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喆、徐斌：技术背后的帝国碰撞与政治想象

2026年3月12日下午，文研院第二十期邀访学者交流会（第二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洪喆老师，以“被遗忘的回路：中国信息技术史的五个历史时刻”为题，通过几个研究案例分享了他的治学经历与心得。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徐斌老师，以“我为什么研究马戛尔尼使团”为题，从个人经历、研究背景、材料收集以及研究思路等方面，具体介绍了她目前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同期邀访学者马力罗（Roberto Malighetti）、林月惠、石井刚、姜抮亚、冷霜、许家星、郑威、张书彬、黎海超、郭子龙、文晗、张丽华、胡凌、顾超，第十八期邀访学者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等参加了交流会。交流会由张丽华老师主持。

一

首先，王洪喆老师介绍了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期间的经历。王老师最初计划以中国电子制造业工人为对象开展博士期间的研究，时常往返于香港与深圳进行田野调查。彼时的珠三角以深圳为中心，是全球电子消费品的主产地，高峰时期生产了全球超过60%以上的电子设备。在田野期间，他试图了解这些工人的日常生活，观察他们如何使用新媒体，探讨他们是否使用了这些新媒体来发展群体间的联系网络，亦尝试解释为什么会有富士康员工跳楼等极端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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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喆老师在交流会上

王洪喆老师谈到，在这段经历中他发现这些工人既要承受超长时间的劳动和极高的手部伤害风险，还要面临精神世界的极度压抑。但不同于19世纪产业工人的是，这一时代的制造业工人能同时消费他们生产的电子产品，且经常接触互联网，具有较高的电子素养。在技术和城市的高速发展下，工人们的流动性加强，因此也很难形成类似19世纪产业工人聚集区域那样稳定的社会关系和阶级文化。由于种种原因，前期的田野经历最终并未成为王老师的博士论文选题，但却为王老师转向20世纪信息技术史，探讨长时段中电子技术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随后，王洪喆老师用五个故事介绍了自己目前的研究进展。第一个故事是关于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学术生涯与控制论起源问题。通过分析其自传可以看到，维纳将1935年的中国之行视为其个人学术生涯转向成熟的节点。在清华大学访问期间，维纳和他的学生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第一个制造模拟计算机的尝试。不久后，这位数学家提出了控制论这一日后对人工智能影响深远的理论构建。而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游历促使维纳从人文主义面向反思社会控制论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此后，哲学层面对于新兴电子技术与人类社会结构变迁关系的思考，贯穿了维纳的学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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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伯特·维纳（1894-1964）与中国学者合影

第二个故事则是关于钱学森回国与1960年前后控制论方法在全国推广的历史。钱学森在美国期间曾整合维纳的思想，提出工程控制论这一后来成为世界自动控制领域基础的理论。1955年钱学森在回国的轮船上与数学家许国志讨论了将控制论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结合起来的构想。此后，在导弹和火箭事业之外，中国控制论群体的大量工作实际上围绕着向群众推广控制论和数学方法以帮助工农业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比如，在十年之内，华罗庚的团队走了二十余个省份，确立了把方法交给群众的思想，亦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多次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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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及家人从美归国的轮渡（1955）

第三个故事关注以往被学界所忽视的1960年代后期地方电子工业的发展热潮。王洪喆老师用“电子大跃进”一词描述这段历史。王老师指出，以往我们更多提及的是1950年代末钢铁等传统行业的“大跃进”，而196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其实还提出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优先在地方发展电子工业的指示。尽管处在政治动荡时期，1960年代末地方电子工业事实上实现了飞跃发展，地方电子工业的总产值远超中央企业。当时北京和东北的大量电子企业进入了中西部省份，使得内地诸省份均有完备的军工电子和配套工业。而伴随地方“电子大跃进”的是大量电子制造业工人的出现，家庭妇女、街道居民等开始成为各地小工厂生产电子元器件的主力军，并在此过程中相互学习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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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酒仙桥电子管厂（原“774厂”）门楼全景

