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涵

很多人听说过"慰安椅"这三个字，但绝大多数人对它的理解停留在"日军享乐用的一把特殊椅子"。

错了。

这把椅子既是控制工具，又是惩罚刑具，还是一整套军事奴役制度中最关键的"标准化配件"。今天我们就从这把椅子出发，拆开一段被遮蔽的历史。

那把椅子被搬进来的时候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江苏某村，一个叫"小英"的姑娘，十七岁，典型的江南面孔。

日军进村那天，所有年轻女性被捆绑集中。日本兵按年龄和外貌把她们分成几拨，年龄偏大的、激烈反抗的，当场被枪杀。

小英和几个女孩被押进了日军驻地新设的慰安所。

一间黑暗潮湿的小屋，小英蜷缩在角落。门被推开，一个日本兵走进来，叽里哇啦说了一通，小英听不懂。日本兵动了手，后来找来翻译才知道，他要求小英自己脱掉衣物。

接下来，这个日本兵搬进来一把椅子。

这不是普通的椅子，靠背向后倾斜，人躺上去之后头低臀高，身体重心完全失控。

椅子上有皮带或绳索，一旦坐上去手脚就被固定住，整个人动弹不得。更令人发指的是，椅子的特定位置被凿开了一个洞。

这就是慰安椅。

从那天起，每天都有日本兵走进那间屋子，小英多次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每次都被发现，随之而来的是更猛烈的殴打。

到后来她放弃了一切，不再反抗，不再哭泣，甚至不再想死。用记录这段历史的文字来说，她变成了"一个没有知觉的机器"。

一个十七岁的活生生的人，被一把椅子和它背后的暴力体系，碾压成了"机器"。

这才是慰安椅最残忍的地方，它要达到的效果是把一个人的精神彻底打碎，让她丧失作为人的全部意志。椅子上的人不再是人，只是被固定在特定位置上、可以被随意使用的物件。

小英后来被中国军队解救，据记载，在场的将士都流了泪。

一把椅子背后的那台机器

如果你以为慰安椅只是某个变态日本兵的个人发明，那就太小看这套制度了。

慰安椅是日军"慰安妇"制度这台庞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这台机器，是由日本政府从最高层设计、推动和运转的。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用三十年研究得出的结论。

苏智良被学界称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1992年他在东京参加学术会议，一位日本教授问他："日军的第一家慰安所，是不是设在上海？"

苏智良答不上来，他研究上海史已经十年，从没听说过这件事。

就是这个问题，让他走上了三十多年的调查之路。他翻遍日伪档案、日军老兵回忆录、战时报刊，从黑龙江走到海南，一个一个慰安所地找、一条一条证据链地拼。

他找到了什么？最早的慰安所确实在上海。1932年日本海军在上海虹口指定了"大一沙龙"等四家场所作为海军特别慰安所。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这套制度被迅速推广到全国。

