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招降纳叛国军少将与2名红军高级将领交集，兵败被俘后直接镇压

说起招降纳叛，翻开浩瀚的中国历史，鼻祖就是汉高祖刘邦，这位草根出身的开国皇帝除了头脑清醒，虚心纳谏，斗志昂扬，信念坚定外，更重要的是精于权术，靠不断收编敌方的降将、叛臣和各类人才来壮大自己。正如司马光《资治通鉴·高帝五年》所书：“高祖起丰、沛以来，罔罗豪桀，招亡纳叛，亦已多矣。” 譬如雍齿、陈平、韩信、英布、季布等都是从敌营中招过来的，最典型的例子是陈平，他本是项羽帐下的都尉，归降后刘邦仍让他当都尉，后来还力排众议继续信任他，陈平也回报以“六出奇计”帮刘邦定天下。他还明确下令，谁率一万人或一整郡投降的，直接封赏万户。可见他真的把招降纳叛做到了极致。

不过到了近代，招降纳叛大多成了贬义，形容收罗坏人、藏污纳垢、笼络人心、结党营恶，为非作歹，与正义的队伍作对，跟人民为敌，注定要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比如在上世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有一名国军少将竟然与两位红军时期的高级将领有交集，一位是曾经担任过红九军团参谋长，后来担任红军师长的张翼，另一位是长征老干部，后来担任八路军686团团长、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大队政委的王凤鸣，并且与人民军队作对，被后人认定为招降纳叛的典型例子，此人便是国军少将徐继泰。

徐继泰，号一菱，江苏灌云(今响水县响水镇下兴庄) 一个富裕家庭，家中排行老二，长得也不错。其父徐岫青是晚清秀才，在当地是个有名望的乡绅，所以他从小就读了点书，在那个年代能读书的孩子家境自然不错，后来又考进了冯玉祥创办的西北陆军干部学校。那是个讲求实干、作风硬朗的地方，冯玉祥的兵，出了名的能吃苦。徐继泰在这里扎下了军人的根，学会了怎么带兵，怎么在乱世里靠枪杆子说话。

从这所军校毕业之后的徐继泰，随后攀上了表哥顾祝同这根线，顾祝同为了提高“纯度”，给这个表弟镀金了黄埔学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军官高等教育班。正是因为有这样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自然升官非常快，捞钱也非常多，很快就在响水口附近拥有几十顷地、有好几个庄子的恶霸地主，在抗战爆发前，不满三十岁的他就已经成为行政督察专员兼县长之类的官，位置虽然不算很高，却是实打实的实权派。

抗日战争时期，江苏北部的形势错综复杂，日本侵略军表面上占领这里，但由于兵力不足，仅占据沿江的通扬，沿铁路的徐海和沿运河的主要县城，但实际只控制了一些城市和重要交通干线，一些农村和水网地区没有办法染指，加上这一带河流纵横，物产丰富，抗日条件非常有利，面对这种条件，我八路军、新四军都在这一带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当然，还有国民党的有鲁苏战区、鲁苏皖边区游击区、还有地方武装，可谓是小军阀林立，其中，有一支番号为江苏省保安第二旅长少将旅长张翼率领的人马。

张翼，原名张志俊，字冲青，江苏阜宁罗桥乡凤谷村人。早年在家乡读书，后考入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回国后参加红军，被组织派到广西从事兵运工作，随后参加广西百色起义，率部参加了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作战和北上千里转战的历次战斗，后从广西右江苏区千里转战到江西革命根据地，可以说他是红军队伍中难得一见的高学历，所以进步很快，先后担任红军营长、团长、师参谋长等职务，参加了中央红军第三至五次反“围剿”，资历极高。

然而，就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广昌保卫战的驿前镇贯桥村万年亭战斗中，张翼所部遭到了敌人的猛攻，先以十多架飞机轮番轰炸，接着大炮轰击，持续到早上6点多钟，接着步兵以密集队形猛攻，整营、整团的敌人像羊群一样、密密麻麻、一片一片地扑向红军阵地，我英勇的红军指战员勇猛杀敌，一次一次地冲出战壕，向敌人发起冲击，用刺刀拼、马刀砍、枪托砸，与敌人混战在一起展开了生死肉搏战，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损失巨大，最后，红军阵地陷入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中，不得不向南面撤退。

根据当时担任主要阵地守卫的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建国后授予开国大将的黄克诚回忆录《我在红三军团的日子》记述：“万年亭战斗时，第五师政治委员陈阿金、红三军团卫生部长何福生牺牲。在从驿前镇撤退时，第四师参谋长张翼叛逃。“一场战斗损失了三位师级主要干部。可见这次战斗的激烈程度。

