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估分709，爸请客说清华稳了，查分后全家傻眼

女儿估分709，爸请客说清华稳了，查分后全家傻眼

一

我爸在院子里摆了六桌。

那是六月二十三号，离查分还有不到三个小时。

我坐在二楼房间里，窗帘拉得死死的，空调开到二十三度，裹着被子刷手机。屏幕上那些“高考估分交流群”的消息刷得飞快，我一条都没看进去，脑子里反复转着一个念头——万一估错了呢？

楼下传来我爸的大嗓门：“老李！这边坐这边坐！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家小子明年才考吧？今天先来沾沾喜气！”

我听见椅子被拉开的声音，杯盘碰撞的声音，我妈在厨房里喊“鱼好了没有”的声音，还有我三岁的弟弟在院子里追狗的笑声。

这个家已经把我当成清华的学生了。

准确地说，从六月九号下午数学考完开始。

那天我走出考场，腿都是软的。数学最后一道大题的第二问我没做出来，只写了个“解”字，后面全是空白。十二分，就这么没了。我骑着自行车回家，一路上脑子嗡嗡的，到家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翻开草稿纸开始对答案。

选择题全对。填空错了一个。前五道大题，步骤分应该能拿满。

我把所有能记起来的答案都写下来，一道题一道题地估，保守估了两次，宽松估了一次。

保守分，627。

宽松分，653。

我盯着那张写满数字的草稿纸，心跳得很快。这个分，按照去年的录取线，清华够了。冷门专业够了，但够了。

我拿起手机，在家庭群里发了条消息：“估了650左右。”

我妈秒回：“真的假的？”

我：“保守估计。”

五分钟后，我爸的电话打过来了。他在工地上，背景音是搅拌机的轰鸣声，他几乎是吼着说的：“幺儿！你再说一遍！多少？”

“650左右，爸。”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钟，然后爆发出一阵大笑，笑得我耳朵都嗡了。

“我就晓得！我就晓得我闺女行！你等着，爸这就回来！”

他当天晚上真就从省城赶回来了。三百多公里，开着他那辆开了八年的五菱宏光，到家的时候身上的水泥灰都没洗，冲进我房间一把抱住我，眼眶红红的。

“幺儿，你给爸长脸了。”

我从来没见他这样过。

我爸叫陈德福，在省城的工地上做钢筋工。我妈在县城超市当收银员。我们住在黔北这个叫枫香镇的地方，一条主街从东头走到西头用不了十分钟。我家在镇子边上，二层自建房，盖了八年了，外墙的红砖就这么裸着，我爸说等攒够钱就贴瓷砖。

攒了八年，瓷砖还是没贴上。

但现在不一样了。

第二天，我爸就开始打电话。先打给我大伯，再打给我二姨，然后是他在工地上的工友、我妈超市的同事、街坊邻居、远房亲戚，甚至打给了他在贵州老家十年没联系的表哥。

每一通电话都以同一句话开头：“我闺女，估分650，清华稳了。”

我在旁边听着，脸烫得能煎鸡蛋。我拉他的袖子，小声说：“爸，只是估分，还不一定呢。”

他把我的手拍开，继续对着电话笑：“肯定稳了！我闺女从小成绩就好，从来没掉出过年级前三，这次发挥又这么好，肯定没问题！”

这话倒是真的。我从小学到高中，成绩确实没掉出过年级前三。但也仅限于我们县一中。我们县每年能考上清华北大的，一只手数得过来，有时候一个都没有。

这些我都知道。但看着我爹那张笑开了花的脸，我说不出口。

从那天起，一切都变了。

镇上的人见了我都叫“清华大学生”。我去超市找我妈，她的同事围上来拉着我的手，啧啧感叹“陈姐你闺女真争气”。我走在街上，背后总有人指指点点，说着“老陈家那闺女”“清华”“出息了”之类的词。

我爸更是像变了个人。他开始张罗着请客，开始跟人吹嘘“我闺女以后就是清华的学生了”，开始跟工头预支了三个月工资，说要给我买台笔记本电脑。

“清华的学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他严肃地说。

我看着他被水泥灼得粗糙的手，看着他笑起来眼角堆起的皱纹，看着他头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来的白发，心里又酸又胀。

