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的日本年轻人都知道二战,为什么普遍讲不清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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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日本财团(The Nippon Foundation)第71次“18岁意识调查”访问了1000名17—19岁的年轻人。

调查显示,94.9%的人说,自己学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在同一份调查里,被问到“哪些战争题材的书、漫画或电影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时,排在前两位的是《萤火虫之墓》(42.2%)和《赤脚阿元》(20.1%),《安妮日记》和《没有大象的动物园》分别以8.5%和7.7%排在第三、第四。

两部日本作品合计超过了六成,而它们描写的都是日本孩子在战争中的经历,空袭、饥饿、失去家人、在原爆废墟里求生。

一个记得住广岛和长崎、会为动画里死去的妹妹落泪的年轻人,未必说得清1937年的南京发生了什么,也未必说得清日本军队为什么会一路打到中国腹地。

问题不在于他们没有学过历史,而在于他们学到的历史,重心不在这里。

需要说明,这份调查并没有问“你了解侵华战争吗”,不能直接证明日本年轻人不了解侵华战争。它能说明的只有一点,年轻人接触战争记忆的主要入口,是日本自身的受难故事。

要理解这件事,得拆开看,家庭里传下了什么,教科书里书写了什么,课堂上讲授了多少,手机里又刷到了什么。

1)日本人记住的,是一场“自己受伤”的战争

日本社会对二战的记忆,集中在几个固定的时间点上。

1945年3月10日,美军对东京投下了燃烧弹,下町一带在一夜之间化为火海,死者约10万;4月到6月,冲绳战役又夺去约9.4万平民的生命。

8月6日和9日,广岛、长崎先后遭到原子弹轰炸,到当年年底,两地死亡人数分别约为14万和7万。

战后最初几年,则是饥饿、黑市和废墟。

这些历史都是真实的,也值得被记住。问题在于,当它们组成一套完整叙事时,会遮蔽什么。

如果关于战争的讲述长期围绕“我们失去了什么”展开,战争的面貌就会被重新塑造。

它首先是一场落到日本人头上的灾难,日本发动侵略、给亚洲造成巨大伤害的那一面,则退到了背景里。

这种偏移很少依靠宣传完成,更多发生在日常的记忆传递中。

一个日本年轻人可能听祖辈讲过战时配给、学童疏散、空袭时躲进防空洞,却很少听祖辈讲,当年日本军队在中国做过什么。

原因很复杂,有人不知道,有人不愿说,有人说了也没人爱听;在侵略这一段上,家庭记忆往往是空白。

情感层面的教育,则主要由影视和动漫完成。

比如《萤火虫之墓》让战争变成了两个孩子的命运,《赤脚阿元》让原爆的后果落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赤脚阿元》的反战立场和反军国主义态度都很明确。

坦诚说,《萤火虫之墓》更接近对战争后果的控诉,导演高畑勋本人就说过,自己不认为这是一部反战片。

两部作品的情感中心,都是日本平民的受难。

这怪不得作品,因为人们本来就更容易记住与自己有关的苦难。记忆研究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一个社会记住什么,取决于它用什么框架组织过去;框架一旦固定,后来者看到的就只是被框架选中的那部分历史。

战后日本把放弃战争写入宪法第九条,和平教育、原爆文学、反战电影共同构成了战后文化中相当动人的一部分。

这套记忆是真诚的,盲点在于,它能充分回答“战争有多可怕”,却很少回答“这场战争是怎么开始的”。

因此,日本年轻人并不缺少战争记忆。他们的记忆具体、有温度,只是这套记忆的中心是日本人自己的伤口。

2)写进去,绝对不等于“讲清楚”

讨论日本历史教育,先要澄清一个误解,日本的教科书并不只有一个版本。

日本的教科书由民间出版社编写,经文部科学省审定,再由各地教育委员会选用。同一个年级,不同学校使用的版本可能不同。因此,“日本教科书删掉了南京大屠杀”这一说法不准确。

从市场格局看,日本的初中历史教科书,长期由东京书籍、帝国书院等几家大出版社占据。育鹏社、自由社等出版社的教材采用率很低,反因为淡化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的表述而屡屡成为新闻。

