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特赦的四个顽固战犯：两中将知错不认错，两少将一直在伪装？

1975年3月19日，《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特赦所有在押战犯的特大新闻。新华社电讯报道：“在特赦人员中，尚有十人申请回台湾。按照党的一贯政策，有关部门及时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并给足路费，提供一切方便。（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分别出自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1998年第10期、1995年第5期、2002年第1期）”

最后一批特赦人员为293名，我们粗略翻看一下那批特赦名单，就会发现其中至少有二十三个将军级或处室级特务，在“特赦将军”中占了大头——被俘并列为首要战犯的正规将军大多数都已经在前六批特赦，所以高级特务就比较“显眼”了。

更显眼的是十个申请去台特赦人员中，六个是将级，四个是校官，那六个将军中，似乎有三个能算特务（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蔡省三可以算特务，也可以不算，他是小蒋嫡系，在解放后在“打游击”时被俘），有两个绝对能算特务，他们就是保密局少将专员段克文、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兼督察主任周养浩，这两个将军级特务，也可以说是战犯中的“顽固者”，并没有完全改造好。

这里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属于军统（保密局）和蒋系“国防部二厅”的特务都有军衔，而中统特务因为属于“党务部门”，不是所有特务都有军衔。

当年确定“高级战犯”的标准，是1957年1月公安部向中央打报告划分的当时在押的871名国民党战犯，划分成首要战犯、罪行较重和严重的战犯、罪行轻微的战犯以及罪行较轻微的战犯四类。1959年9月25日，处理战犯专案小组核定的实际关押的战犯为856名（有少数战犯已经提前释放和病亡），其中首要战犯的标准是中将师长、军长、副军长、兵团司令，省主席、省党部书记及特务中的重要分子，符合这个标准的是66名。

职务为各省调统室主任、内调局各省调查处处长的“老中统”，相对应的就是军统（保密局）省站站长、督察主任或二厅少将，这些人都符合“首要战犯”的标准。

不管蒋系特务机关如何改头换面，“资深特务”总是喜欢称自己的单位为“军统（后改为国防部保密局、情报局）”、“中统（后改为党通局、内调局）”和“二厅（原军令部二厅改为国防部二厅）”，这也能从侧面反映出特务是比较难以改造的。

绝大多数特赦人员都选择留在大陆，即使亲友在港台或美国，也坚定地表示不离开，比较典型的就是原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原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强也是可以划归特务行列的，因为他转换阵营后，一直在军统活动了十多年，被俘前不久刚转入正规军做参谋工作。

黄维和文强这两个中将，在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了二十五六年，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有详细描述：“周总理在战犯名单中发现了我，就派萧劲光专程来济南看我，解放军政委告诉我：‘周总理来电报，欢迎你上北京。’萧劲光派了四个警卫把我送到了北京。监狱长（战犯管理所在各地有不同名称，负责人职务也不同，文强一概称其为监狱长）找我谈话，要我写个东西。我想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我曾经是共产党员，我脱离共产党是因为无路可走，我问心无愧。’过了几天，又让我写悔过书。我想我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孙，就是不写，这样，我二十六年半之后才特赦出来。”

文强是误解了战犯管理人员的意思，当年让他们写的根本不是“悔过书”而是自传性质的材料，只是对自己过去做的事情进行一番总结，并不需要明确表示认罪，这一点我们细看那些将军级战犯如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写的文章就会发现，根本就没有悔罪的文字，而只是客观真实地回顾自己参加或指挥的战役、战斗。

文强和黄维在特赦后都是坚定表示哪也不去的，他们当了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和文史专员后写回忆文章，都承认自己曾经很抗拒改造，所以才最后一批特赦。

黄维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承认：“刚到功德林，管理处宣布说：‘政府作出决定，要对你们实行宽大改造政策。’可是那时我一点也听不进去，心想：‘无非坐牢就是了，说改造只不过是好听一点罢了！’那时我的思想要算最顽固了，认定所谓的宽大改造政策只不过是欺骗宣传。由于心情不好，便经常和同犯争吵，抗拒管理人员的管理。”

