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山东泰安，检察长公丕汉正在查一起诈骗案。

结果查着查着，就查到了公安局副局长头上。

这时候，市委书记胡建学拍桌子了—不准立案、不准调查、不准上报。

检察长不听他的，继续查。

胡建学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派人去追杀。

一个市委书记，对执法官员下杀手，这事儿放在今天听起来都像天方夜谭，可它真真切切地发生了。

从寒门学子到“最年轻书记”

胡建学1950年出生在山东菏泽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家。小时候吃不饱穿不暖，连生病都只能硬扛。

村里那些家境稍好点的小孩没少欺负他，那种被人踩在脚底下的滋味，深深刺痛了这个农家娃的自尊心。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这辈子一定要出人头地。

1965年读完中学，因为特殊年代没法继续上学，胡建学选择了参军入伍。

在部队里他一天没闲着，别人休息他看书，别人闲聊他学习。三年后退伍，18岁的他被安排到东明县水利局工作。

搁一般人，捧上铁饭碗可能就知足了，可胡建学不是一般人。

八十年代初国家恢复高考，他果断拿起书本复习，硬是考上了南京大学化学系。在那个年代，这简直就是鲤鱼跳龙门。

大学毕业后，胡建学被分配到山东省计委工业处。

凭借着高学历和出色的工作能力，他的仕途走得顺风顺水。

1990年，年仅41岁的他被任命为泰安市委副书记，成了山东同级别官员里最年轻的一个。

说实话，从穷苦农家孩子走到这一步，胡建学的奋斗历程确实让人佩服。

但可惜的是，权力这东西，攥在好人手里是为民造福，攥在坏人手里就是害人害己。胡建学恰恰就是后者。

“狂妄书记”的三宗罪

坐上高位之后，胡建学的心态彻底变了。

他公然在公开场合说：“到我们这一级的干部，就没人管了。”

听听这话，狂妄到了什么程度？在他看来，自己已经站到了无人能管的高度。

在单位里，胡建学有着严重的“家长”作风，专断独行，稍有不顺心就火冒三丈，下属经常被他骂得抬不起头。

市委常委会在他手里就是个走过场的摆设。

他开始利用职务之便大肆卖官，给钱就办事。

泰安的干部队伍里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副科提正科，得花一万多；正科提副县，得要四五万。”听听，乌纱帽都明码标价了。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曾经那么能吃苦、那么有志气的农家子弟，怎么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关键转折点是一次香港之行。

九十年代初的香港，高楼林立、灯红酒绿，那种繁华给了胡建学巨大的心理冲击。

坐在会场上，看着那些香港富商随便出手就是自己奋斗几十年都挣不来的钱，他的价值观彻底崩塌了。他开始琢磨：我爬到今天这个位置，难道就是为了两袖清风？

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人就彻底完了。

从香港回来后，胡建学像换了个人似的，来者不拒，给钱就收。

起初他还小心翼翼，只敢拿个八千块，后来胆子越来越大，光一年就能收36万。

从1990年到1995年，短短五年时间，他先后收受贿赂99次。豪宅里光是价值连城的名表就囤了六十多块。

更讽刺的是，胡建学一边疯狂敛财，一边还给自己立牌坊。

他让人把自己1992年以来的讲话、心得编成一本书，印刷出来要求全市干部人手一本。

在公开场合大谈特谈反腐倡廉，在报纸上宣传自己如何建设文明城市。一个人能把虚伪演到这个份上，也算是登峰造极了。

胡建学主政泰安那些年，当地经济一塌糊涂。老百姓为生计发愁，他的腰包却越来越鼓。这叫什么？这叫喝民血、吃民膏。

俗话说得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994年，泰安一个叫汪德海的诈骗犯案发，顺藤摸瓜牵出了一大批官员——市委副书记孙庆祥、副市长孔利民、秘书长卢胶青、公安局长李惠民等等。

这帮人互相行贿，现金、美金、金项链、微波炉、摄像机，什么值钱送什么。

副书记孙庆祥到泰安不到三年就捞了12万多；秘书长卢胶青更狠，两年半捞了37万。这些人的落马，最终把幕后黑手胡建学给揪了出来。

按理说，事情到了这一步，正常人该收敛了吧？可胡建学偏不。

他不但不收敛，反而上蹿下跳干涉办案，甚至把黑手伸向了主持案件调查的泰安市检察长公丕汉。派人跟踪监听，打恐吓电话，死亡威胁，最后干脆派人当街追杀。

公丕汉一度被逼到精神濒临崩溃。幸亏这位检察长够机警，才保住了性命。

追杀检察长——这在中国反腐史上都极其罕见。胡建学的狂妄，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然而邪不压正。1995年，胡建学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正式逮捕。

他被带走那天，囚车外面围满了泰安老百姓，全是骂他的。民心向背，一目了然。

1996年2月，一审判决下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消息传到耳朵里，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狂妄书记”终于害怕了。

为了活命，他开始积极配合调查，主动检举揭发，一口气供出了6位高官的违法犯罪事实。

二审考虑到他的立功表现，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后来在狱中又先后五次减刑，最终改成了有期徒刑15年6个月。

说实话，看到这里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胡建学从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穷苦孩子，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一步步爬到高位，本该造福一方百姓，结果却把权力当成了敛财工具，把官场当成了交易市场。

他的堕落，固然有个人贪欲膨胀的原因，但监督机制的缺失同样值得深思。一个动不动就说“没人管得了我”的干部，如果早点有人管、早点有人问，或许不至于走到那一步。

胡建学案在当时轰动全国，被称为“自刘青山以后受到刑罚最重的一位地市委书记”。

这个案子也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权力是人民给的，不是用来做买卖的；官位再高，也高不过国法。狂妄自大、目无法纪的人，终究逃不过法律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