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无计划生育，我国发展会怎样？今天我们会有多少人口？

国家统计局在2026年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人口为14.0489亿人，比上年末减少339万人，已是连续第四年负增长；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首次跌破八百万关口；60岁及以上人口3.2338亿人，占总人口的23.0%，其中65岁及以上占15.9%。

这样一组数字摆在眼前，"如果当初没有推行计划生育，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追问。多数讨论习惯从"少生了多少"这类加减法入手，推测若无政策约束，我国人口是否会停留在更高的量级。

但只做总量假设意义有限。人口恰恰是社会科学中少有的能够被相对精确预测的变量——今天二十岁的人，十年后就是三十岁，这一规律不会随任何一项政策而改变。

因此思考这一反事实问题，与其停留在总量差异，不如把落点放到节奏、结构与观念层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於嘉近期在一档播客中的分享，恰好从人口学的专业角度提供了一个更有层次的解读框架。

於嘉首先解释了"人口红利"这一概念。这是学者在观察东亚经济起飞现象之后提出的分析工具，指的是人口结构在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阶段性优势。

所谓人口转变，是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过渡的过程。一般情况下，随着工业化推进，死亡率率先下降，而生育率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经过一段时间，生育率也开始下降，直至两者在相对均衡的低位相遇。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随着死亡率先下降、生育率随后下降，少儿抚养比降低，而此前出生的大批人口陆续进入劳动年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总抚养比下降，这才是传统人口红利的重要来源。有一种延伸看法认为，即便劳动力总量下降，只要人力资本大幅提升，仍可能形成新的增长支撑。

於嘉肯定了这一延伸。她指出，人口红利概念最初只涉及结构，随着研究推进，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发现它还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以及不同年龄段的储蓄与消费差距——比如老年人若延迟退休或仍在积蓄，其行为对红利的影响就完全不同。

对于"中国有没有可能成为人口转型规律的例外"这一提问，她的态度是审慎的。放眼全球，还没有哪个国家在完成低生育、低死亡转型后又回到高生育率状态。

参考欧洲经验，出生率在稳定社会中骤然反弹几乎不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欧洲各国走势本身差异明显，一些已降至极低水平。

以北欧为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生育率曾深度下探，后来一度回升，但近年又普遍回落到1.3至1.5左右，仍明显低于2.1。中国当下的政策重心，与其说是让曲线反转，不如说是尽量减缓下滑速度、避免陷入极低区间。

围绕计划生育本身的效果，学界存在明显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这项政策是当前人口形势的直接根源；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即便没有强制约束，生育率也会随经济和社会条件变化自然下滑，不能把所有责任归于政策。

於嘉倾向于中间立场。她提到，可将我国与韩国、新加坡等东亚经济体作对照——这些经济体也曾实施以降低生育率为目标的家庭计划或人口政策，只是政策形式和强制程度与中国不同，后来同样经历了生育率的迅速下降。

较为稳妥的判断是，计划生育政策加快了我国生育率下降和人口结构转变的进程，但究竟使这一过程提前了多少年，学界并没有统一结论。以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论，即便没有后来的严格生育限制，生育率也很可能继续下降，只是具体速度存在争议。

她还提到一个常被忽略的细节：我国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的阶段之一，其实发生在独生子女政策严格执行之前的1970年代，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约5.8迅速降至1979年的约2.8。这一变化既与社会经济、女性教育和就业状况的变化有关，也与当时已经全面推行的“晚、稀、少”等计划生育措施密切相关。

於嘉认为，比起政策直接压低出生数，它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观念塑造。经过一两代人的持续引导，"只生一个好"已内化为一种默认理想。

中国人的理想子女数中，只想生一个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东亚社会，这本身就是舆论长期作用的结果。

人口学中有"低生育率陷阱"的说法，指的是当生育率跌到极低区间后，社会环境本身会反过来强化低生育偏好——身边的亲戚、朋友、同学多数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小家庭才是理想"这种感受会不自觉传导给下一代。

