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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上半年，住户存款增加了7.58万亿元，同一张表上，住户贷款减少了3668亿元。

一个拼命存钱，一个拼命还债，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同时发生，已经把问题说得明明白白了，老百姓不是不想花钱，是不敢花。

与此同时，储蓄意愿连续三个季度处于历史高位，二季度达到54%，再创新高，存款利率早就跌进了“1时代”，可老百姓宁可把钱存在银行里吃低息，也不愿意拿出来消费。

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与立信数据研究院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消费者家庭将余钱主要用在储蓄、子女培养教育、旅游、还房贷和医疗上。

子女教育和医疗支出分别以42.7%和25%的比重，排在家庭余钱用途的前列。

表面看居民手里有存款，可这笔钱是留着给孩子上学的、留着给老人看病的、留着自己养老的。这笔钱不能动，不敢动，动了明天就过不去。

真正吸走居民消费能力的，是两套长期挤压家庭现金流的机制——教育和医疗这两座大山。

教育：一台持续运转的“家庭抽水机”

教育支出对家庭现金流的挤压，是从孩子出生就开始的。

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研究所调研数据显示，我国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消费比重达14.9%，农村家庭占比15.8%，超半数家庭每年教育开支占家庭年收入20%以上。

育儿支出持续挤压住房、医疗、储蓄等基础生活预算。

一个孩子从幼儿园读到大学毕业，在一二线城市动辄一两百万。这笔钱不是一次性掏出来的，是每个月、每一年持续不断从家庭收入里往外抽。

孩子越小，抽得越狠，很多家庭为了给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的保障，每个月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收入直接填进了教育这个窟窿里。

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尚未全面覆盖，幼儿园学费在不少城市已经追平甚至超过大学学费。

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后，虽然学费和教科书费被免除，但非学科类培训、课外辅导、兴趣班等隐性开支才是真正的无底洞。

钢琴课一节300到500元，编程课一个学期上万，英语外教一对一每小时400元起步。这些还不是最贵的，高端竞赛培训、海外游学项目动辄几万起步。

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调查，中小学生校外教育参与率约48%，平均费用约每年7000元。这只是平均数，在一线城市这个数字至少要翻倍。

2024年，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4.2%，人均消费支出仅增长0.4%，但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增长了7.5%。

教育类支出在家庭预算中优先级最高，意味着哪怕收入增长放缓，教育支出依然在涨，其他消费只能被挤掉。

更值得警惕的是，教育支出正在从“阶段性压力”变成“终身性负担”。

过去我们认为孩子上了大学就算熬出头了，可现在的情况是大学学费本身就在上涨，一线城市普通本科每年学费加住宿费生活费轻松突破5万元。

等到孩子大学毕业，面临的又是就业压力、租房压力、结婚买房压力。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积蓄被捆绑在一个孩子的教育链条上，这种压力不是短期能缓解的。

全国政协委员魏革军在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建议扩大个税抵扣范围，提高教育、医疗、养老等支出抵扣比例。

这个建议本身说明了一个现实——教育支出已经重到需要靠税收政策来对冲的程度。

教育支出的持续攀升，不仅仅是因为物价上涨，更深层的原因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和分配不均。

学区房、名校名额、竞赛获奖证书，这些“门票”背后是源源不断的金钱投入。家长不是在为知识付费，而是在为“不被淘汰”付费。

当一个家庭每个月收入的大头被教育吸走，剩下的钱还要应付房贷和日常开销，哪还有余力去消费？

教育支出就像一台抽水机，把家庭可支配收入源源不断地抽走，留给消费的水位越来越低。

医疗：一个随时可能炸开的“现金流黑洞”

医疗支出的杀伤力比教育更狠。教育至少是细水长流的支出，能提前规划、按月分摊。可医疗不一样，一场大病说来就来，没有任何预警，也不给你攒钱的时间。

从结构上看，中国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例约为9.5%，看似低于美国居民医疗支出占个人消费支出约17%的水平。

但关键差异在于兜底机制。美国65岁以上有联邦医保Medicare，低收入有Medicaid；而中国基本医保的报销比例和封顶线在不同地区差异悬殊，商业健康险覆盖率仍处于较低水平。

更重要的是，美国医疗支出的高占比本身就是问题，美国人均医疗支出高达14570美元。中国虽然在比例上看似“轻”，但基数效应意味着对普通家庭的实际冲击同样沉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指出，未来医疗健康的“刚性”支出预期，对家庭预防性储蓄的推动作用远高于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虽然高，但至少可以提前规划；而医疗支出是随机的、突发的，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上，也不知道会用多少。这种不确定性，才是让人不敢消费的根本原因。

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认定标准里，医疗刚性支出被列为首要考量项。

从地方政府的认定标准来看，医疗刚性支出包括个人负担的门诊和住院费用，以及异地就医的合规交通和住宿费。

这些费用对普通家庭来说往往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场大病就能把一个家庭打回原形——这不是夸张，是现实。

医疗支出不确定性会显著抑制家庭消费，该抑制效应主要通过强化预防性储蓄动机实现。

提高医保报销额度能够缓解这一效应，但当前医保的保障水平离彻底消除家庭的医疗焦虑还有很大距离。

一半以上的老人还在工作，首要原因是“维持生活开支”——不是老有所为，是穷老难休。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重病号，积蓄就能在几个月内被清空。

这种随时可能“炸开”的风险，让大多数家庭不敢把存款拿出来消费。

更让人不安的是，医疗费用的增长远快于收入的增长，新药、新疗法、新设备不断涌现，每一项创新都伴随着更高的价格标签。

医保目录的覆盖速度跟不上新药上市的节奏，大量有效但昂贵的治疗方案需要患者自费承担。

当一个家庭的储蓄被一场大病清空，它失去的不仅是钱，还有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和安全感。这种恐惧，才是消费意愿被彻底压制的深层原因。

两大“毒瘤”不除，消费永远起不来

这两大支出对消费的挤压，可以从日本的经验中得到印证。

日本在“失去的三十年”中，消费率长期低迷，直到近年来通过“全民保险制度”和高额疗养费制度大幅降低医疗支出不确定性。

以及高等教育无息贷款和学费减免政策缓解教育压力后，消费才逐步企稳回升。

中国的情况与之类似——不先解决教育和医疗这两大核心焦虑，单靠发消费券、搞促销是治标不治本。

2026年7月，国务院批复了《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次出台聚焦扩大消费的国家级专项五年规划。

规划明确要求“合理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支出”，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

规划支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规划目标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

政府在增加投入，这是好事，但教育和医疗这两大支出对家庭现金流的挤压，不是靠几项政策就能立刻解决的。

它需要的是系统性改革，扩大个税抵扣范围、提高医保报销比例、降低非学科类培训成本、增加普惠托育供给。

消费意愿起不来，根源不在于商品不够好、价格不够低，而在于老百姓心里那根弦一直绷着，教育和医疗这两个随时可能引爆的雷，让任何人都不敢放开手脚花钱。

居民消费意愿指数虽然处于景气区间，但预防性储蓄倾向尚未明显扭转。只有把教育和医疗这两大“毒瘤”真正切除，老百姓的消费信心才能真正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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