第四个故事则探讨了1980至1990年代间法治系统论与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热潮，及其对当时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变迁的影响。王洪喆老师介绍了钱学森、海子等人在1980年代围绕社会控制论和法制系统论的交往和联系。当时围绕这些话题形成的人际网络，对其中人物的生命历程或多或少产生了影响。同一时期，全国上下围绕人体特异功能亦掀起了一股热潮，一些地方成立了人体科学研究所，民间则兴起广泛的气功热。这些线索构成了1980年代控制论思潮与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变迁当中被遗忘的角落。

第五个故事讨论了20世纪劳动力与机器技术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王洪喆老师认为，上世纪的中国劳动者被视为比技术更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技术路线下，技术革新的目标不是以机器来替代人力，而是创造出更多能够制造并驾驭新的机器且为新社会服务的人。因此在20世纪的中国，技术的可能性并未被质疑，而是被放大。在关于机器技术是取代劳动力还是创造新人的问题上，体现出了与西方不同的中国特色。这种思想亦被科幻作家刘慈欣的早期作品《中国太阳》（2002）所继承。对于当下机器和大模型技术正在逐步替代体力与脑力劳动者的时代而言，王老师认为，值得思考的是，中国过去这种劳动与技术协同演化的观念应该如何寻找新的可能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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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慈欣作品选《中国太阳》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年出版

最后，王洪喆老师还与大家分享了他近年来参与的一些文化活动与艺术项目，其中包括与艺术家合作举办展览、写作短篇小说、拍摄影像作品等等。这些科研之外的项目亦与他长期关注的技术、工人、社会控制等议题紧密相关。

随后的交流环节中，与会学者的讨论主要围绕技术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展开。

顾超老师提出，有些技术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带有政治属性，另一些起初虽不带有政治性，但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下会逐渐政治化，未来是否可能超越经验事实的研究，发展出一套对于科学和政治互动机制的连贯性解释。王洪喆老师回应，一直以来他的问题意识均是围绕技术和劳动力的关系展开。工业革命以来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以及生产力的增长一直是同步的，他希望通过一系列研究去思考人口和生产力的正向关系什么时候会到达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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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卡尔·弗雷著，贺笑译《技术陷阱》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年出版

韩笑老师关心20世纪中叶广泛探讨的控制论与当时政治运作构想的关系。王洪喆老师认为，军工企业内迁和三线建设等很大程度上是军事压力下的被动选择，但客观上对地方社会结构带来了较大影响。当时大量单位、工厂在内陆地区建成，在其内部往往形成一整套包括警察、学校、医院在内的独立的治理系统，并与周边农村社会完全隔离。过了发展的高峰期后，20世纪末这些社区又逐渐走向解体和转型。

冷霜老师则关心打工文学、工人文学等劳动者文化及其背后反映的技术与劳动的关系问题。王洪喆老师结合自己的田野经验指出，我们往往错误地将制造业工人想象成在流水线上干着重复、简单的手工劳动的原始劳动力，但实际上，许多精细的工艺环节依赖灵巧且具有专业技能的工人去操作。因此在珠三角地区的工业组织当中，工种和劳动力的协作方式是非常复杂的。在这一复杂系统里，工人会形成自己的特别感受，有冲动用文字描述自己的生活，因而必然会形成自己的文化。当下社会层面对工人的认识和想象在走向固化，这是亟待改变的。

二

交流会第二部分，徐斌老师首先简要介绍了自己的教育背景和研究兴趣。徐老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此后一直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她的研究兴趣涵盖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明清宫廷史、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在城市规划方面，徐斌老师关注近当代的城市现代化、城镇化问题，亦尝试对中国古代不同朝代的都城和城市进行多学科材料的研究和比较，试图从空间生成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思想与方法。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徐斌老师参与了对紫禁城及其他离宫别苑的原状研究，并深度参与各类相关展览，在此契机下，徐老师接触到了清代宫廷中与中外文化交流有关的诸多文物，因此发现了更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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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斌老师在交流会上

