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警报”再响起！有专家建议：全面放开四胎，有条件的要多生

一组反差极大的数字，最近在社交平台上被反复转发。

清乾隆三年，也就是1738年，中国总人口约1.5亿，一年出生的婴儿大概五六百万。将近三百年之后的今天，人口体量翻了近十倍冲到14亿多，经济坐上世界第二的位置，可2025年全年新出生人口只有792万，跌回了两三百年前的水平。

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末，中国总人口14亿489万，比上年末减少339万；全年出生人口792万，比上一年少了162万；死亡人口1131万；人口出生率跌到5.63‰。

总和生育率大约在1.0一线，甚至有学者测算已经跌破，与韩国一起处在全球生育率的谷底。这已经是连续第四年人口自然负增长。

老龄化的速度更让人心惊。根据民政部今年2月披露的数据，2025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23亿，占总人口的23%；65岁及以上人口2.23亿，占15.9%。

围绕这份"人口成绩单"，讨论的声音从未如此密集。最近，有人口经济学者公开建议：全面放开四胎，甚至不设上限，鼓励"有条件的家庭多生"；还有人主张把养老待遇与子女数量挂钩。

放开生育数量真的还能兜住这条正在滑落的曲线吗？回头看这条政策转弯的轨迹，其实脉络非常清楚。

北京在2016年结束了实施数十年之久的一孩政策，将子女上限提高到两个，但这未能显著提高出生人数。中国的出生率此后逐年下降。

2021年，三孩政策落地，家庭规模上限和超生处罚同步取消。从1980年代到2016年，生育一个以上孩子的女性会被处以罚款。

2014年，知名电影导演张艺谋因生育三个孩子被罚款超过100万美元。虽然这些处罚不再适用，但中国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仍然是家庭的一个障碍——许多人无力负担生育一个以上的孩子。

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的女性也在推迟或干脆放弃生育。三孩放开五年过去，效果如何，数字自己会说话。

关于政策效力，恒生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丹曾从两孩经验做过一个很冷静的判断。她指出，四年前推出的两孩政策，只带来了大约500万新生婴儿，把出生率暂时从1.5提高到1.7。

但三年后政策效果就迅速消散。她当时预计，三孩政策最多带来约200万新生婴儿，整体出生率不会有太大变化。

如今回看这段判断，几乎和后来的走势重合。生育意愿为什么怎么"松绑"都拉不起来？

王丹的分析切到了一个常被忽视的角度——生育与女性劳动参与之间的深层矛盾。对中国公司来说，他们实际上没有动力雇用那么多育龄妇女，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他们没有获得所有那些额外成本的补偿。

想想看两次产假，现在还有三次产假。生育更多孩子与妇女的工作权利之间存在权衡。

中国是女性劳动参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正是因为一孩政策。父母的钱无处可花，只能全部花在那一个孩子身上，即使是女孩。

所以女性受到更好的教育，她们去工作，而且非常享受工作，因此许多人决定少生孩子。她把话说得更直白：现在政府方面有了这种增加的激励，推动更多女性生育更多孩子，而中国仍然存在根深蒂固的文化认为女性应做大部分家务。

恐怕随着更多婴儿的出生，很多女性将不得不决定是否还能留在工作场所，很多人可能不得不辞去工作，回家当家庭主妇。这不是一个可以靠"多发几笔奶粉钱"就绕过去的结构性问题。

再来看经济这盘账。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会不会拖垮增长？王丹的答案有两层——短期承压，长期反而可能"因祸得福"。

直接影响是消费将呈下降趋势，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几年内创新能力也将下降。但从长远来看，人口下降对中国来说更多是福而非祸，否则失业将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

如果看看中国现在的劳动力市场，许多行业面临的是劳动力过剩问题，而不是劳动力短缺。例如，在IT行业，程序员的年龄通常控制在35岁。

如果你超过35岁，很多公司不会雇你当程序员。作为大学研究人员情况类似——35岁基本上就是年龄上限。

因此，未来10年，中国以机器取代人工的进程只会加速。我们会看到装配线上低技能工人的临时或季节性短缺，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不会是一个大问题。

真正的暗礁在更远的地方。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如何解决20年后的养老金问题。

根据联合国估计，2035年前后是中国人口老龄化达到顶峰的年份，那才是真正挑战的开始。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教授Stuart Gietel-Basten从人口学视角给出的判断更冷静。

他直言，新政策不会对中国整体人口结构带来巨大变化。从现有的调查来看，人们对生三个或四个孩子的意愿很低。

或者纵观整个地区，随着中国人口越来越现代化，与该地区其他地方越来越相似，人们对如此大家庭的兴趣确实不存在。他还提醒了一个特别容易被政策制定者忽略的时间常识：婴儿不会工作，婴儿不缴税。

