”

赵怀民坐在角落里，拿个小本记。记完了，他在底下算了一笔账：全场拖拉机就那十几台，有几台还是朝鲜撤回来带的老家伙，三天两头趴窝。化肥缺口大，种子有一部分是去年留的，出芽率不知道怎么样。他算完了，没在会上说。他知道说了也白说，刘场长喊口号是一把好手，具体困难他也知道，但喊完口号还得靠底下人一件一件去干。

散了会，赵怀民去找刘场长，把账本往桌上一摆：“场长，播种之前我得给你交个底。化肥差八十吨，柴油差一个月的量，拖拉机配件缺好几种。到时候种不下去，你喊口号喊不出来苞米。”

刘场长抽烟，抽了好几口，说：“你去趟县里，找物资局批。带上介绍信。”

“批不下来呢？”

“那就再跑。跑到批下来为止。”

赵怀民二话不说，第二天揣着介绍信和账本就上了路。县里离场部六十多里地，没通班车，他搭了一辆拉煤的卡车，站在后斗里吹了一路风。到县里的时候，脸上蒙了一层煤灰，拿袖子一抹，袖子比脸还黑。

物资局在县城东头一排砖房里。赵怀民找到管农资调配的股长，姓马，三十来岁，戴个眼镜，说话不急不慢。赵怀民把介绍信递上去，马股长看了看，说：“化肥紧张，你们场排第三批。最快四月底。”

赵怀民说：“四月底就误了播种。能不能往前挪挪？”

马股长说：“排在前头的两个场子也是这么说的。我挪谁不挪谁？”

赵怀民把账本翻开，往马股长面前一推：“马股长，你看看我们场的账。去年冬天我清出来的库存，一袋化肥没糟践，全在账上。别的场有没有我不好说，反正我这儿账是清的。你信我，先把化肥给我，我四月底之前肯定把播种进度报上来，误了算我的。”

马股长翻了翻账本，抬头看了他一眼：“你是新来的？以前没见过你。”

“去年十一月到的。以前在朝鲜管后勤。”

马股长推了推眼镜，又翻了两页账本，说：“这账记得倒是清楚。这样吧，我尽量往前排。你先回去，过两天给你打电话。”

赵怀民站起来，没急着走，说：“马股长，我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你给我个准话，大概什么时候。”

马股长想了想，说：“三月中旬吧。我想办法给你挤出一批。剩下的四月底补齐。”

赵怀民这才点头，收拾账本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又折回来，说：“马股长，柴油的事也得麻烦你。”

马股长笑了：“你这个人，一步一步来。先把化肥办了，柴油过两天再说。”

赵怀民说行，出了门。他在县城找了个小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又去了一趟物资局，把柴油的申请也递了。马股长没在，底下人收的件。赵怀民不放心，回场之前又去了一趟，这回马股长在，跟他说柴油能批一半，另一半得等省里调。赵怀民拿本子记了，才往回赶。

回到场部，他把情况跟刘场长说了。刘场长说：“一半就一半，先干起来。”

三月中旬，化肥果然到了一批。赵怀民带着小周和几个保管员连夜卸车，码进仓库，登记入账。小周搬袋子搬得满头汗，说：“排长，这化肥味道真冲。”

赵怀民说：“不冲能长庄稼？搬你的。”

化肥到了，拖拉机又出毛病。一台老链轨车缸垫呲了，得换。配件库里翻了个底朝天，没有。赵怀民给县里打电话，马股长说配件不归他管，得找农机公司。赵怀民又跑了一趟县里，农机公司说没货，得从省里进，最快半个月。

半个月就半个月。赵怀民回来把坏了的车拆了，能用的零件拆下来当备件，先保着别的车。那台趴窝的车搁在场院边上，小周每次路过都看一眼，说：“排长，那车什么时候能修好？”

“配件到了就修。你急也没用。”

小周说：“我看着它趴那儿心里难受。”

赵怀民说：“你把它当个病人，病人得等药。药到了就治，急不得。”

配件等到三月底才到，赵怀民带着修理工干了两天一夜，把车修好了。发动的时候声音不对，又拆开重新调。到第四天，车终于吼起来了，黑烟冒了半天才变清。小周站旁边乐得直拍手。

