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发院张副院长说了一句很精彩的话: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因为它很自由,不像朝九晚五的人,虽然有五险一金,却失去了自由。
这话听着耳熟。想起一个人——晋惠帝司马衷。
有一年天下饥荒,百姓饿死无数,大臣向他报告。这位皇帝一脸困惑:“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没有米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粥呢?
一千七百年过去了,晋惠帝早已作古,但他那种“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看别人的处境”的思维方式,穿越了朝代更迭,在一所当代中国最顶尖的学术机构里,借一位经济学教授之口,完成了跨时空的转世。
“灵活就业是福利”,这句话和“何不食肉糜”共享同一个逻辑结构:说话者站在一个绝对安全的位置上,替站在风雨里的人定义他们的处境。不同的是,晋惠帝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而张教授给了一个聪明的答案。但聪明的答案,有时候比愚蠢的问题更危险。因为愚蠢的问题可以被识破,而聪明的答案会被记住,会被引用,会被当成一种合理的解释,去覆盖那些不合理的现实。
什么是灵活就业?平台经济、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摆摊、跑腿、临时工。他们没有劳动合同,没有五险一金,没有带薪休假,没有工伤保障。他们按单计酬,一天不跑就没有收入。他们不是在“自由选择”,他们是在“被选择剩下的选项”里找一个能活下去的方式。
你说那是福利?那福利的标准真够低的。低到不需要社保,低到不需要保障,低到“没人管你”就等于“你很自由”。
张教授大概不知道,或者说她不关心,一个外卖骑手在暴雨里赶单的时候,那种“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她可能也不想知道,一个网约车司机每天开十二个小时,腰椎已经出问题了,却不敢休息一天。因为休息一天就少一天的钱,少一天的钱就可能交不上房租。那是自由吗?那是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人,被强行命名为“自由”。
真正的福利,是你不用在暴雨里接单也能活下去。而不是告诉你“你在暴雨里接单,这叫自由”。
更耐人寻味的是,张教授不是一个人在说话。近年来,“灵活就业是福利”正在成为一种学术流行。平台经济被称作“新就业形态”,零工经济被称作“就业蓄水池”,灵活用工被称作“年轻人更喜欢的方式”。每一次都在用新名词覆盖旧问题。劳务派遣换一个名字叫“灵活用工”,外包换一个名字叫“共享员工”,没有保障换一个名字叫“弹性就业”。张丹丹只是说出了这些修饰词汇总后的结论。她不发明这套逻辑,她只是替这套逻辑穿上了北大的正装。
张教授说灵活就业很自由,那你为什么不争取?
北大的教授是有编制的。有稳定的收入,有可靠的社保,有体面的退休金,有寒暑假。张教授在这个系统里待了那么多年,她很清楚这些保障意味着什么。她很清楚“稳定”的价值,因为她自己就活在这个价值里。但她转过头来,对门外的人说:“你们在外面吹风,很自由。”
这就好比一个人住在房子里,暖气充足,食物充足,然后对窗外露宿的人说:“你看,你们多亲近自然。”
你为什么不搬出来?你为什么不把编制辞了,去体验一下你所说的“福利”?因为你不会。因为你清楚那不是什么福利。你只是需要一种理论,来证明你拥有的是合理的,而别人拥有的也是合理的,哪怕你们拥有的东西,完全不在同一个量级上。
张教授不是不懂逻辑,而是她的发言环境不需要逻辑自洽。她是国发院的副院长,那是一个不缺饭碗的位置。她说错了,不会有人扣她的工资。她被骂了,不会有人取消她的编制。她的生活和她发言的内容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这正是“何不食肉糜”得以复活的制度土壤,说话的人不需要为说话的内容付出任何代价。晋惠帝之所以说出那句话,不是因为他天性残忍,是因为他从来没饿过。他不知道“饿”是一种什么状态。所以他才会把“吃肉粥”当成一种合理的建议。
张教授之所以说出这句话,不是因为她想伤害谁,是因为她从来没在风雨里等过单。她不知道“没有保障”是一种什么感受。所以她才会把“没人管你”当成一种自由。
一个不需要为言论负责的人,最容易被自己说出的话赦免。而一个被自己赦免的人,下一次开口时,会说得比上一次更笃定。
张教授的核心话术在于把“不得不”包装成“自由”:你不得不在风雨里接单,被说成“你享受风雨的自由”;你不得不每天跑十二个小时,被说成“你选择高强度工作的自由”;你不得不忍受没有社保,被说成“你放弃稳定换取灵活的自由”。她把“被迫”这个词从句子里删掉了。而删掉“被迫”之后,所有的被动都变成了主动,所有的无奈都变成了选择。
但真正的自由和不自由,区别不在于你正在做什么,而在于你有没有停下不做的选项。
一个国企员工辞职去送外卖,他是自由的。因为他可以选择离开,也可以选择回来。一个外卖骑手想去国企上班,他是不自由的。因为他想进去,但进不去。前者的选项是开放的,后者的选项是单向的。张教授之所以看不出来,是因为她自己的选项从来没有消失过。她站在一个永远有退路的位置上,替那些没有退路的人定义“退路本身就是一种自由”。这就像一个人站在岸上,替水里的人说“游泳是一种自由”,但她自己从来没湿过脚。
张丹丹说这句话的时候,头衔是“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国发院是做政策研究的。他们的研究应该影响政策,政策应该影响民生。如果一个研究经济政策的学者,连“灵活就业”和“自由”之间的区别都分不清,她能为国家发展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建议?
我们需要的是能深入田野的学者,不是只会造句的专家。是能看见真实生活的人,不是在办公室里定义别人处境的人。是能提出解决方案的人,不是替不公平现状辩护的人。
伟人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你真的了解过老百姓的生活吗?你脱离群众太久了,你距离普通百姓的生活太远了。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什么是灵活就业,请你在盛夏的正午,去街头站两个小时;请在凌晨三点,去批发市场看一眼;请把一个月的收入降到灵活就业者的平均水平,然后试着活下来。如果你做不到,就别替他们说话。你替他们说的话,每一句都是他们不需要的。
国家需要的不是这种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专家。国家需要的是那种去田间地头、去工厂车间、去外卖站点、去深夜的街头,然后回来说“情况是这样,问题在这里,办法有这些”的人。不是那种坐在办公室里,打开电脑,发一条微博——“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说完,然后下班回家。
如果你真的觉得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那么请你做一件事:把福利领走。
辞掉你的编制,退出你的社保体系,放弃你的稳定收入,去注册一个骑手账号。去体验一下你所说的“自由”。跑一个月,然后回来,在同一个讲台上,告诉所有人:“是的,我亲身体验过,那就是一种福利。”如果你不愿意,就别说了。因为你说的话,每一个字都在那些真正灵活就业的人身上,显得很轻。轻到像一阵风,吹过去就没了。而他们还在风雨里,等着下一单。
更新时间:2026-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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