正因为抱有抵触情绪，黄维的学习改造很不积极，所以当他的名字出现在第一批特赦名单上时，遭到了强烈反对，黄维认为那反对是正确的：“那时我对学习非常抵触，常常说些挑衅性的怪话或做些挑衅性的动作。功德林里的人，无论管理员或同犯，都认为我最顽固，事实也确实如此。第一批特赦时，周总理点名要特赦我，我的名字是上了特赦名单的，并且已经通知了我在清华大学教书的大女儿来接我出去，可是被战犯管理所给顶住了，他们说我没有改造好，不同意特赦我，如果特赦我的话，别的战犯不服呀！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那时不特赦我是对的。”

黄维和文强都是心里明白但嘴硬脾气倔，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最后都做了正确选择，作为最后一批特赦人员的代表，黄维在宣读感谢信后坚定地表示“今后要尽晚年余力，为祖国的强盛做点事”。

邱行湘（第一批特赦的青年军206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外甥黄济人在《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复述了黄维在选择去向时的表态：“这有什么好考虑的，要说考虑的话，我早在二十七年前被俘那一天就拿定主意了。如果能出狱，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定居大陆！”

黄维这一表态，说明他早就知道自己过去参与的战争破坏了生产力，他要“搞科学实验，发明一种举世无双的机器，把三年的损失夺回来，以补偿罪孽之万一。”

同样曾经嘴硬不肯认错的文强，也在《口述自传》中表达了他与黄维同样的想法：“我马上拿起笔填：第一我不出国，第二我不到台湾，我唯一的意志是定居大陆。直到现在，我还认为选择定居大陆没有错，我非常高兴这件事。”

黄维和文强都做出了正确抉择，文强很高兴地活成了“世纪健康老人”，黄维则对自己最后的级别喜出望外：“能留在北京，晚年还能够为国家、为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当然很高兴。不久，我就被安排当上了全国政协的文史专员，工资每月200元。1978年3月，找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政协常委是副部级的待遇，这真使我受之有愧。”

黄维和文强的晚年幸福，是少将特务段克文和周养浩想不到的，他们不但做出了错误选择，而且去台受阻后，还不迷途知返，尤其是那个段克文，更是表现得十分卑劣：“段克文在滞港期间，由于经不住美蒋特务机关的胁迫与利诱，1975年7月13日离港去纽约。他一到美国就由美国情报局的人接去了。不几日，便传出他诽谤中共之言词。据说，他后来曾经秘密去过台湾，但未被台湾收留，仍返回美国居住，于1991年客死于异国他乡。”

段克文1978年出版的《战犯自述》（又名《段克文自述》）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连周养浩和沈醉都看不下去而撰文反驳，可见这个少将专员根本就没有多少改变。

周养浩也只是不可赞同段克文的假话而已，他自己其实也没有太大改变，赴台被拒后去了美国而没有回来，说明他并不愿意跟“老朋友”沈醉再做同事，而且我们细翻相关史料，能找到徐远举的万言《自供状》，却看不到周养浩写的揭露军统黑幕材料，这说明周养浩在战犯管理所，对学习改造是既不反抗也不积极。

当年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有一个《新生园地》，文强和徐远举都当了专栏编辑，周养浩在相关人员的回忆文章却很少出现，可见周养浩在战犯管理所就是想当一个“隐形人”，熬到1975年才暴露真实想法，那就是宁肯客死他乡也不肯回来。

读者诸君看了史料中的中将黄维、文强和少将段克文和周养浩的不同选择和表现，肯定会有精准评价，黄维对特务也有独到看法：“我要是共产党，抓住他们就砍脑袋！这帮家伙手段卑劣恶毒，不但残杀共产党，还杀害其他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人！我们这些军人也曾反共，但我们是在公开战场上，明对明、枪对枪，犯的是战争罪！我一直认为，我们军人在战场上，与军统那一套手段是有区别的！”

黄维这番话未必完全正确，但还是有一些道理的，读者诸君比较之下应该知道：最后一批特赦的这四个“顽固战犯”，两个中将是不是知错不认错？两个少将特务是不是一直在伪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