我什么都没说。

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遍遍地回想考场上的每一个细节，反复核算每一分的得失，祈祷自己的估分没有出太大偏差。

709。

这个数字是我爸喊出来的。

不知道从哪天开始，他从“650”变成了“我闺女估了700多”。我妈私下跟我说，是他在外面跟人吹牛的时候，别人家孩子估了690，他就说我估了700。别人估了700，他就说我估了710。这么一来二去，数字就定在了709。

我曾试图纠正过他，我说：“爸，我没估那么高。”

他瞪我一眼：“你懂什么？你那叫谦虚！我闺女我知道，肯定不止650。”

我不敢再说话了。

因为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我爸需要这个数字。他太需要了。他需要这个数字来抚平这八年来所有的不甘和委屈，需要这个数字来证明他在工地上流的每一滴汗都值得，需要这个数字来告诉所有人：我陈德福的闺女，出息了。

709这个数字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大到我已经控制不住。

六桌酒席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从床上爬起来，走到窗边，拉开一条缝往下看。

院子里坐了满满当当的人。大伯一家四口，二姨带着她两个儿子，我爸工地上的七八个工友，我妈超市的同事，镇上的邻居，还有几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六张折叠桌是从隔壁王叔家借的，红色塑料凳摆得整整齐齐，每张桌上都放着瓜子和花生。

院子正中央挂了一条红色横幅，上面写着：“热烈祝贺陈芳菲同学金榜题名”。

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

那个横幅是我爸在镇上定做的。当时我还拦他，说等成绩出来再弄也不迟，他说“等成绩出来就来不及了，我得让全镇都知道”。制作横幅的老刘头还问他，要不要写“清华”两个字上去，他想了想说算了，万一闺女想上北大呢。

他们笑成一团。

笑声穿透二楼的窗户，直直扎进我耳朵里。

下午五点半，菜上桌了。

我爸一桌一桌地敬酒，手里端着的是一次性塑料杯装的白酒，他喝得很猛，每敬一杯都要拍对方的肩膀，笑声响亮得像炸雷。

“老李，你家那小子明年肯定也行！到时候我让我家芳菲去清华门口接他！”

“张哥，这些年工地上多亏你照顾，我敬你一个，敬你一个！”

“嫂子嫂子，吃菜吃菜，今天这鱼是我专门托人从遵义带回来的，野生乌江鱼，你尝尝！”

我妈在厨房和院子里来回穿梭，额头上全是汗，头发黏在脸上，她时不时地抬头看看二楼我的窗户，眼神里有藏不住的担忧。

她知道我在紧张。

六点十分，我大舅来了。

大舅陈德贵比我爸大五岁，在县里开了一家五金店，日子过得还不错。他是家里唯一对这件事持保留态度的人。

我听见他在院子里跟我爸说：“德福，差不多得了，成绩还没出来呢，你这搞这么大阵仗，万一——”

“没有万一！”我爸打断他，声音很大，“我闺女估了709，稳稳的清华！”

大舅没再说话，找了个角落坐下来，点了根烟。

我握着手机，手心全是汗。

查分时间是晚上七点。还有不到一个小时。

我打开微信，“高考估分交流群”里已经炸了。有人说明天下午才能查，有人说今晚八点，有人说他表哥在省招办工作已经帮他查到了，一个比一个离谱。

我退出来，点进我们班的群聊。

班长王浩发了条消息：“今晚七点可以查分了，省招办官网和短信都可以查，我这边信号不好，谁查到了吼一声。”

底下瞬间刷了十几条“好的”“收到”“紧张死了”。

林晓晓艾特我：“芳菲你肯定没问题，到时候发了成绩单记得请客！”

我打了个“嗯”字，然后关掉了手机。

楼下又热闹起来了。我听见有人喊我名字，让我下去露个脸。我爸替我挡了，他说“芳菲在复习，不对，她在预习大学课程”，周围一片“啧啧”声。

我把自己摔回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发呆。

天花板上有一条很长的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墙角。我在这间屋子里住了八年，这条裂缝从一根头发丝细变成了一根筷子粗。小时候我总担心天花板会塌下来，后来习惯了，就不怕了。

但今天我又开始担心了。

不是担心天花板。

六点四十。

我听见楼下传来汽车的声音，不是轿车，是三轮摩托。然后是我二叔的声音。

“哥！哥！来了来了！”