因此在这项新政策变化下出生的任何婴儿，实际上要到2040年代初才会进入劳动力市场。到那时，很多事情都会不同——劳动力市场会不同，整个社会保障系统也会不同。

不仅当前的五年计划将已完成，接下来的五年计划以及再往后的四个五年计划也将完成。换句话说，就算今晚起大家都开始生，20年后这批人走上工作岗位时，需要他们供养的老年人数量早已翻了几番。

此外，目前存在的问题只会进一步恶化。中国社科院自己就认为城镇养老基金可能在2035年前后失去平衡，甚至无力偿付。

因此，多生孩子不会解决养老金体系问题，多生孩子不会提高生产力，多生孩子不会改善全国医疗保健系统。这需要更整体的视角和更长远的眼光。

年轻人到底为什么"不敢生"？Stuart把中国和整个东亚放在一起观察，得出的结论几乎适用于每一个类似经济体。

（中国的情况）与东亚其他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在城市地区。这实际上是该地区许多雇主态度的症状——他们并不支持家庭，也不支持那些努力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女性。

中国的原因与该地区其他地方一样，与养育孩子的直接成本有关——在教育方面，特别是课外教育非常昂贵。但还有生活起步的困难——买房、找到一份体面工作、走上一条稳固的道路。

与此相比，还有非常高的机会成本，特别是对于女性的工作和职业。他还特别驳斥了一种流行的想象——农村会因为放开数量而出现"婴儿潮"。

我们谈论的不仅仅是收入非常高、技能非常高的女性，即使在农村也是如此。农村地区生三个或四个孩子的期望有些错位。

在农村，大多数人希望给孩子比自己更好的机会。这意味着在一两个孩子身上投入更多，让他们有接受教育和找到好工作的机会，而不是把这些资源分得更薄。

他甚至预测，如果真的出现三孩数量的小幅上升，可能实际上会出现在较高收入群体中，而不是较低收入群体中，而许多人担心会出现某种婴儿潮。这个判断放到今天的中国，几乎一语成谶。

真正生三孩、四孩的，绝大多数是能负担得起的家庭；普通工薪阶层连"要不要生第二个"都还在犹豫。那么政策工具箱里还有什么牌可以打？

王丹给出的思路值得放到台面上讨论。其中一个最大的举措是税制变革。

过去没有针对多子女家庭的退税，也没有针对雇用育龄妇女的公司的税收减免。这种情况将很快改变。

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些社会运动来给需要帮助的女性和家庭提供更多支持。但她也承认，最难啃的骨头不在补贴。

政府建更多学校和医院相对容易，但为大家庭提供低成本住房极其困难。他们需要想办法为更大的家庭提供足够的住房，许多家庭还必须面对孩子上不起学的现实。

教育资源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重新分配也将是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作为独生子女一代中的一员——王丹用了一段少见的自我剖白——我父母只有一个孩子，一个人长大相当孤单，而且要满足父母期望的压力很大，他们希望你长大、结婚、生孩子。

但由于所有那些经济上的限制，比如高昂的房价和高昂的教育成本，许多女性决定推迟结婚，甚至根本不结婚。即使结婚，也很难兼顾工作与家庭生活，所以她们倾向于少生孩子。

她描绘了一种更接近现实的图景：未来中国可能会呈现新的轨迹，人口将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增长，女性将在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方面有更多的灵活性，实际上是自由，尤其是在城市地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由于快速的城市化和女性教育的快速增长，存在性别错配。

在中国，通常所谓的"剩女"大多受过高等教育，但对于"剩男"来说，他们通常受教育年限较少。因此婚姻市场存在不平衡，这在未来将阻止出生率回到正常轨道。

放开四胎、放开无限胎，能不能拉回这条曲线？把视线拉远一点看，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地区，都曾试图用"催生"来对抗生育率下滑，结果是——生育补贴发了、假期延长了、政策松了、口号响了，出生率依旧一路走低。

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其实是从"东亚模式"里被推着往前走的，不是被谁"选择"出来的。政策的边际效应正在快速递减。

当"能不能生"已经不是问题的时候，继续在"允许生几个"这个数字上做文章，边际收益接近于零。

真正需要重新校准的，是家庭、职场、教育、住房这四条主线之间早已断裂的连接——年轻人不是不想要孩子，而是发现要一个孩子的代价，就足以让他们重新计算整个人生。

Stuart说过一句让人回味的话：完全废除任何政策的180度转弯，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项政策过去有多成功的一种姿态或暗示。所以逐步改变总是有意义的，而不是直接摆脱某样东西。

也许在未来一年左右我们会走向四孩，然后可能在之后取消所有限制。

数字终究只是数字。真正决定14亿人未来的，从来不是"允许生几个"，而是"值不值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