紧接着，徐斌老师介绍了她选择马戛尔尼使团作为目前研究课题的几方面原因。其一，以往学界对马戛尔尼使团的研究基础深厚，说明该议题学术价值高，研究材料丰富，可为后来学者的推进提供基础和便利。其二，故宫博物院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机构留存的相关清宫档案、文物、古建筑等材料以往未被充分利用，研究资料上有拓展的空间。其三，以往研究对沟通双方的礼品并未给予充分关注，空间和物质文化角度的分析亦有所缺乏，因此该议题还有进一步推进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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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

商务印书馆，2013年出版

随后，徐斌老师简要回顾了中外学界与马戛尔尼使团相关的研究情况。整体而言，早期研究大部分是历史和外交视角的分析，少数从科技史和图像学角度关注到了马戛尔尼使团的相关科学仪器与图像资料。2006年，英国学者Maxine Berg发表论文，探讨了马戛尔尼使团礼品中数量庞大的工业制品，这一重要研究促使学界更多关注马戛尔尼使团的礼品，此后又有不少学者对英方礼品、中方回礼及使团图像所涉空间展开了具体研究。

目前徐斌老师对马戛尔尼使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对马戛尔尼使团送给乾隆皇帝的两箱图册的分析。徐老师的研究揭示了这一图册的具体信息，并观察了其中反映的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此外还发现，乾隆皇帝给使团的回礼亦与图册内容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二是从空间和图像的角度探讨马戛尔尼使团带来的炮车与马车。徐斌老师指出，这些礼物被对称布置在静宜园和清漪园的勤政殿，开创了礼仪性宫殿陈设的新模式。它们亦被绘制在图纸和绘画上，成为皇帝个人武功和国家权力的纪念物。三是通过发掘和对比中英两国的原始图像资料，厘清了使团北京寓所的具体位置、布局、使用及变迁。

2024年，徐斌老师赴李约瑟研究所访问，开始在海外进一步寻找史料、寻访实物。徐斌老师随后详细分享了她的经历和收获。在这期间，她利用剑桥大学图书馆、李约瑟研究所东亚图书馆等渠道，研读了马戛尔尼使团相关人物留存的回忆录，系统梳理了使团礼品筹备、运输、呈览的相关信息。同时，还前往英国各地图书馆、档案馆，搜集所有未出版的原始档案。更重要的是，徐斌老师还走访了许多重要的博物馆，在博物馆藏品中找到了使团礼物和中方回礼的部分原件或同时期的类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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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

这些礼品涵盖科学仪器、工业制品和图册等类别。使团礼品中有不少望远镜、太阳系仪、地球仪、天球仪等科学仪器，承载了英国当时最重要的天文与地理发现。而钟表、气泵等实验仪器，则充分表现了英国的科技成就。使团礼品中还有大量的工业制品。例如有一对送给乾隆皇帝的轮椅，是当时英国贵族痛风发作时的代步工具。还有价格不菲的吊灯、华丽的瓷器、精致的金属制品、实用的轮滑工具等，均蕴含着新的发明和技术，代表着当时英国的工业制造水平。此外，还有一些图册和模型，展示了那些无法通过实物传达的社会面貌和军事力量。例如礼品中有一艘船模，原型是英国当时最先进的舰艇，可安放数百门炮弹。由此可见，传统的文献资料之外，礼品是直观地了解双方意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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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使团进献给乾隆帝的自来火新法金镶枪

长159.5厘米，内径1.6厘米，藏于故宫博物院

除了对文物的分析，徐斌老师认为还可以开展一些空间角度的研究。其中，既可关注微观尺度的礼品陈设宫殿、使团寓所等情况；亦包括更大尺度的对使团行动路线与途径地点的讨论。从这些信息中可以发掘清廷对使团的认知和态度，亦可深入分析使团对中国风土人情的真实感知。具体而言，空间层面的研究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使团行动路线的复原，可以通过使团成员沿途绘制的图画等资料还原他们从英国到中国的海上航行路线。其二是发掘清宫档案和古建图档，复原使团在圆明园、紫禁城、热河等地的活动，特别是与乾隆皇帝会面的具体情形。其三是使团回程沿大运河往南，过衢江、赣江，翻阅梅岭前往广州的内陆旅行路线，可以通过对大运河段、衢江段、北江段的实地考察，参考方志、舆图及使团日记等资料，明确使团图像中自然风光、地标建筑的地点及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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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在承德接见马戛尔尼使团（1793）