二叔陈德寿比我爸小三岁，在镇上开了个修摩托车铺子。他嗓门更大，声音沙哑得像破锣。

“我从遵义搞了个烟花！七点钟放！”

我猛地从床上弹起来，冲到窗边。

二叔的三轮摩托车斗里，横着三个大纸箱。他正跟我爸一起往下抬，动作小心翼翼，像抬着什么易碎品。

红色包装纸，金色图案。

烟花。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我家隔壁住着王大妈，她家儿媳妇抑郁症，最怕响声，平常连过年放鞭炮都要提前打招呼。我赶紧冲下楼，一把拉住我爸。

“爸，烟花不能放，王大妈那边——”

“打了招呼了打了招呼了！”我爸笑呵呵地说，“我昨天专门提了两瓶酒过去，她儿媳妇这几天回娘家了，没事！”

“不是，万一——”

“没有万一！”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手掌粗粝得像砂纸。

“幺儿，你上去等着查分，查到了就下来，爸给你一个惊喜。”

我看着他被酒精染红的脸，看着他眼睛里亮晶晶的光，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说不出话来。

六点五十。

我回到房间，关上门，反锁。

手机屏幕亮着，显示着省招办的查分页面。准考证号已经输好了，身份证号也输好了，就差按那个查询按钮。

我的手在抖。

不是那种细微的颤抖，是整个手臂都在抖。我试着深呼吸，每一次吸气都觉得胸口发闷，呼出来的气体又热又潮。

我想起高考那天。

六月七号早晨，天还没亮，我爸就从省城赶回来了。他请了三天假，专门陪我考试。我说不用，他说不行，别人家孩子都有家长陪。

那三天，他就睡在学校门口的车上。

上午考语文的时候，我从考场出来，远远看见他站在家长堆里，比别人高出半个头。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T恤，上面印着“某某建材”的字样。太阳很大，他满头是汗，一看见我就举起了手里的塑料袋。

“幺儿，喝水！爸给你买了冰水！”

他跑过来的样子笨拙得像只熊，人群里左冲右突，塑料袋晃来晃去。

那一刻我把头仰起来，把眼睛里的东西逼回去。

从小到大，我爸对我的要求只有两个：好好读书，别像他一样。

他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十六岁跟着村里人去了广东，在工地上搬砖。后来学了钢筋工，一个月能多挣点。他手上的茧子厚得能磨刀，肩膀上常年贴着膏药，四十出头就累出了一身毛病。

但他从来没在我面前喊过累。

只有一次。那是高二上学期，他腰痛得起不来床，

那天晚上我出来倒水，路过他们房间门口，听见我爸用一种我从来没听过的声音说：“婆娘，你说芳菲要是考不上好大学，咱这十几年的钱不就白花了吗？”

我妈说：“别说这种话，她能考上。”

我爸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说了一句我到现在都记得的话：“她要是能考上清华北大，我这辈子就值了。下辈子还给她当牛做马都行。”

我在门外站了很久，端着水杯的手一直抖。

后来我回到房间，把这句话写在便利贴上，贴在书桌前。

“清华北大。”

那四个字陪着我度过了最崩溃的高三。

每天早上五点二十起床，晚上十二点以后才睡。一天喝三杯速溶咖啡，胃疼了就吃两片达喜。模拟考考砸了就在操场上跑圈，跑到腿软了回宿舍继续做题。

我不是天才。我们县一中的教学质量，跟省城的重点高中没法比。我只能靠背，靠刷题，靠一遍遍地抠每一个知识点。错题本写了厚厚六本，每一页都标注了错误原因和对应的知识点。

班主任陈老师说我这叫“笨鸟先飞”，我没反驳。

因为我确实不聪明。

但我够拼。

拼到有一次流鼻血，血流了半个卷子，同桌吓哭了，我说没事没事，拿纸巾堵住鼻孔继续做选择题。

这些，我都没跟我爸妈说。

考完估分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站在清华大学的门口，门很宽，路很直，阳光很好。我爸站在我旁边，穿着那件蓝色T恤，笑得像个孩子。