赵怀民没笑。他拿本子记了一笔：三月二十九日，链轨车修复，工时四天，更换缸垫一个、螺栓六套。记完了，跟小周说：“你记着，这车以后每半个月检查一次缸垫，别再呲了。”

播种开始以后，赵怀民没白没黑地在地里转。哪个队缺种子了，他调；哪个车没油了，他送；哪个食堂没粮了，他补。小周跟在他后面跑，累得够呛，说：“排长，你以前在朝鲜也这么跑？”

赵怀民说：“比这跑得还厉害。那时候路上有飞机炸，现在最多是路不好走。”

小周吐了吐舌头。

第十章 打脸的事

播种进行到一半，出了问题。

五月初的一天，二队队长跑来找赵怀民，说他们队领的苞米种子出芽率不到六成，地里缺苗断垄一大片，得补种，问仓库还有没有种子。

赵怀民把账翻出来一看，二队领的那批种子是去年留的，入库单上写着“发芽率九成以上”。他当时抽检过，确实不差。现在不到六成，那就有问题。

“种子谁领的？领的时候没看？”

二队队长说：“领的时候看着挺好，粒儿饱满，没霉没烂。种下去就不行了，我也说不清怎么回事。”

赵怀民跟着去地里看了一趟。扒开土，有的种子烂了，有的发了芽又干死了。他蹲在地头想了想，问：“你们播种之前泡种了没有？”

二队队长说：“泡了。按规矩泡的。”

“泡了几天？”

“七天。”

赵怀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泡七天太长了。去年冬天冷，种子存得干，泡七天把胚芽泡坏了。以后泡三天到四天就行，捞出来晾一晾再播。”

二队队长愣了：“去年也是这么泡的，没事啊。”

“去年是去年。今年种子干，你泡时间长，它就撑不住。这事儿我也有责任，没跟你们交代清楚。补种的种子仓库还有，你赶紧领了补上。”

二队队长走了以后，赵怀民回去把保管员都叫来，说：“所有出库的种子，以后附带一张单子，写明泡种天数、播种深度。谁领谁签字。再出这种事，自己担着。”

小周在旁边小声说：“排长，你刚才跟二队队长说‘我也有责任’，其实那事儿不赖你。”

赵怀民看了他一眼：“赖不赖我心里有数。我是管物资的，种子从我这库房出去，出了问题我就得说清楚。先把事解决了，再论谁的错。”

小周不吭声了。

补种的种子调过去，地里的苗补上了。但这件事传出去，三队、四队的人也跑来找赵怀民，说他们的种子出芽率也不高。赵怀民挨个去看，发现都是同样的问题：泡种时间太长。他一个一个交代清楚，又让各队把播种记录报上来，他统算了一下，全场出芽率低的占了将近四成，补种面积不小。

刘场长知道了，在电话里把几个队长训了一顿。训完了，又把赵怀民叫去，说：“老赵，这事儿你怎么看？”

赵怀民说：“技术上的事，怨不着队长们。以前在朝鲜种地少，没经验。我写了张单子，泡种几天、播多深、什么时候浇水，都写在上面。以后按单子来。”

刘场长接过单子看了看，说：“行。印出来发下去。另外，你写个情况说明，报县里。补种用的种子超了计划，得跟上面说清楚。”

赵怀民回去写了说明，把原因、处理办法、补救措施一条一条列清楚，签了字送上去。过了半个月，县里回了一份通报，说各地新开垦区普遍存在泡种时间过长的问题，要求各场加强技术指导。通报末尾点了友谊农场的名，说他们发现问题早、补救及时。

小周看了通报，乐了：“排长，咱们挨了批评还上了表扬？”

赵怀民说：“批评在前头，表扬在后头。你把通报全文看完再说。”

小周接着看，后面还有一句：“但补种面积较大，造成种子超支，各场应引以为戒。”小周看到这儿不乐了。

赵怀民说：“看见了吧？事儿办砸了，补救再好也砸了。以后长记性。”

这件事过去以后，赵怀民把仓库里所有的种子、化肥、农药入库单重新翻了一遍，每一样都加了备注，什么品种、什么年份、怎么存放、怎么使用，全写在单子背面。小周说背面写满了不好看，赵怀民说：“好看不好看的，你看正面，背面是给干活的人看的。”