[英]W.亚历山大绘，藏于大英图书馆

最后，徐斌老师简要总结了她对未来成果形式的多方面设想。论文和专著之外，在基础数据与史料整理层面，她希望将空间定点与图像史料制作成GIS专题数据库，方便后来学者利用。在文化传播与公众史学方面，她希望该研究能转化为以中英交流为中心的主题展览。

徐斌老师的分享引发热烈讨论。郭子龙、张书彬、钟鸣旦老师就马戛尔尼使团留存的图像资料、礼品图册等具体史料分别提问，徐斌老师一一作答。当时的英国贵族普遍接受过制图学训练，因此从使团绘制的平面图中可以看到，英国人的绘图技术和对比例尺的认识已经与当今相差无几。当时清朝宫廷画家的绘画中，则暂未见到与马戛尔尼使团相关的作品。使团带来的礼品图册有21册，留存16册，目前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当时乾隆皇帝非常喜爱这份图册，因此要求将之存入舆图房妥善保管，此后一直未得到广泛利用和流传，一直到民国年间才被重新注意到。其他礼品大部分陈设在圆明园，因此大多无存；少部分存放在紫禁城宫殿和库房中，目前藏于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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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使团进献给乾隆帝的铜板图画，共两箱16册

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石井刚老师对使团礼品的“先进性”提出追问，所谓的“先进”，是当时英国人的认知？还是乾隆朝时人的认知？亦或是当今研究者的评判？徐斌老师认为，英方带来的礼品在英国人眼中是先进的，但当时乾隆皇帝通过其他渠道早已接触过欧洲的新技术，因此使团礼品带来的冲击应该较为有限。与同时期其他使团相比，马戛尔尼使团的礼品规格是非常高的，从世界科技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礼物也确实代表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科技水平。

王洪喆老师询问使团游记中对中国的认知和看法。徐斌老师指出，使团游记中非常多关于中国风貌的描述性记载和与英国类似地点或建筑的比较。郭子龙老师补充，亦有一些使团成员认为当时的南方地区没有想象中的强大，军队纪律与武器其实都很落后。徐斌老师进一步回应，使团人员的日记出版存在先后顺序。早期的马戛尔尼、安德森等人的日记当中，看不到太多对中国的贬义评价，但是后期出版的日记对中国的描述和态度则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与19世纪初英国国内对清朝态度的变化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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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Gillray的讽刺漫画《The Reception》，描绘了清廷接待马戛尔尼使团时的情形

蚀刻版画，1792年发行

顾超、郑威、张丽华、文晗等老师的提问则围绕当时其他传教士与使团的互动、清廷对于使团的感受、乾隆皇帝的回礼等问题。徐老师回应，使团当时的活动受到较为严密的监视，因此与北京本地传教士之间并未广泛接触，主要限于翻译等工作。使团原计划在北京常驻，但最后走得非常仓促，因此实际上他们的礼品没有得到完全的展示。另外，由于个人兴趣的不同加之统治基础走向稳固，乾隆皇帝并没有康熙皇帝那么在意西方的知识和技术，而更关心物品的美观和装饰功能，因此大部分使团礼品都被当做陈设品，并未得到重视。乾隆皇帝的回礼从数量上看是更多的，其中大部分是宫廷中较为精品且经过工艺改良后制造出来的瓷器、珐琅器、漆器、铜版画等，较少与科学技术相关的物品。从回礼看，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团是格外优待的，但对英方提出的超越其他国家的待遇，又全盘拒绝。

此外，与会学者还就当时英国与清朝科学观念的差异、康熙与乾隆的价值取向、研究成果在数据库中的体现等问题展开交流。

本文转自 |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