然后我就醒了。

醒了以后我坐在床边，窗外还是枫香镇灰扑扑的街道和老旧的路灯，什么都没有变。

我拿起笔，又在纸上重新估了一次分。

这一次我把所有不确定的题全扣了分，作文按最低分算，数学最后那道大题的十二分全扣掉。

最低估分：619。

619，清华不够。北大也不够。甚至浙大、复旦都悬。

我把那张纸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然后我打开门，对我爸说：“爸，估了650左右。”

六点五十九。

楼下安静了。

所有人都在等七点。

我听见我爸在院子里喊：“都别吵都别吵，七点了！芳菲在查分！”

我的手还在抖。手指悬在手机屏幕上方，离那个查询按钮只有一厘米的距离。

这一厘米，隔着什么？

隔着清华和普通985的距离。隔着我爸这十几年的血汗和期望。隔着这六桌酒席和满院子人的目光。隔着一个红底金字的横幅和三箱还没点燃的烟花。

我忽然想哭。

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害怕。

我害怕看到我爸的眼神。那种如果考砸了，他从天堂掉到地狱的眼神。

但我知道我不能拖了。

七点了。

我深吸一口气，按下了查询按钮。

页面开始加载。

网速很慢。进度条像蜗牛一样往前爬，爬一下就卡住，再爬一下，再卡住。

我的心脏几乎停跳了。

楼下传来二叔的声音：“查到了没？查到了没？”

我爸的声音更大：“别催别催！在查着呢！网慢！”

十秒。二十秒。

三十秒。

页面终于加载出来了。

一个白色的弹窗，上面写着几行字。

我第一眼看到的是总分。

619。

619。

619。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眼前瞬间模糊了。

我使劲揉眼睛，揉得眼睛生疼。再睁开看。

还是619。

语文127，数学132，英语138，理综222。

理综222。

怎么可能？理综我明明估了260以上的。生物有一道实验设计题我确实没把握，但那道题只占12分。物理最后一道题的第三问我写了完整的解题步骤，那种题型我做过无数遍，不可能错的。

不对，等等。

物理最后一道大题。

我的手指抠进床单里，指甲盖发白。

我去回忆考试那天。物理最后一道大题的第三问。我写了很长的过程，觉得自己做对了。但如果，如果我少考虑了一种情况呢？

如果题目给的条件里有陷阱，我没注意到呢？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往下沉。

手机屏幕上的数字像针一样扎着眼睛。619。这个数字不太差，在县一中也能排到前二十了，上个好学校没问题。但这不是清华。甚至不是北大。连人大、浙大、复旦都擦不上边。

按照去年的分数线，619大概能上一个末流985或者好一点的211。

这和“709”差了整整九十分。

我想起院子里的六桌酒席，想起那个红底金字的横幅，想起二叔摩托车斗里的三箱烟花，想起我爸那张被酒精和希望烧得通红的脸。

我的眼泪掉下来了。

眼泪砸在手机屏幕上，模糊了那个619。

楼下的声音越来越响。

“芳菲！查到了没？”

“快了快了，网肯定卡了！”

“幺儿！查到就喊一声！”

我张了张嘴，发不出任何声音。

手机又震了一下。班群里有消息了。班长王浩发了他的成绩截图，632。底下好几个人在恭喜他。然后林晓晓发了她的，605。接着是体委张阳，588。

群里热闹起来了，有人哭有人笑有人在刷屏。

只有我还没说话。

林晓晓艾特我：“芳菲芳菲，你多少？该不会真上700了吧？”

我盯着这条消息，盯了很久。

然后我听见了脚步声。

有人上楼了。脚步声很重，一步三阶地往上跨，踩得楼梯咯吱咯吱响。

是我爸。

他等不及了。

我慌了。我把手机翻过来扣在床上，抓起被子盖住自己，蜷缩成一团。

但我藏不住。

敲门声响起。

“幺儿！是不是查到了？门怎么锁了？开门！让爸看看你的成绩！”

他的声音洪亮，带着志得意满的笑。

我浑身僵硬。

“幺儿？开门啊！下面那么多人等着呢！”

我攥紧了被子，想开口说“等一下”，但喉咙像被糊住了一样，只能发出含混的气音。

敲门声变得更急了。

“芳菲！陈芳菲！你倒是开——”

声音戛然而止。

因为院子外面响起了一声巨大的爆炸。

砰——

第一朵烟花在天空中炸开了。

是二叔点的。他急着放烟花，等不及查分结果，直接点了一箱。

我爸骂了一声，转身往楼下跑。

“陈德寿！你他妈抢什么抢！”

