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就中美关系交换意见。另一边,美国国会正推动新的芯片限制措施,中方对此作出回应。老涂认为,美国这次盯上的是中国企业从境外获取先进算力的渠道。华盛顿希望把管制从芯片出口延伸到芯片使用,中方反对的正是这种不断扩大的限制,因为它会打乱企业合作,也会损害全球产供链稳定。
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议员和商务部正在推动相关措施,试图阻止中国企业通过国外渠道获取美国算力。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滥用出口管制措施、扰乱全球产供链稳定,这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美双方应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的态势。
还有外媒报道称英伟达芯片出现在上海一家数据中心。毛宁回答她不了解有关情况。两个问题涉及的渠道有所不同。上海数据中心的报道反映的是芯片流入,境外算力限制针对的是另一种使用方式。中国企业即使没有把芯片运回国内,也可以通过网络租用海外数据中心的计算资源。

一家人工智能企业训练模型,需要大量芯片协同处理数据。企业可以购买服务器,自建机房,也可以向云服务商租用算力,按使用规模和时间付费。后者的好处是,企业不用一次投入巨额资金购买设备,也能根据研发任务调整使用量。设备由海外数据中心持有和运营,客户通过网络提交任务。芯片留在原来的机房里,企业买到的是计算服务。
这正是美国议员希望收紧的地方。美国已经对部分先进芯片的对华出口设置限制,但在一些情况下,中国企业仍能向境外服务商租用相关设备的计算能力。对研发团队来说,能否稳定使用算力,直接关系到模型训练和产品开发的安排。
现在一些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正在寻求预订海外数据中心的英伟达芯片算力。企业担心美国进一步收紧远程使用限制,因此希望提前锁定资源。目前已经有部分企业接触了海外服务商,其中包括东南亚的数据中心运营商。
并且,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一项名为《远程访问安全法案》的提案,拟扩大商务部对受管制技术远程访问的管理权限。这项法案瞄准的场景很具体,芯片放在海外,使用者却可以通过网络从另一地点调用。假如未来相关限制落地,数据中心除了考虑设备能否合法购买,还要核查谁在使用设备、客户属于哪家公司,以及服务是否需要许可。中国企业已经谈好的租用安排,也可能受到新规则影响。
这会增加企业做计划的难度。模型训练往往需要连续占用较大规模的算力,团队需要提前安排数据、人员和测试。若使用资格随政策变化,企业就要重新寻找供应商、调整训练进度,甚至修改原有技术方案。美国政府看重的恰恰是算力对研发进度的影响。先进芯片的数量、性能和集群规模,会影响企业训练大型模型的效率。这次美国议员试图限制的,是中国企业持续取得高性能计算资源的能力。

但是,美国围绕芯片的限制为何越收越紧?从国会推动的几项法案,可以看出议员想控制的不止一个环节。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呼吁国会通过三项芯片相关法案。其中一项拟加强国会对先进芯片出口的监督,一项要求企业追踪先进芯片的位置,另一项则推动美国盟友限制对华出口更多芯片制造设备。
这三项法案与远程访问法案各有侧重。前者分别涉及出口决定、芯片流向和制造设备,后者涉及网络远程使用。它们共同反映出,美国国会希望把先进计算技术的销售、使用和生产条件纳入更严的限制范围。
舒默的推动有美国国内的政治背景。对一些议员来说,行政部门通过许可证处理出口申请,保留了调整政策的空间。政府可以根据产品性能、购买方和其他条件决定是否批准交易。美国商务部此前发布的规则,对符合条件的部分先进计算芯片采取逐案审查。企业提出申请后,有关部门再依据规则决定是否批准。这给行政部门留下了具体裁量空间。
而推动加强国会监督的议员,希望让更多出口决定受到国会约束。芯片追踪法案则把注意力转向设备售出以后,要求企业掌握相关处理器的流向。推动盟友限制设备出口,则是希望从芯片制造能力上施加压力。这些措施都还需要完成各自的立法程序。不过,美国共和、民主两党都有议员支持加强限制。舒默的表态是民主党推动的一部分,共和党议员也在寻求将有关限制纳入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美国国会的考虑,与美国科技企业的商业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芯片厂商希望销售产品,云服务商希望提高设备使用率,海外运营商投入建设数据中心后,也需要稳定客户来收回成本。限制范围扩大,企业就得花更多精力识别客户、核对交易,并承担业务中断的风险。
中国市场是全球人工智能应用的重要市场。美国企业能否向中国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影响的不只是某一笔订单。研发、设备投资和长期合作都需要预期,规则频繁变化,企业就更难安排生产与销售。

这也就回到了中方回应中的那句话,滥用出口管制会扰乱全球产供链稳定。芯片产业横跨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设计芯片,需要制造、封装、测试和设备供应等环节配合。数据中心购买芯片后,还要投入服务器、电力和网络设施,再向不同客户提供服务。
美国若把限制进一步延伸到海外数据中心的客户,就会把更多正常商业合作纳入审查。海外运营商要面对美国规则,中国客户要考虑服务能否持续,美国芯片企业则要考虑设备卖出后的使用限制。任何一个环节的规定发生变化,都可能影响原先签订的合作安排。
尤其是云服务具有跨境特点。同一座数据中心可以服务多个市场,客户需求也会随着项目推进发生变化。运营商若需要按客户身份逐项筛查,就要增加审查和管理成本。为了避免触碰限制,一些企业可能收紧接单范围,原本有合作意愿的客户也会受到影响。
对中方来说,反对相关限制有明确的现实原因。中国企业需要稳定、可预期的技术合作环境,美国不断扩大限制范围,会增加企业获取算力的不确定性,也会干扰正常的国际经贸往来。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既有竞争,也有合作需求。此前双方已经就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沟通相关风险和收益达成共识。维持沟通,需要双方处理具体分歧,也需要企业能够根据相对稳定的规则开展业务。
在美国国会推动限制的同时,两国仍在开展对话,这使芯片和算力问题成为检验经贸关系稳定程度的一项具体议题。中国企业的发展依靠持续研发、产业协作和市场应用,也需要能够正常参与国际合作。美国试图把先进算力使用纳入更严格的管制,会给企业增加成本,给跨国合作带来阻碍。
老涂认为,中方此次回应美方推动通过芯片法案,是因为维护稳定的经贸关系需要美方正视这些限制对企业和产业链造成的影响,停止不断扩大出口管制。只有让企业按照稳定、可预期的规则开展合作,两国经贸关系的稳定才有具体支撑。
更新时间:2026-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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