根据《红军人物志》一书记载，师政委陈阿金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他于同留学日本的师参谋长张翼两人是同乡，陈阿金老家江苏阜宁新沟乡小徐村人离张翼的家乡罗桥乡凤谷村很近，他两人是差不多同一时间参加红军，并且同乡之间同在一支部队，都是高学历，两人地位相近，两人却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个重于泰山，一个轻于鸿毛。陈阿金牺牲后，红军高层给予他非常高的评价，当年的《红星报》发表文章，称他是：战斗中的英雄，工人中的楷模，无敌的红军，是红军的模范。将他安葬在牺牲之地万年亭附近的一座小山坡上。

张翼当了叛徒之后，一心想的是升官发财，向敌人提交了一份投名状，因为当时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消息已经传达到了他这一级干部，因此，他迫不及待地向敌人提交了一份中央红军的军队编制、武器配置以及向湘西与红二军团会师等信息，当时南昌行营的国民党高层干脆利落地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实施精准布防，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便让红军损失了多达三万余人。我们在反“围剿“博物馆里，还发现一张保存署名张翼的劝降信“告红军官兵书”，讲了许多红军的坏话，并对我红军进行劝降，是通过飞机投到红军长征队伍的，被百姓捡到。

张翼非常卖力，加上他曾经留学过日本的士官学校，有些同学在军队中担任要职，经过一番运作，他先是进入“上干队“当了教员，后来得知他的老家一带抗日根据地的兴起，被派回到老家组建队伍打游击。张翼回到苏北后，动用各种关系招兵买马，扩充队伍，此人招人可谓是不择手段，不计成本、不讲究本领，要的是那份杀人不眨眼的狠毒，只要是地主、富农、恶霸、土匪之类能被利用的，来者不拒，很快就拉起了一支数千人的队伍，鲁苏战区任命为保安第二旅少将旅长，表面上隶属于89军军长兼代理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指挥。

不过，这张翼作风强悍。为了扩充实力，可谓是不择手段，先是到各处拉拉拢一批散兵游勇，然后火并一些实力弱的小股土匪，然后占到一小块地方，一方面在当地收缴民枪，一方面强迫一些人参加其队伍。书中记载，张翼在防区内“遍设税卡，征收客商货物捐税，截留国民党财政部门盐税、货税，勾结乡镇长向居民商铺摊派费项，绑架勒索，任意妄为。” 还办了家可以翻造各式枪弹的修械所，后来又将力量扩大了一个团，一时他拥有数千人马之多。

俗话说，地球真大，世界真小。人生何处不相逢，曾经红军师级干部的张翼，六年前在万年亭战斗叛变，六年后却在家乡拉起队伍，拥兵自重，不料又与东进、南下的新四军、八路军碰上了。而且有一支队伍的领导人，正是自己的顶头上司黄克诚。大概是他无颜面对曾经的战友，也许对红军的发展认识有所改变，也许是对作战勇猛的红军队伍顾忌，反正与我军少有开战，即便偶有摩擦大多一触即溃，双方未发生像样的战斗。但有一点张翼很看不起顶着上司韩德勤，对他命令多不遵从，有时对韩之文信一阅即置高阁，有时阅后即撕掷于地，常骂他是一班狗头。

对于这样一个桀骜不驯的部下，韩德勤十分恼火，本来一心追随顾祝同便把他的表弟徐继泰搬出了山，并在东台设下圈套，以召开高级军官会议为名通知张翼参会，实际“在屏风后埋伏刀斧手”。 当场被捆绑起来，将张翼押到兴化戴窑，将这个乱世枭雄枪毙于河旁。随后徐继泰顺利当上了少将旅长，顺利地接管了张翼的这支部队。

那时的徐继泰官运亨通，雄心壮志，妄想在这乱世建立起自己的一方势力。他知道在苏北农村里，村民辨认头目，不先看履历，只是看他骑什么马，身后跟几个人，进门时是否有人替他掀帘；看他身上挂几 把枪，吃饭是否另开一桌，收粮时是否带着账簿。一个本地人取得武装职位，带来的压力往往比陌生军队更细密：他知道谁家有出外谋生的儿子，知道哪户与抗日组织有亲缘，知道哪一条小路能通往河堤。凭借这些，徐继泰专门与新四军搞摩擦。

徐继泰表面上打着海州、赣榆、灌云、涟水、阜宁、沐阳六县总指挥头衔，树着“六县总指挥”破旗，实际在搞所谓“曲线救国”，穿的灰皮(国民党军装)变成了黄皮(汉奸军装)，司令部从德兴庄搬进日伪据点响水口，当上了汉奸队伍“和平救国军”中将军长，成为汉奸的徐继泰彻底暴露了他的真面目，他和手下的一众匪军，跟随日军不断的对我军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和抢掠，对周边百万多名群众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其中最狠的一个便是其手下一名叫杨步仁的别动队大队长。

这个杨步仁是抗日战争时期给八路军造成最大震动和影响的一个叛徒，其人本名叫王宏鸣，又名王凤鸣，江西人，他14岁的时候就参加红军，成为了一名“红小鬼”，参加过苏区的多数反“围剿”战斗和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平型关战役。因为人比较机灵，加上表现积极，作战勇敢，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政治水平，还当过元帅身边的警卫员，因此，随着革命斗争的需要，他一帆风顺从战士一直升到八路军六八六团团长、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队政委。

