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世人皆知。

当地人谈起1927年10月至1930年3月的历史颇为自豪，对之后18年却很少提起。

因为在那段岁月里，曾经的全国首块革命根据地，变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顽固反共堡垒。

反转的根本原因，是毛主席离开了井冈山，导火索则是为争取一座小小的兵工厂。

1926年，袁文才率宁冈县保卫团起义，推翻县公署，成立宁冈县人民委员会，他任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

自卫军手里共有60支枪，不少是坏的，袁文才便请妻子的叔叔谢凡经帮助修理。

谢凡经试修几日后，居然修好了2支枪。

袁文才便让谢凡经带几个人，搬进步云山白云寺，办起一个小修械所。

从修械所到军械处

1927年10月，毛主席率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上井冈山。

性格桀骜的“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被毛主席的真诚打动，把武装力量悉数交给党指挥。

毛主席听说袁文才有个修械所，甚为赞赏，便从部队中找了几位懂修枪的战士，将修械所扩至八九人，改称“工农革命军第1师修械所”。

人民兵工事业，由此起步。

井冈山会师后，从上山队伍中抽调一批水口山铅锡矿矿工出身的战士充实修械所，改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军械处”，由工人出身的宋乔生任处长。

军械处成立后，工人增至20余人，修好的枪源源不断送往部队，还试造土硝、土炮。

1928年7月，军械处迁至茨坪店上村，工人们反复试验，造出了单响枪。

一场错误的杀局

1929年1月14日，红4军军部、28团、31团及军械所在毛主席、朱德率领下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

时任红4军参谋长的袁文才偶然看到中共六大决议中关于处置土匪首领问题的文件，非常害怕，便擅自离队返回井冈，由此埋下冤案的祸根。

其实袁文才并不知道，毛主席接到这份文件后颇有异议，又怕袁、王误会，把文件压下来没有传达，还把袁文才带在身边保护。

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向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汇报，考虑到袁文才确有苦衷，又值用人之际，给了他党内警告处分，安排他当宁冈县赤卫队大队长。

由于土客籍矛盾，加上袁、王只服毛主席一人，看不起当地县委和边界特委的领导人，矛盾越来越深。

此时兵工人员和器械随军部去了赣南，缺枪少弹首当其冲，他们便盯上了茶陵县靖卫团团总罗克绍的小兵工厂。

那个小兵工厂有30余人，每天可造1支单响枪，罗克绍还利用联防总指挥的便利从长沙弄来钢铁、洋硝。

1930年2月2日，袁文才、王佐得情报后兵分3路，擒获罗克绍，还抓住28名造枪工人。

两人想把靖卫团拉过来，让小兵工厂交出机器、原料和枪支，因此对罗克绍颇为礼遇，亲自松绑、摆酒，还陪他打麻将。

这些举动引起继任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的强烈不满，他要求处决罗克绍，被断然拒绝。

此时毛主席远在赣南，不知情也无法调解，事情只能依程序上报边界特委。

边界特委认为袁、王此举是“勾结罗克绍，扰害赤色政府”，由来已久的土客籍矛盾借着这次争取兵工厂的事件集中爆发。

1930年2月24日，袁文才、王佐被错杀。

十八年的代价与迟到

袁、王及其40多个骨干被错杀后，袁文才的妻子谢香梅当场哭昏，醒来就要去找毛委员，有人告诉她，毛委员下山了，他们才敢杀的。

袁文才妻子的叔叔谢角铭、王佐的哥哥王云龙收拢旧部，“通电反共”，投靠敌人。

袁、王在当地群众中威信极高，群众态度随之改变。

从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沦为白区。

井冈山易守难攻，红军几次重建根据地都无功而返，直到1949年解放。

毛主席获悉后曾大呼可惜，但战争年代形势复杂，此案牵扯颇广，不便推翻当年的结论。

1949年江西解放后，毛主席特意吩咐有关人员一定要找到袁文才、王佐的后人，为这起冤案平反。

袁文才的儿子袁耀烈和王佐的儿子王寿生，一起受邀参加了开国大典。

这个殊荣，足以表明毛主席的惋惜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