我趁机从床上爬起来，冲到门边，反锁拧得更紧，然后慢慢滑坐到地上。

外面的烟花一朵接一朵地绽放。红色的，金色的，绿色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震得窗户嗡嗡响。

我听见院子里在欢呼，在鼓掌，在大喊“清华清华”。

烟花把我的房间照得一明一暗，一明一暗。

我抱紧膝盖，把脸埋在腿间。

619。

619。

619。

二

第一朵烟花在天空中炸开的时候，王大妈家的狗开始狂叫。

烟花的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在我房间的墙上投下忽闪忽闪的影子。红的，金的，绿的，像某种无声的轰炸。

二叔在院子里喊：“陈芳菲！下来看你的烟花！”

底下爆出一阵哄笑。

我把脸埋得更低。膝盖骨硌着额头，有点疼，但这点疼让我能保持清醒。

楼下的动静越来越大。我爸在骂二叔抢了他的风头，二叔在哈哈大笑说“早晚都得放”，一群人在起哄让他们哥俩喝一杯。杯盘碰撞声，椅子拖动声，油烟从厨房窗口飘上来，混着白酒和炖肉的气味，裹挟着七月的热浪往我房间里灌。

手机震了三下。

林晓晓私聊我：“芳菲，你到底多少分？不敢说？”

我没回。

她又发：“？？？”

我打字：“619。”

聊天框顶部显示“对方正在输入……”，持续了将近十秒。然后停了。然后又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又停了。

最后她只回了两个字：“卧槽。”

我把手机扔到床上。

林晓晓跟我同班三年，坐在我后面两排。她成绩中等偏上，每次模拟考都在580左右晃荡，她爸妈给她定的目标是贵州大学。高考她估了590，实际考了605，属于超常发挥。

她应该正高兴才对。

但现在她替我说不出话了。

619不算差。我们县一中今年的平均分估计也就五百出头，619能在全校排到前十五。如果放在往年，这个成绩足够让我爸妈在镇上横着走，足够让班主任在例会上点名表扬，足够让我在亲戚面前昂首挺胸。

但坏的从来不是成绩。

坏的是那六桌酒席。坏的是“709”和“清华稳了”。坏的是我爸打了半个月的电话、我妈在超市里跟每一个顾客吹嘘、二叔从遵义专门拉回来的三箱烟花。

坏的是期望。

619和709之间差的不是九十分，是九十分乘以半个月来所有人加在我身上的那顶“清华”的帽子。现在帽子摘不下来，就焊在头上了。

楼下的划拳声和我的房间只隔着两层门板。

二十分钟后，烟花放完了。

三箱烟花放了将近二十分钟，这意味着二叔买的是那种最大的礼花弹。我在窗缝里看了两眼，炸开的火花很大，一颗能照亮半条街。

我听到邻居们在街上议论，说这烟花真舍得放，说老陈家闺女真有出息，说明年我家娃也要沾沾喜气。

每个字都像一根针。

楼梯又响了。

这次是两个人的脚步声。

我爸，还有大舅。

他们在我门口停下来。

“芳菲？”是大舅的声音，低沉的，带着一种我熟悉的克制，“你爸说你门锁了。”

我没应。

“幺儿，开门。”我爸的声音明显比刚才低了些。他在压抑着什么，我听得出来，“到底查到了没？群里别人都发了。”

我闭上眼睛，稳住呼吸，说出了口——

“查到了。”

门外安静了两秒。

“多少？”

我深吸一口气：“619。”

安静。

更长的安静。

然后我听见我爸笑了。

那是一种很古怪的笑，从喉咙里挤出来，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带着侥幸，带着试探，还带着一种我不忍心戳破的、脆弱的期盼。

“你骗爸的，是不是？你从小就爱开玩笑。”

我的手握紧了门把手，指甲嵌进掌心。

“爸，真的是619。”

外面彻底安静了。

我能听见厨房里炒菜的声音，铁锅碰撞，铲子刮过锅底，油花爆响。能听见我三岁的弟弟在院子里追着狗跑，笑得嘎嘎的。能听见街上不知道谁家的电视机在放《新闻联播》，播音员的语调一如既往地平缓。

