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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下午1点半，朱之文人在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原定的一场演出却取消了，原因还是有人举报他是“劣迹艺人”，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赶到演出地点，又被通知不用唱了。

两天后，齐鲁晚报和多彩贵州网相继发出评论，追问举报为何能让演出一场场停下，朱之文也把话说得很硬：证据正在收集，这次准备起诉，即便对方道歉，他也不打算接受。

演出停在半路

21日傍晚6点，齐鲁晚报记者打通朱之文的电话，他正在从济南返回菏泽单县的车上，白天本该唱完歌再走，结果等来的又是一场临时取消，他说自己“心里烦，堵得慌”。

这股气憋着有一阵子了，朱之文向记者数起最近碰壁的地方，青岛、潍坊、西安、郑州、邹城、泰安、章丘、淄博，原先排好的活动，有的提前告知取消，有的临近开场才通知。

泰安那一场尤其折腾，他到了菏泽高铁站，正排队准备上车，主办方的电话突然打来，告诉他演出取消，朱之文连车都没坐成，只得折回去，之前赶路、准备的时间全白费了。

他打电话追问原因，对方反复向他道歉，却没讲出举报所依据的具体问题，朱之文越问越窝火，在他看来，演出已经谈妥，不能只凭一句举报就让人白跑一趟。

10月21日接受潮新闻采访时，他说光这个月就取消了十一二场，原本一个月还能接不少商演，如今正常登台都变得没准儿，通知来得越晚，受牵连的人和准备工作就越多。

演出不是朱之文一个人背着音响过去唱两句，场地、设备、人员和观众都要提前安排，到了最后一刻才喊停，损失也很难只算歌手少拿了一笔演出费。

让我觉得别扭的是，朱之文说遭举报的理由总离不开“劣迹艺人”四个字，一旦主办方害怕惹麻烦，不问标签是怎么来的，原本安排好的节目就可能先停下来。

朱之文在采访中明确表示，自己没收到过官方部门有关违规的认定，也没有处罚记录，举报者却拿着这顶帽子四处投诉，这个说法靠什么支撑，成了整件事最要紧的地方。

到了采访尾声，记者问他过两天还有没有外地演出，他说有，再问去哪里，他答“不方便说”，因为他担心行程传出去，举报电话又会跟过去，连唱歌的地点都不敢提前讲。

举报追着行程跑

围绕这些取消通知，朱之文说自己并非毫无线索，他在此前的诉讼中掌握过一些账号的信息，近期又发现有人建立聊天群，盯着公开的商演安排，在哪里开演就去哪里举报。

他向齐鲁晚报记者提到浙江德清一名网名叫“绿水青山”的网友，还提到河北邯郸一名网名“黑马”的网友，这些都是朱之文在采访中指认的对象，新一轮纠纷尚待进一步处理。

按照他的回忆，自己与德清那名网友以前还打过官司，后来经过调解，对方写下保证书，承诺不再举报，他当时选择撤诉，如今看到相似的举报再次出现，心里自然难以平静。

朱之文还告诉潮新闻，个别人除了打电话投诉，还会到现场放炮，给活动制造紧张气氛，也有人把举报过程录下来发到网上，吸引其他人跟着投诉，活动方因此承受更多压力。

朱之文正把掌握的线索和手机保存的内容整理起来，打算交给律师，他若要求赔偿，就得把每次是谁举报、演出怎样被取消、造成多少损失，一件件讲清楚。

可这场风波里有个细节挺耐琢磨，朱之文说，自己谈农业机械化、农民不像过去那么辛苦的一段话，被剪掉前后语境，变成了所谓“农民种地不辛苦”，还被拿来指责他。

同样是一句话，前一句讲的是劳动条件改善，后一句却成了轻视农民，少掉几个字，意思就拧了过去，一个靠农民身份出名的歌手，偏偏被这样的片段追着举报。

我觉得公众人物当然要接受监督，真说错了、做错了，就把完整事实拿出来讨论，可如果拿断章取义的视频充作定性的证据，再要求活动方停演，监督的分量便被用歪了。

10月23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刊出《“恶意举报”不能成可随意拿起的“刀”》，评论员孔雨童追问，演出接连被取消，究竟是主办方怕麻烦，还是有关部门作出决定。