苏智良团队在全国确认了超过两千处日军慰安所遗址，仅上海一个城市就有一百八十多处。

这不是某支部队的野蛮行为，这是一个国家政府动用多个部门联合推行的系统性犯罪。

在这个系统里，慰安椅扮演的角色非常特殊。根据在海南赵家园慰安所做过杂役的亲历者证言，在"突击接客日"，就是大批日军集中前来的日子房间根本不够用。

管事的日本女人命令把布帘全部撤掉，在大厅甚至露天庭院摆上一排排慰安椅。受害女性被强迫整日不着寸缕地躺在椅子上，日本兵排着队。

椅子，是这条流水线上效率最高的"工位"。

因为特殊构造，受害者被固定后完全无法移动，日本兵站着就能完成施暴，极大"提高"了慰安所的接待速度。

配合这套系统的还有"体检"制度，每周一次，查出患病的轻则治疗后转到别处继续使用，短期治不好的就地处死。慰安所不准受害者外出，有逃跑嫌疑就按"潜逃罪"处置。

慰安椅不是孤立存在的。上游有政府的政策指令、军队的组织调配；下游有体检的筛选淘汰、酷刑的威慑镇压。椅子，只是让一切高效运转的那个节点。

三把刀——恐惧是怎样被"量产"的

慰安椅还有一个隐藏功能，就是随时从"日常工具"切换成"惩罚刑具"。

受害女性每天都要在这把椅子上度过，它是"日常"的一部分。但如果有人逃跑被抓回来，等待她的第一件事就是被按在椅子上接受更残酷的对待。

也就是说，即便在所谓的"日常"中，受害者也时刻处于恐惧，眼前这把椅子随时可能变成刑具。

日军最初对逃跑者直接枪毙，但很快发现枪毙不但没起到威慑效果，反而让更多人铤而走险，横竖都是死，不如搏一搏。而且每杀一人就少一个"劳动力"，对慰安所运转是损失。

于是日军调整策略，开发出三种专门针对受害者的酷刑。

第一种是慰安椅的惩罚模式。

逃跑者被绑在椅子上接受远超日常的折磨，很多人精神崩溃。其他女性看到椅子出现就知道有人要遭殃，恐惧不言而喻。

第二种叫"四脚牛"。

被罚者四肢撑地，身体下方放尖刀，不许抬头，抬头就挨打。体力耗尽撑不住，身体塌下去的瞬间，后果可想而知。叫"四脚牛"是因为这姿势像牲畜，在施暴者逻辑里，这些女性连人都不算。

第三种叫"压杆子"。

受害者被绑在长条凳上，后背捆上木棍固定，然后脚底不断叠加砖头。砖块越垒越高，双腿被迫抬升，而身体被木棍固定无法弯曲，脊柱承受越来越大的扭力。韧带差的人脊椎直接就断了，即使没当场死去，之后也再也站不起来。

这三种酷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恐惧闭环。

慰安椅负责日常的持续恐吓；四脚牛负责极端的精神摧毁，把人变成牲畜当众羞辱至死；压杆子负责永久性身体伤害，不杀你，但让你再也无法行走。

日军这套手段的险恶之处在于不是要把人杀光，而是要留着活口。活着的人带着伤痛和恐惧，本身就是最好的威慑，其他人看到她们的下场，自然不敢再有任何念头。

从三十二到零——那把椅子的证词还有人听吗

2012年，导演郭柯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一个中国女人曾在日军慰安所生下一个孩子，他辗转找到了住在广西桂林山区里的韦绍兰老人。

韦绍兰，1920年生，1944年冬天被日军强掳到马岭慰安所，三个月后趁夜逃出。回到家，等她的不是丈夫的拥抱，而是一句冷话。

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孩子后来出生了，取名罗善学。罗善学一辈子被指着脊梁骨说是"日本人的种"，终生未婚，和母亲相依为命。

韦绍兰也曾想过不活了，被救回来之后，家里老人跟她说：“能活下来就好。”从那以后她再没寻过死。

郭柯拍了她的故事，片子叫《三十二》，那时全国公开身份的幸存者只剩三十二位。两年后降到二十二，又拍了《二十二》。

为了筹钱他差点卖了母亲的房子，后来张歆艺拿出一百万才解了燃眉之急。三万多网友参与众筹，一位陕西大叔不会上网，专门托人发邮件说从工资里挤出八十块钱。

韦绍兰对着镜头说了一句话，至今被无数人记住，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2019年，韦绍兰去世，享年99岁，没有等到日本政府的道歉。2023年，《二十二》中最后一位出镜老人李美金也走了，纪录片中所有幸存者全部离世。

苏智良教授的团队还在继续，截至2024年，中国大陆登记在册的幸存受害者只剩七位，分布在湖南和山西，她们都已年过九旬。

而日本方面态度始终暧昧。1993年"河野谈话"曾承认强征事实并道歉，但此后日本政府非但没有深入反省，反而多次在海外阻挠慰安妇纪念碑的设立。

回到那把椅子。

当所有曾被绑在上面的人都不在了，这把椅子的罪证由谁来讲述？苏智良团队在上海找到一百八十多处慰安所遗址，但随着城市发展很多建筑已被拆除。

他们从废墟里抢救回门板和窗框，堆在上海师大一间地下室改造的资料馆里。如今南京利济巷、云南龙陵、黑龙江孙吴都已建立陈列馆，上海师大校园里也落成了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

建筑可以保存，记忆能不能保存？

这是留给我们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原谅"，而是"能不能记住"。当最后一个亲历者闭上眼睛，那把椅子上的故事，就只能靠我们来讲了。

参考资料：

央视《新闻调查》2017年8月26日报道：《电影〈二十二〉：镜头记录22位"慰安妇"老人的晚年生活》（央视网）

新华社2019年5月6日电：《慰安妇制度受害者韦绍兰去世，曾拍摄纪录片〈三十二〉》（新华网）

苏智良教授2025年接受《观察者网》专访：《日本社会对"慰安妇"问题的认知，比1990年代倒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