第十一章 孙首长来了

六月初，孙首长来农场转了一圈。他是跟省里垦区检查团一起来的，穿着军装，领章没摘，在一群地方干部里头很扎眼。刘场长陪着看了一圈，到仓库门口的时候，赵怀民正跟小周在盘农药。

孙首长站门口没进去，喊了一声：“老赵。”

赵怀民抬头，愣了一下，赶紧站起来拍手上的灰：“首长，你怎么来了？”

孙首长说：“来检查你们种地种得怎么样。顺便看看你。”

赵怀民把孙首长让到办公室坐下，倒了杯水。孙首长喝了一口，说：“账清得怎么样了？”

赵怀民说：“清完了。开春以后又理了一遍，现在每样东西都有账，有变动当天记。”

孙首长点点头，说：“你写的那份泡种情况说明我看了。写得实在，没藏着掖着。这一点比什么都强。”

赵怀民说：“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藏了这次，下次出事更不好交代。”

孙首长笑了一下，说：“你这个人，干后勤干对了。要是让你去当参谋长，你干不了。”

赵怀民说：“我本来也没想当参谋长。”

孙首长在农场待了半天，临走的时候把赵怀民叫到一边，低声说了一件事：朝鲜那边最近来了消息，人民军后勤部门对志愿军移交的物资做了清点，基本上跟清单对得上，有几处小出入，人家自己消化了，没往上报。朴少校还托人带了一句话，说“赵同志管的仓库，没问题”。

赵怀民听了，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才说：“朴少校那个人，办事认真。”

孙首长说：“你也是。两个认真的人碰到一块儿，事儿就好办。”

孙首长走了以后，赵怀民把那枚铜徽章从抽屉里拿出来，用布擦了擦，又放回去。小周看见了，问：“排长，那徽章谁给的？”

赵怀民说：“朝鲜一个朋友。”

“什么朋友？”

“管仓库的朋友。”

小周没再问。赵怀民把抽屉关上，说：“别闲着了，下午把六号库的账对一遍，对不完别下班。”

小周哀嚎一声，拿起账本往外走。赵怀民跟在他后面，出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抽屉，心里想：朴少校那个人，以后大概见不着了。但有些事就是这样，人见不着，事办清楚了，比什么都强。

第十二章 秋天

秋收的时候，全场人都在地里。赵怀民管物资，不用下地割庄稼，但他也没闲着。收割机需要柴油，粮食上场院需要麻袋，晒场需要木锨、扫帚、扬场机，食堂需要粮油菜。他一天到晚骑着辆破自行车在各队之间跑，车后架上绑着个木箱子，里头装着单子和笔，谁要什么现场开条子，第二天仓库提货。

小周跟着他跑了一个月，晒得跟黑炭似的，说：“排长，我这辈子没这么累过。”

赵怀民说：“你这才干了一年。我干了二十年了，找谁说去？”

小周说：“你以前在朝鲜也这么跑？”

“比这跑得还多。那时候路上有弹坑，自行车骑不了，全靠两条腿。”

小周想了想，说：“那我再坚持坚持。”

秋收完了，粮食上场院，过秤、入仓、登记。赵怀民天天盯着秤，怕有人多报少报。有一回三队报上来的亩产比邻近地块高出一大截，赵怀民不信，亲自去地里看了，发现三队把边角地也算进去了，面积报多了。他把三队队长叫来，说：“亩产按实际面积算，边角地不算。你重新报。”

三队队长磨叽了半天，改了数。刘场长知道了，说赵怀民：“你这个人，太较真。差不离就行了。”

赵怀民说：“差一点都不行。今年糊弄过去，明年怎么办？人家一看，三队能多报，二队也报，到最后数字全乱了，你拿什么跟上面交代？”

刘场长想了想，没再说什么。

秋收结束，场部开总结会。粮食总产报了五百八十万斤，比计划少了二十万斤，但考虑到补种面积和开荒第一年的实际情况，县里给了个“良好”的评价。刘场长在台上念总结，念到物资保障这一段，说：“咱们场的仓库管理今年从乱到治，赵怀民同志出了大力。大家鼓掌。”

底下鼓掌。赵怀民坐在人群里，手没抬，脸上也没什么表情。小周在旁边使劲拍巴掌，拍完了说：“排长，你倒是笑一下啊。”