1938年12月，平型关战役后115师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河北，另一部分来到山东，各自开辟抗日根据地。为适应战争需要，改编为苏鲁豫支队，开进山东省微山湖西部地区，创立了湖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全支队共7个大队。支队长彭明治，政委吴法宪，王宏鸣任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队政委，梁兴初任四大队大队长。王宏鸣还兼任湖西军政委员会的负责人。当时地位是很高的，来到山东以后，王宏鸣经常以老红军和参加过长征为资本，在他的眼里，除了一一五师的几位高层，他谁也瞧不起。王宏鸣自从成为主要领导之后，战友评价原先的政治表现带有伪装的成分，因为，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他仍然是一个流氓无产者。他的真实心理一般人摸不透，平时，冷漠的脸上很少能见到一丝笑容。具体表现在他以后做的那些坏事上。

王宏鸣与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坏人地委组织部部长王须仁一起，在湖西根据地搞起了轰轰烈烈“肃托”运动，乘机搞掉一批与自己不和的人，建立起自己的小圈子，以残酷的肉刑，用逼供信的方式，不断扩大“战果”。他们每天夜里都要杀死十几个干部，搞得湖西地区一片血雨腥风，人人自危！那时梁兴初率部队在湖西地区，发动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建立地方政权，在丰县、沛县、鱼台、金乡等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在梁兴初的指挥下，和兄弟部队一道，奋起反击，连续打退日军9次疯狂进攻，特别是在陆房突围成功，并击毙日军大佐联队长以下1300余人。战斗结束后，受到115师高层的表扬，称四大队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但这个王宏鸣根本不管这些，利用手中的职权，把梁兴初关押起来，对他上老虎凳子、压杠子、灌辣椒水、吊起来皮鞭子抽，这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威震湖西、令日伪顽敌丧胆的抗战名将，却在自己根据地私牢里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逼他要承认是“托匪”，并交代“同伙”。幸好上级及时发现他的这一苗头，确发文“关于湖西边锄奸错误的决定”，对这事进行了严肃的处理，后王须仁畏罪自杀，王宏鸣则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畏罪潜逃到江苏赣榆县城，投靠汉奸徐继泰，大喜过望的他先是任命他为营长，后升大队长、团长。

王宏鸣成为可耻的汉奸后，由于王宏鸣谙熟我军的根据地的兵力部署和作战特点，不仅策反我军的队伍，在军事上他还积极为日本人出谋划策，对我鲁南滨海根据地进行蚕食。他当时带领的部队隶属伪军一二一团，驻守在江苏省北部赣榆县、东海县以及山东省南部的郯城县一带，为了显示自己队伍的特殊，向日伪申请了特别番号：“皇协军别动队”，自任别动队总队长，共5个大队1200多人。与我军争夺海岸线控制权，妄图切断我山东八路军与苏北新四军的海上通路，异常猖狂，对我军威胁很大。

日军投降后，理论上遍布在中国大地上的伪军远比日军更加恐慌。俗话说树倒猢狲散，但是日本这棵大树倒了之后，伪军却并没有散，这徐继泰又摇身一变“新编军”第七路第四军军长，杨步仁则成他手下的师长，依靠这个老巢作基地，组织了成套的反动党团、特务组织，猖狂向我军进攻。不过，很快就一败涂地，后王宏鸣不知所踪，而徐继泰率部参加上海战役被我军活捉。

当时，徐继泰被押解回他的老家——灌云县响水镇时，各种状书，像无数个雪花一样送到人民法院，满纸的血泪，不忍卒读，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大概1100多件，状告人数高达19500名。考虑到徐十数年来在涟东、滨海、阜宁、灌云等11个地方作奸犯科，之后还不知悔改，解放时期继续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民愤四起，他被淮阴行政区公安局法警从苏州监狱提出，乘坐小火轮押往响水口，人民群众纷纷呐喊要求严惩他，徐继泰罪恶深重、铁证如山，他丧失民族立场，公开投敌，并纵容伪军肆意烧杀抢掠，破坏人民抗日行为，已属罪无可赦，在解放时期中又恶不俊，屡次指挥破坏武装，侵扰我方解放根据地，致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损失惨重，核实罪恶情节，自应以首恶战犯论处，依据1949年11月1日颁布命令，宣判徐继泰死刑，剥夺公民权利终身。

1950年1月29日，农历腊月十二，苏北的冬天冷得刺骨。徐继泰被押解回他的老家——灌云县响水镇。就在离他出生的下兴庄不远的地方，在唐响河南端的一片荒地上，枪声响了。四十三岁。这不是衣锦还乡，这是魂归故里，以一种最不光彩的方式。专招降纳叛国军少将徐继泰的一生，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时代最幽暗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