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将迎来人口死亡高峰？23年1110万去世、24年1093万，去年呢？

2026年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5年人口数据。当年全国死亡人口1131万，死亡率达到8.0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41‰。把这组数字放进时间轴里，脉络会更清晰：2023年死亡1110万，2024年死亡1093万，2025年又升到1131万，创1960年以来新高——同时也是全国人口连续第四年下降，年度减幅创下大饥荒年代以来的最大值。

有人见2024年数字回落，便以为趋势在好转。事实是，疫情期间的脆弱人群超额死亡透支了一部分存量，那一年的下滑更接近统计上的偶然扰动，而非结构性拐点。

要读懂死亡曲线为何持续上行，得把时间轴推到六十多年前。新中国成立后出现过三次婴儿潮，其中第二次发生在1962年至1973年间，是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的人口大反弹，每年能出生约2500万人，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批人如今普遍在五十二到六十三岁之间，正在批量步入老年。

以2025年新满60岁的人群为例，他们大致出生于1965年，当年全国出生人口为2748万人。如此体量的一代人，开始集中进入死亡风险最高的生命阶段，死亡数字的上行几乎是写在历史账簿上的必然。这不是预测，是六十年前生育浪潮的延迟兑现。

2025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3233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3%，65岁及以上人口22365万人，占15.9%，每四个中国人中就有近一位已步入老年。老年人口基数持续扩张，叠加这一群体中超过七成患有至少一种慢性病，慢性病长期消耗身体机能、容易引发并发症，共同构成了死亡人数上行的两大硬性驱动。

与此同时，2024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约79岁，寿命延长本身会产生叠加效应：过去六七十岁离世的人群，现在更多活到八九十岁，当同一批人较集中地进入生命末段，死亡人数就会在某个时间窗口集中”兑现”。

更沉重的是出生端的同步塌陷。2025年出生人口仅792万，比2024年减少162万，降幅达17%，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水平。龙年效应带来的2024年短暂反弹，不过是生肖偏好与补偿性生育的一时叠加，根本挡不住趋势下行的大方向。

一升一降之间，出生与死亡之间的缺口不断扩大，人口净减少339万——即便是深陷老龄化泥潭三十年的日本，年人口萎缩的绝对数量也不过几十万量级。中国339万的年减幅，放在全球范围内极为罕见。

学界预测对这一趋势说得相当具体：2026年至2030年，年度死亡人数可能从1150万上升到1400万，峰值期接近1900万。复旦大学人口学家张震教授明确判断，死亡高峰与1963年出生高峰存在直接因果联系，中国年死亡人口的峰值大约要到2061年前后才会到来——而且这不是一座尖峰，而是一片绵延数十年的高原。我们今天看到的1131万，只是这片高原的入口。

死亡高峰的压力，并非均匀落在全国各地。老龄化有明显的地区分化特征：东北三省年轻人口持续外流，老龄化程度远超全国均值；相比之下，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依靠持续的人口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压力，但这种对冲会随着流入人口自身老化而逐步失效。

截至2025年底，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总量为22365万人，已超过0至14岁少儿人口总和。这个结构倒置，意味着劳动力的再生产能力与未来税基都在被同步侵蚀。

面对如此体量的老龄浪潮，政策的应对已经在加速铺开。从2025年1月1日起，全国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男职工从60岁逐步延至63岁，原55岁退休的女干部延至58岁，原50岁退休的女工人延至55岁，整个过程计划用约15年时间完成，每年延迟2至4个月。这是退休制度建立七十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调整。

值得关注的是弹性机制的设计：职工在法定退休年龄的基础上，可自愿选择提前或延后退休，幅度最长不超过三年，且明确规定不得违背职工意愿，强制或变相强制的行为被明令禁止。这不只是把退休年龄往后挪，而是把一个刚性节点变成了一个有弹性的选择区间。

养老护理端的人才缺口同样严峻。多机构联合研究报告预计，未来五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将从3.26亿增至近4亿，护理员缺口超500万。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测算，养老护理员缺口在2026年依然维持在千万级。

与此同时，2026年已全面启动老年护理服务能力提升行动，持续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银发经济的市场空间也在快速打开，中国银发经济规模目前约7万亿元，占GDP的6%，预计到2035年有望增至30万亿元。

从较长远的战略视角来看，人口老龄化使我国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随着劳动力供给持续下降，劳动力成本将日益上升，部分制造业已经开始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迁移。这是对中国综合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慢速消耗。

但不能忽视的是另一张底牌——2025年，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3年，全国研发人员总量达1079.7万人，我国正处在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才红利的转变过程中。

未来十年，我国将逐渐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人口的自然结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的变化，将给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提出诸多新课题。

1131万是个数字，但它背后是对床位、药品、护工、养老金和公共财政的全链条需求。这场”死亡高峰”考验的不是能不能躲开，而是能不能在峰值真正到来之前，把制度的地基夯得足够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