这些声音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

忽然，我听到了一个声音。

很轻，几乎是无声的，但我太熟悉了。

我爸的背，重重地靠在了门上。

木门板贴着我的后背震动了一下。

那一震，像是有什么东西碎了。

大舅的声音压得很低：“德福，下去吧，让他们先散。”

我爸没说话。

我听见他呼吸的声音。粗重，不均匀，像他以前犯了腰病时候的样子。一下一下，穿过门板，穿过我的脊梁骨。

“德福——”

“没事。”我爸突然开口，声音稳得让我害怕，“哥，没事。619也是好成绩，619也能上好大学。”

他顿了顿，又说：“可能是今年题难，大家都估高了。”

他的语调努力往上扬，像一根被压弯的钢筋回弹了一丁点。

但他嗓子里的沙哑出卖了他。

“哥，你下去跟他们说一声，就说芳菲考了619，好成绩，镇上前几名没问题。”

“德福——”

“去啊。”

大舅没再说话。我听见他转身下楼，脚步声一下一下地往下降。

门口只剩下我爸。

他没有敲门，也没有喊我开门。就这么隔着一扇门站着，我听得见他的呼吸，他应该也听得见我的。

就这样过了很久。

然后他开口了。

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轻，不是压低音量那种轻，是整个人被抽空之后的那种轻。

“幺儿。”

我没出声。

“你出来一下。”

我站起来，拧开锁，拉开了门。

我爸就站在门口。

走廊的灯没开，他的脸一半被楼下的光照着，一半落在暗处。他穿着那件洗了不知多少遍的白衬衫——是他专门为今天的酒席买的，领口还挂着吊牌剪掉后剩下的一小截塑料线头。衬衫胸前湿了一大片，分不清是汗还是酒。

他看着我的眼睛。那眼神我从来没见过。没有愤怒，没有责备，甚至没有失望，就只有一种空。

一个人被掏空了东西之后，留下的那种空。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伸手，粗糙的手掌在我头顶轻轻拍了一下。

“考的挺好。”

就四个字。

他转身下楼。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往下走。他的手扶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步，很慢。走到拐角的时候他顿了一下，像是腰弯不下去了，又像是想起了什么。

但他什么都没说，继续往下走。

我回到房间，把门虚掩着，没有关死。

我感觉我需要听见楼下的动静，就算每一句都会扎到我。

大舅站在院子里说：“芳菲考了619，挺不错的成绩，县里能排进前十五。”

我的脸上像被打了一巴掌。

人群发出一个巨大的叹息。那不是叹气，是所有人一起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来的声音。

有人说：“619也不错，好大学肯定没问题。”

有人问：“那清华呢？”

大舅说：“差一点。”

又问：“一点是多少？”

大舅没再回答。

然后我听见划拳声又起来了，但已经不是刚才那个调子。声音更大了，更用力了，像是要把什么东西盖过去。

没有人提“709”。

也没有人提“清华”。

那两个字像是突然变成了禁忌，变成了不能碰的东西。

五分钟后，我听见我爸敬酒的声音。

“感谢大家今天赏脸，感谢感谢。我闺女考了619，挺好的，真的挺好的。来来来，我再敬大家一杯，今天高兴，喝！”

他的声音特别大，比刚才还要大。大到不像是说给别人听的，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我闺女从小成绩就好，从来没让我操过心。619怎么了？619也是好成绩！我这个当爹的高兴！比我自己考619还高兴！”

杯子碰撞的声音此起彼伏。

我妈端着菜出来，被大舅挡在门口。大舅低声说了句什么，我妈手里的盘子晃了一下，她连忙端稳，看了楼上一眼，什么都没说，转身又进了厨房。

我从门缝里看见她的背影。她的肩膀在抖。

但她始终没有抬头。

这场酒席比预想中散了更早。

八点钟开始的，九点半就散了。

要知道我爸请客从来都是不喝到十一点不算完。他那些工友平时在工地上憋坏了，逮着酒就往死里灌。但今天他们走得很干脆，像是商量好了似的，一个接一个站起来说“不早了不早了”“明天还要上工”。

客套话没有人当真。

更让我难受的是那些细节。

有人走的时候把桌上的烟揣走了，不是偷，是忘了。那烟是我爸专门买的好烟，五十一包的贵烟，平时他自己只抽七块钱的遵义。他买了两条，一条拆了摆在桌上，一条准备送给大舅。