她也指出，眼下的育龄年轻人观念已经形成，宣传短期内难以撼动；但对当下正在接受基础教育的孩子而言，"家里可以有两三个孩子"这种可能性至少可以进入他们的视野，其效应要在十年二十年后才可能显现。

至于是否可以像当年那样以行政强力反向拉升生育率，她给出否定回答。强制生育本身构成对个体权利的侵犯，随着社会多元化，这类手段既无必要也不现实。

生育归根结底是个体选择，可以设置上限，很难强加下限——限制生育与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之所以不对称，根源正在于此。

就近年推出的经济激励措施而言，效果因人群而异：面向一线城市白领的补贴，与养育一个孩子的实际开销相比，几乎不构成决定性变量；而同样金额若投放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则可能已接近家庭人均年收入。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财政宽裕的地方能出更多政策，但作用对象恰恰是最不敏感的人群，存在明显错位。於嘉还特别强调了性别平等这一维度对生育决策的影响。

我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至今在全球仍属较高水平，法律层面对孕产妇的保护规定也相对完善，但执行层面仍有落差：一些基层女性在怀孕后甚至会主动辞职，导致本应享受的生育保险落空。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公共领域对性别平等的推动已有相当积累，家庭内部却少有相应引导。育儿和家务默认由女性承担，形成"双重负担"，是压制婚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进入老龄化阶段后，"保老还是保小"的取舍开始显现。延迟退休是应对预期寿命延长的直接选择，但父辈退出劳动市场时点的推迟，也意味着家庭中原本可由祖辈承担的育儿协助被削弱。

她提到自己团队的研究发现，家里若有老年人协助带孩子，对生育行为的刺激作用，大致相当于家庭月收入增加万元级别。与此同时，我国老年人的消费习惯与西方发达国家差异明显——不少人退休后仍倾向储蓄而非消费。

这种差异意味着简单套用他国延迟退休逻辑并不周全。在移民问题上，於嘉的判断是，我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太可能将大规模引进移民作为应对人口下滑的方案。

我国并非传统移民国家，永久居留发放规模有限；相较之下，外籍人口净流入体量较小，近年在华外籍长期居留者的数量整体也没有明显扩张。因此依靠移民填补劳动力的路径，在国情下并不具备现实基础。

关于计划生育对社会结构的微观影响，她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判断：这项政策对社会流动性的影响或许并非人们直觉中那样单向。对家境普通的家庭而言，多子女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向上跃迁的分散下注"；只允许一个孩子反而收窄了这种可能性。

对财富积累较厚的家庭而言，单一继承人则让资产的代际传递变得更为集中。因此政策在客观上未必推高了流动性。

倒是在性别平等的维度上，独生子女政策产生了正向溢出——在只能生一个的约束下，家庭对女儿的教育与资源投入明显提升，这也是这一代女性能够快速拉近与男性差距的重要背景之一。

回到开篇的追问，若当年未曾推行计划生育，今天全国人口很可能更高，但究竟高出多少，学界并无统一可靠的精确答案；更多的人口并不当然对应更宽裕的生活——耕地、水资源、能源与生态承载都会同步收紧，人均份额未必更高。

与此同时，从东亚经验来看，即便没有硬性约束，随着城镇化推进、教育普及和抚养成本抬升，生育率下滑几乎是共同走向；计划生育真正独特之处，在于把其他社会用五六十年走完的转型压缩到了二三十年之内。

节奏的骤变留下了后遗症——养老、医疗和社保体系尚未完全跟上，人口结构却已抢先一步进入老龄阶段；但另一方面，此前较为年轻、庞大、成本可控的劳动力供给也确实支撑起了产业承接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底盘。

低生育困局的成因是多重叠加的：政策惯性、住房与教育压力、职场年龄焦虑与观念更迭同时在起作用；截至2025年底，全国每千人口托位数已达4.73个，出生人口曲线也难在短期内出现实质性回暖。

因此，与其纠结于"若当初不那样今天会怎样"的假设，不如务实审视当下的结构约束，把政策重心放在减缓下滑、完善保障与推动家庭内部平等这几件更能触及根本的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