赵怀民说：“有什么好笑的。明年还得接着干。”

散了会，赵怀民往仓库走，路过场部办公室，看见门口贴了一张红纸，上面写着支援边疆建设先进个人名单，他的名字在第二行。他站住看了一眼，没进去问，继续往仓库走。

到仓库门口，小周追上来，手里拿着一张纸：“排长，你的奖状！场部让领回去。”

赵怀民接过来看了看，一张红纸，印着字，盖着场部的章。他折了一下，揣进兜里。

小周说：“你不贴墙上？”

赵怀民说：“贴那玩意儿干什么。你回去把今天的出库单子整理好，明天要报。”

小周嘟囔了一句“没劲”，走了。

赵怀民进了仓库，把炉子捅开，坐下来翻开账本。外面天已经黑了，北风刮得电线呜呜响。他写了几个字，笔停了停，从兜里把那张奖状掏出来，看了两眼，夹进账本里，接着写。

第十三章 年底的包裹

十二月底，赵怀民收到一个包裹。包裹是从丹东寄来的，寄件人写的是“志愿军留守处转”，拆开一看，里面是一条朝鲜产的烟，两盒高丽参，还有一封信。信是朴少校写的，字是汉字，歪歪扭扭的，写了好几处涂改。

大意是：他调到了平壤附近的一个后勤基地，工作还那样，管物资。今年春天清点志愿军移交的物资时，发现有几箱药品快过期了，他提前调拨到部队医院用掉了，没浪费。他说这件事的时候特意提了赵怀民的名字，说“赵同志交东西的时候说‘能用的赶紧用，别放坏了’，我记住了”。信的最后说，他明年可能要来中国一趟，参加一个后勤方面的交流活动，到时候如果方便，想见一面。

赵怀民把信看了两遍。他把烟拆开，抽出一根点上，味道跟中国烟不一样，冲，但他抽着还行。高丽参他没动，收进抽屉里。小周进来闻见烟味，问：“排长，哪来的烟？”

“朝鲜寄来的。”

“谁寄的？”

“朴少校。你见过，在朝鲜交接物资那个。”

小周想了想，想起来了：“就那个办事特别较真的少校？”

“对。他明年可能来中国，说到时候见一面。”

小周说：“那得请人家吃顿饭吧？”

赵怀民说：“请。到时候你去做陪。”

小周乐了：“行。我负责倒酒。”

赵怀民抽完烟，给朴少校写了封回信。他文化不高，写不了多少字，就写了几句：东西收到，谢谢。烟好抽。高丽参留着待客。来中国提前写信，我去接你。这边冷，多穿点。

写完封好，交给通讯员发走。他坐在桌前，把小周叫过来：“你明天去趟县里，把明年的物资计划报上去。种子、化肥、柴油，按今年的实际用量再加两成。明年要扩场，用量得涨。”

小周拿本子记了，问：“两成够吗？”

赵怀民说：“先按两成报。批下来再说。批不够咱们再跑。”

小周走了。赵怀民把炉子封好，关灯锁门。外面下雪了，雪花不大，细细密密的。他踩着雪往回走，脚底下咯吱咯吱响。走到宿舍门口，他站住看了看天，灰蒙蒙的，看不见星星。

他想起来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号晚上，在丹东火车站站台上，也是这么个灰蒙蒙的天。那时候他兜里揣着朴少校送的铜徽章，背包里塞着没写完的家信，脚底下踩的是中国的水泥地。现在过了一年多，他在这片黑土地上管仓库、盘账、跑县里、跟队长们吵架，日子过得跟打仗那会儿不一样了，但干的活还是老本行。

他推门进屋，脱了棉衣，坐在床边给老婆写信。信里说：今年收成还行，场里给了个先进，奖状我夹账本里了。明年可能要扩场，活儿更多。你那边怎么样？孩子学习怎么样？过年我可能回不去，场里走不开。过了年看能不能请几天假回去一趟。

写完了，他想了想，加了一句：朝鲜那个朴少校来信了，明年可能来中国，到时候我请他吃顿饭。

他把信封好，放到枕头边上。关了灯躺下，听着窗外风刮得紧，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明年扩场，仓库得再盖一间。盖在哪儿，他明天得去看看。这个念头没想完，他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