现在没人记得那条烟了。

我爸送客的时候脊背弯下去了一点，不是那种明显的佝偻，是你仔细看才看得出来的弯曲。他平常总把腰挺得很直，在工地上扛钢筋练出来的身板，硬邦邦的。但今晚他站在门口，一个一个地握手，嘴上一遍一遍地说“对不住了”“招呼不周”，就像塌了一点。

就那么一点点。

我看着那一点点，比看全场都扎心。

桌椅还了，盘子收了，烟花纸壳扫成一堆堆在墙角。

院子空了。

横幅还挂着，被风吹得呼啦呼啦响。“热烈祝贺陈芳菲同学金榜题名”，十二个字一个字都没掉。

我妈踩在凳子上取横幅的时候，我在二楼窗口看见了。她个子矮，够不太到，使劲踮着脚尖。

我爸不知道去哪儿了，院子里只剩她一个，还有那个红底金字的横幅在半空中晃。

她解了一边的绳子，横幅垂下来半截。然后她又去解另一边，够了两下没够到。

我转身下楼。

我走到院子里。

“妈，我来。”

我妈回头看了我一眼。路灯下她的眼眶是红的，但脸上没有泪痕，应该是擦过了。她的头发乱糟糟的，围裙上还沾着鱼鳞。

她愣了一下，没说话，把剪刀递给我。

我踩上凳子，剪断了绳子。

横幅落下来，绞成一团。我看着上面的字，每一个都像在嘲笑我。

“芳菲。”我妈站在底下叫我。

“嗯。”

“你爸刚才吐了。”

我手上的动作停了一瞬。

“在厕所吐了三次。第一次吐的是菜，第二次吐的是酒，第三次吐的是酸水。他趴在马桶边上，我给他拍背，他突然说了一句话。”

我妈的声音很平，没有起伏。

“他说，婆娘，你说那九十分是不是被我吹牛吹没的。”

我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续）

我站在凳子上，手里攥着剪刀，眼泪掉在横幅上，把“陈芳菲”三个字洇成了一团模糊的红。

那个问题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地割我。

九十分是不是被他吹牛吹没的。这种问题根本不会有答案，但它钻进脑子里就拔不出来了。我爸这个人，从来不信命不信神不信天，他这辈子只信力气和汗水。但今晚他问出了这句话，说明他开始信了。信一种他压根不理解的东西，信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因果报应。就因为他需要给那凭空消失的九十分找一个解释。

而这比任何责骂都让我难受。

我从凳子上下来，把横幅卷成一团，塞进了院子角落的垃圾桶里。红色的底子卡在桶口，我用脚踩了两下才踩下去。

“妈。”我转过身来，声音还在飘，“我去看看他。”

我妈点点头，没说话。她开始收凳子，一张一张地摞起来。那些红色的塑料凳在路灯下摆成一排，像沉默的队列。

我爸在后院。

后院其实是块菜地，种了点小葱和大白菜。夏天蚊子多，平时没人愿意待。但我看见黑暗里有一点红光，是他点的烟。

我走过去。

他坐在一块水泥预制板上，背对着我，烟夹在指间。那包七块钱的遵义，烟灰掉了一裤子也没拍。

我在他旁边坐下。

他没看我。

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把烟头摁灭在水泥板边缘，开口了。嗓子哑得像砂纸磨过铁皮：“好考得好，别垮着脸。619……619真挺好的。”

他说到“619”的时候，声音顿了一下。

我听出来了。

他在想那个数字。

709和619，两个他这辈子都忘不掉的数字。一个是他自己造出来的，一个是真实到残忍的。中间差的不是分，是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一场梦从搭建到倒塌的全过程。

而梦是他自己搭的，也是他自己拆的。

“爸。”我说，“对不起。”

他转过头看我。

黑暗中他的眼睛反着一点光。不是泪，就是那点微弱的反光，路灯从很远的地方照过来，只有那么一点点。

但他的嘴角抽了一下。

“你说什么对不起？”他的声音猛地大了，不像吼，像在压着什么，“你考619你跟我说对不起？老子当年考倒数第一都没跟我爹说过对不起！你跟我说对不起？”

“可是……”