由此可见,讨论日本历史教科书时,需要区分主流教材和舆论焦点,这两者常常不是一回事。

更实际的变化发生在措辞上。

2022年3月,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的一批高中教科书中,有几种把战时强征劳工表述为“动员”“征用”,同时删去了“从军慰安妇”里的“从军”二字;事件并未被删除,但用词变轻了。

历史表述的分量,往往就是这样被一点点削弱的。

2026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国际亚洲研究杂志》刊出了英国学者彼得·凯夫(Peter Cave)的研究。他比较了2012年以来日本市场份额领先的初中和高中历史教科书,考察安倍时代之后争议内容是否被改写。

他的结论与流行印象并不一致。

凯夫发现,主流初中历史教科书对争议话题的呈现方式大体没有显著变化,就教材文本而言,没有发现系统性删减;相反,不少教材在向探究式、分析性的教学靠拢,对日本国内族群与文化多样性的覆盖也有所扩大。

所以,“安倍上台后教科书被大规模改写”这一流行说法并不准确,措辞确有微调,但结构、篇幅和事件取舍没有大的改动。

不过话说回来,凯夫同时指出,贯穿整个中等教育的,依然是一种“增强集体记忆”的取向,历史课更看重学生对国家与民族共同记忆的形成,而不是训练他们像历史学家那样追问证据、因果和责任。

矛盾也在这里,历史没有被删掉,很多学生却依然“知道,但不理解”。

这里有一个关键区别:知道一个事件,不等于理解一个事件。

同样都是讲述南京大屠杀,可以只写一句“1937年,日军攻占了南京,发生了杀害平民和俘虏的事件”。

也可以花两页去讲,日本为什么会全面侵华,南京陷落前后日军的作战与占领政策发生了什么,指挥体系、军纪和战争动员如何导致了大规模暴行,中国社会承受了怎样的长期创伤。

前者给学生的是一个知识点,后者给学生的才是一条因果链。知识点会被记住,也会被遗忘;因果链才会沉淀为判断力。

教材可以写进事实,但如果篇幅有限、措辞谨慎、前后缺少因果交代,事实就会变成孤零零的注脚。

教科书之争在1965年进入法庭。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因为自己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在审定中被要求删改,愤而起诉日本政府。

官司打了三十二年,三次诉讼,直到1997年最高法院才作出终审判决,部分认定文部省的审定意见违法,被认定违法的意见之一,涉及731部队的记述。

这场持续三十二年的诉讼,争的是国家能不能规定历史怎么写。它说明审定制度确实能够塑造教材,而这种塑造始终有人反对。

同一时期,1982年还发生过著名的“教科书问题”,日本教材在描述侵略历史时的措辞引发中国和韩国强烈抗议。

8月26日,时任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发表谈话,承认“过去我国的行为,曾经给包括韩国、中国等亚洲各国的国民以极大的痛苦和损害”,表示要“充分听取这些批评”,并承诺修改教科书审定标准。

从这以后,审定基准中加入了后来被称为“近邻诸国条款”的内容。

外部压力是有效的,但作用有限,也很间接,它可以让“侵略”两个字留在书里,却管不了老师在课堂上讲多深。

3)21位日本老师的难处是,想讲却讲不深

2026年1月,英国《日本论坛》(Japan Forum)发表了一项研究,作者是邓巴(Yumi Dunbar)和彼得·凯夫。

两人在日本三个地区访谈了21名初中历史教师,并对部分教师的课堂进行了观察,重点考察1931年至1945年这段历史是如何讲授的。

研究发现,教师们通常会涉及一些争议话题,但未必讲得深入。

具体讲到什么程度,受到一系列现实因素影响,教育制度(课时、考试、课程)、学术研究的进展、社会与政治氛围、对学生反应的预判,以及教师自己的态度和认知。

面对争议,教师们形成了一套应对策略。

使用权威的独立材料;降低教学的“可见度”,不让自己的立场太扎眼;把历史事件和当下问题连起来;用“位移”和“暗示”把敏感内容放到别处;鼓励学生理解别人的视角;以及最省力的做法,那就是省略和回避。