这句话戳中的正是活动取消的模糊地带，举报电话是谁打的，主办方听到了哪些内容，有没有正式处理意见，如果所有事情都停在一句“有人举报”，连责任都很难找准。

同一天，多彩贵州网官方账号发布“动静快评”，标题就写着“举报是权利，不是暗器”，还追问谁有权给人扣上“劣迹艺人”的帽子，这股火气有很明确的指向。

而朱之文这次说不接受道歉，并非他从来没有选择过和解，他之前就曾撤过诉，也曾对长期攻击自己的人给过机会，一张去年的法院判决书，能看出他的态度为何变了。

这回他要上法庭

2025年11月1日，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结朱之文提起的一起刑事自诉案件，被告人孙某某因侮辱罪获刑六个月、诽谤罪被判拘役四个月，最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个月。

判决涉及的是持续多年的网络攻击，孙某某从2020年起发布大量针对朱之文的视频，有的拼接图片，有的编造内容，还有人身羞辱，一条视频的播放量曾超过21万次。

那场官司前后耗了很长时间，朱之文为取证、打官司多次奔波，甚至先通过诉讼找到匿名账号背后的人，法院最后落槌，他才真正拿到一个明确结果。

海报新闻当时采访过他，朱之文说自己能忍别人攻击他，却忍不了连孩子和家人也被卷进去，当年有人把他的头像恶意拼接，甚至拿年幼的孙子做文章，事情越闹越过分。

这也是他如今说话不再软和的一个原因，过去他宁愿调解后撤诉，如今几乎每场演出都得担心投诉，连主办方的通知也不敢完全相信，继续忍下去的代价越来越清楚。

但上一桩案子的判决针对的是孙某某发布侮辱、诽谤视频的行为，这次遭朱之文点名的举报者是另一批具体对象，他要追究谁、要求赔多少，仍得靠新的证据逐项说清楚。

潮新闻10月21日采访时，朱之文就表示手机里已经留了不少材料，打算再次起诉，除了要求依法追责，也准备提出损失赔偿，他说自己不会接受对方道歉，要让法院依法处理。

到了10月23日，华商报大风新闻又采访了朱楼村的邻居，对方说朱之文最近大多待在村里，正忙着处理举报和维权的事，一些邻居知道他准备起诉，也表示支持。

朱之文不是第一次面对成名后的麻烦，出名以后，他一直住在山东单县朱楼村，今年1月接受大皖新闻采访时还说，自己仍是一个爱唱歌的农民，没打算因为走红就搬出去。

对这样一个人来说，外出唱歌是跟种地一样实在的工作，有人请，就按约定去唱，至于演出费高低，可以谈价，唱得好不好，观众可以评价，凭举报断他的演出机会则是另一回事。

而且眼下受影响的不止已经取消的十多场，朱之文说后面还有二十多场演出排着，能不能顺利唱完，自己也没把握，事情拖得越久，主办方和观众越难提前安排。

有人觉得他出了名、有了钱，少唱几场也没什么，我不赞同这种算法，名气和收入再高，一个人也有权按约定完成工作，真有问题就摆事实，不能因为他扛得住损失就不算损失。

这次风波走到媒体公开发声、朱之文准备起诉的地步，真正该查明的仍是最初那通举报电话里说了什么，谁作出了取消决定，又有没有把未经证实的标签当成了停演理由。

从济南返回单县的车上，朱之文说自己心里堵得慌，如今他想把这口气带到法庭上去，你觉得碰上这种反复举报，主办方该怎样处理，才算对歌手和观众都负责？欢迎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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