“有什么可是！”他站起来，把烟头摔在地上，一脚踩上去，“那分是你估的？709是你说的？从头到尾都是老子一个人在胡咧咧，跟你有半毛钱关系？你一个娃娃，考了全县前十几名，你跟老子说对不起？”

他的声音破了。像一面鼓被锤烂了。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他站在那里，脊背在抖，“是我昏了头，到处打电话，到处请客，还搞他妈横幅烟花。我他妈在工地上搬了二十年钢筋都没今天丢人——不是因为你考得不好，是因为我这当爹的太丢人了。我把你架上去，下不来了。”

他又摸出一根烟，打火机打了两下才打着。

火光照亮他的脸。

就那么一瞬，我看见了他眼眶里没掉下来的东西。

“幺儿。”他吐出一口烟，“清华那个，还差多远？”

我算了算：“去年清华在我们省最低录取线是678。”

“差五十九分。”

他的数学很好。钢筋工图纸要看尺寸，他心算比谁都快。

“不过。”我补了一句，“浙大、复旦应该都差一点，好学校还是有的。”

他没说话。

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一明一灭。

过了很久，他忽然问：“那贵州大学呢？”

“贵大。”

“贵大稳不稳？”

“稳。”我说，“这个分高出贵大好几十分。”

他又沉默了。

然后他站起来了。

他走出去两步，又停下，回过头，用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神情看着我说：“贵大就贵大。离家近，老子还能经常看看你。”

他转身走进厨房。

厨房的灯亮了。我看见他打开水龙头，把头伸到水龙头底下冲。水花四溅，他的白衬衫湿透了，贴在背上，显出肩胛骨的形状。

我妈站在旁边，手里拿着毛巾。

等他抬起头，水顺着脸颊往下淌，不知道有没有掺别的东西。

他接过毛巾，使劲搓了几把脸，然后对我妈说：“婆娘，还有剩菜没？我饿了。”

我妈一愣：“你刚吐完——”

“吐完就不能饿了？热菜去，快点，饿死了。”

他拉过一张凳子坐下，拿起筷子，敲了敲碗边。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

他把一盘剩了大半的红烧鱼端到自己面前，夹了一块，塞进嘴里，嚼得很用力。

然后他冲我招了招手。

“站着干嘛，过来吃。考619就不吃饭了？”

我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

他把另一双筷子递给我，推过来一盘凉拌黄瓜。

“吃。明儿爸带你去县城，你不是一直想要那个什么……平板电脑？画画用的那个？”

“爸，那是数位板。”

“对对对，数位板。买。”

我拿着筷子，没动。

他又扒了两口饭，抬起头，皱着眉看我：“怎么，考上贵大就不配用数位板了？不都是大学生？”

我妈端着热好的汤从厨房出来，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我，轻轻叹了口气。

“你们爷俩别愣着了，赶紧吃，吃完我洗碗。”

那顿饭吃得格外安静。只有筷子碰到碗沿的声音，喝汤的声音，我爸偶尔说一句“这鱼剩得有点咸了”。没有人提酒席，没有人提烟花，没有人提那十二个字的长条横幅。

但这个家里少了的那个数字，就坐在桌边，坐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709。

谁也不再提它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快递就来了。

录取通知书不是清华的，是贵州大学的。

快递员不认识我爸，也不知道昨晚的事，笑嘻嘻地把信封递过来，说“恭喜恭喜”。我爸接过来，看了看信封上印着的学校名字，愣了一下，然后咧开嘴笑了。

“贵大！好学校！贵州最好的大学！”

他把信封举起来，对着初升的太阳光看了看，好像能透过信封看到里面的字似的。

然后他转身往屋里走，走到门口，忽然停住了。

墙上一块空白的地方，那里本来打算贴清华的通知书。

他站在那里，把这个贵大的信封摁了上去，手掌压在上面，压了很久。

我在二楼窗台上看着这一幕，看着他瘦高的背影，看着那块斑驳的红砖墙，看着他手掌下那封素色的、没有烫金大字的普通快递信封。

然后他松开了手。

信封掉了下来，飘落在地上。

他弯腰捡起来，拍了拍灰，走进屋里。

不一会儿，厨房传来他的大嗓门：“婆娘，早饭煮好没有？老子今天心情好，多加个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