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14日凌晨，安徽泾县茂林山区的一个山洞里，两个人正在下棋，洞外一片漆黑，山风从石缝里灌进来，洞里的煤油灯被吹得忽明忽暗，下棋的两个人是项英和周子昆，项英是新四军副军长，周子昆是新四军副参谋长，皖南事变之后，他们突围出来，躲在这个叫蜜蜂洞的山洞里，等着外面的人找机会把他们接出去。

两个人下棋下到很晚才睡下，凌晨时分，睡在同一张铺上的副官刘厚总悄悄爬起来，摸到手枪，对准项英和周子昆连开数枪，两个人当场被打死，项英死的时候四十三岁。

一个从工人一步步做到新四军副军长的人，最后死在了自己人的枪下，他这一生，跟中央对着干的事没少干，为什么会这样。

工人出身，一路做到中央政治局委员

项英1898年出生在湖北武昌一个店员家庭，家里穷，他只念了四年小学就辍学了，十二岁那年，他进了一家纺织厂当学徒，十五岁正式成为工人，在工厂里，他白天干活，晚上读书，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他耳朵里，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

1920年4月，项英利用厂里工人对工头的不满，发动了武汉纺织工人的第一次罢工，罢工取得了胜利，项英从此走上了工人运动的道路，1922年4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湖北最早的产业工人党员。

项英在工人运动中的表现很突出，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他是罢工委员会的总干事，他在罢工中说过一句话：“头可断，上工命令不能下。”

大革命失败后，他转移到上海做地下工作，1928年中共六大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0年，他被派到中央苏区，在苏区，他担任过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在赣粤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到抗战爆发时，项英已经是党内的核心人物之一。

新四军里的两个头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被任命为军长，项英担任副军长。

新四军的实际权力在项英手里，他是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还是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里，项英说了算，叶挺虽然挂着军长的名，但他是非党人士，不能参加党委的决策会议，项英开会从来不通知叶挺。

两个人的矛盾从一开始就存在，叶挺出身国民党部队，生活习惯和项英完全不一样，叶挺吃小灶，项英看不惯，觉得叶挺不能和战士们同甘共苦，项英穿的是和普通战士一样的衣服，吃的是大食堂，他觉得自己是工人阶级出身，和叶挺那种军官出身的人不是一路人。

更让叶挺接受不了的，是项英在军事决策上根本不征求他的意见，中央发来的电报，项英不给他看，作战方案怎么定，项英不跟他商量，叶挺这个军长，实际上被架空了大半。

陈毅后来在总结报告里说了一句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

中央知道两个人不和，周恩来亲自到皖南调解过，但调解的效果有限。

跟中央对着干

项英和中央的分歧，核心是一个问题：新四军往哪走。

中央的意思很明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具体说，就是新四军要过江去江北，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扩大武装力量。

项英不这么想，他坚持要向南走，要在皖南、江南一带发展。

从1938年到1941年，项英和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了三年，中央多次发电报催他北移，他每次都找理由拖着，1940年12月26日，毛主席发了一封电报，措辞非常严厉：“全国没有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

项英对中央的指示“阳奉阴违”，中央让他往北，他在口头上答应，实际行动上就是不执行，中央让他向东发展，他坚守皖南不动。

他为什么非要跟中央对着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对皖南有感情，他在那里打了三年游击战，对那里的地形、民情都非常熟悉，他觉得离开皖南就等于放弃了根据地，另一个原因是，他担心北移路上会遇到国民党的伏击，事实证明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但问题是，他拖着不走，反而让局面变得更加危险。

项英还做了一件让中央非常恼火的事：封锁中央的指示，1940年5月4日，毛主席起草了一个文件，叫《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这个文件发到了东南局，项英是东南局书记，他收到了文件，但下面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个文件，项英没有往下传达。

陈毅在前方收到了同样的文件，立刻执行了，项英在后方收到了，压着不发，两个人的做法完全不同。

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里提出过辞职，1940年5月，受到中央批评后，他连续三次发电报请求离职，中央没有同意，项英在新四军里的威信太高，中央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接替他。

皖南事变

项英拖着不走，拖出了大祸。

1940年10月，国民党方面发出“皓电”，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部撤到黄河以北，中央给项英的指示是：可以拖一两个月，但必须认真准备北移，1940年11月24日，中央再次发电：必须在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

项英还是拖，一直拖到了1941年1月。

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多人，在项英的指挥下开始北移，但他们走的路线不是向北，而是向南，项英选择了一条绕过茂林的南线，想从南边兜一个大圈子再往北走，这条路他打游击时走过，但那是一条只能通过三四十人的小路，近万人的大部队挤上这条小路，等于往口袋里钻。

1月6日，部队走到茂林一带，遭到了国民党部队的包围，这就是皖南事变，激战七天七夜后，新四军损失惨重，军长叶挺被俘，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在突围最紧张的时候，项英做了一件事：他带着几个人从小路离开了大部队，叶挺发现项英不见了，把消息报告给了中央，中央随即剥夺了项英的指挥权，由叶挺和饶漱石指挥。

项英离开部队后又发现自己突不出去，只好返回寻找大部队，但部队已经被打散了。

蜜蜂洞里的最后一盘棋

项英和周子昆突围出来后，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转移到泾县和旌德县交界处赤坑山上的一个山洞里，这个洞很小，只能睡四个人，洞里住着项英、周子昆、警卫员黄诚和副官刘厚总。

国民党部队没有发现他们，但危险来自内部。

刘厚总起了贪念，3月14日凌晨，他趁项英和周子昆睡熟后开枪杀人，项英和周子昆当场死亡，刘厚总抢了他们的财物下山投敌。

项英死的时候，身上还穿着和普通战士一样的衣服。

一个复杂的人

项英这个人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他出身工人，一生朴素，在战士中威信很高，他领导过工人运动，在中央苏区和赣粤边打过仗，对新四军的创建有贡献，但他也在战略问题上长期和中央对立，在皖南事变中处置失当。

1984年，经过胡绳、杨尚昆、胡耀邦等人的审定，对项英的历史功绩做了充分肯定，对他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只写了“负有责任”，而不是“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

项英跟中央对着干，不是因为他想背叛什么，他只是固执地相信自己是对的，他相信皖南比江北更重要，相信自己的判断比中央的电报更靠谱，他相信了三年，三年后，九千人的部队没了，他自己的命也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