所谓“位移”的典型做法,是把南京放进“战争很残酷”的普遍叙事,把加害问题转化成“所以我们更要和平”。

这种转换听起来正当,却把“谁对谁做了什么”替换成了“战争对所有人都不好”。

研究还提到一个细节,同事和管理层的支持,对教师敢不敢讲争议内容影响很大;但在当前环境下,这种支持可能相当有限。

“敢不敢讲”不只是个人勇气问题,也是组织问题、环境问题。一个老师要讲南京,可能要面对家长的投诉、网络的围攻、同事的沉默。

课堂时间又只有那么多,最稳妥的选择就是把这段历史压缩成几个考点。

所谓“降低可见度”,意思是,课可以讲,但不要让人注意到自己正在讲。

学生实际听到的历史,最终取决于三件事:教材写了什么,老师敢讲多少,课堂还剩多少时间。

4)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绝对不能争

课堂之外,日本社会围绕侵华战争的讨论,经常被简化为对某个数字的争论。

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是最典型的一例。

中国方面认定30万以上,日本主流学界内部也有不同估计,但洞富雄、藤原彰、笠原十九司等学者都承认发生了大规模屠杀,争论的是规模与统计口径。

这里需要把两个问题分开。

第一,具体遇难人数、统计范围和史料解释确实存在学术争论。这并不奇怪,重大历史事件大多会有类似争论。

第二,日本军队在南京实施大规模屠杀、强奸和抢掠,是有大量中外史料支持的历史事实。

法庭判决、外国侨民的日记与影像(拉贝、魏特琳的日记,马吉拍摄的胶片)、日本军人的私人记录、当时的照片、慈善团体的掩埋记录,这些材料来自不同立场的人,却指向同一个结论。

中国学者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全书合计72卷,收录了中外档案、日记与证言,让这场暴行的细节有据可查。

数字可以争,事件不能含糊。统计口径的分歧,不能成为回避责任的理由。

但在公共讨论中,这两个问题经常被有意或无意地混在一起,常见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只讲“双方说法不同”,不讲“哪些事实已经清楚”。学生听完,印象是“这件事没有定论”。

第二种,把加害和受害并列:“战争双方都有伤亡。”这句话本身没错,但它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放在了同一个位置上。

第三种,用“历史被政治化了”来消解一切。这句话有一定道理,历史确实经常被政治利用;但它也常被用来暗示,既然双方都在利用历史,真相就不存在。

三种说法看着都很“客观”,实际效果却是让责任变得模糊。可以把它称为“争议化”,它并不否认历史,只是让历史失去清晰度。

真正的严谨,是在承认史料局限的同时,明确哪些事实证据充分、哪些细节仍待考证,而不是把所有问题都变成“各执一词”。

日本国内也有扎实的研究。

1971年,记者本多胜一走访中国,随后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平顶山》《万人坑》《南京》《三光政策》四组报道,次年结集为《中国之旅》出版,在日本引起震动。

1984年,洞富雄、藤原彰、本多胜一、笠原十九司、吉田裕等学者成立“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以实证研究回应否认派。在80年代,他们与铃木明、田中正明等“虚构说”论者正面交锋。

主流学界后来并没有接受“虚构说”,原因不在立场,而在方法,选择性使用史料、回避反证,在史学上站不住脚。

日本民间也有行动。

从90年代起,小学教师松冈环利用假期多次前往南京,采访那些幸存者和当年的日本老兵,把证言整理成书和纪录片;一批民间团体长年组织调查、展览和证言会。

1994年,数百名日本律师组成“中国人战争受害对日索赔律师团”,免费为中国战争受害者打官司。这些人的努力,让“南京”在日本不再是不能谈的话题。但这些努力始终停留在民间,没有成为国家层面的共同记忆。

这些人的存在也提醒人们,日本社会并非铁板一块。把整个日本说成“从不反省”,既不符合事实,也会让真正在反省的人失去空间。

5)承认历史,为什么不等于愿意承担责任?

只看网络上的极端言论,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日本年轻人正在集体右转,越来越不愿承认侵略历史。

学术研究呈现的图景要复杂得多。

2022年,福冈和也(Kazuya Fukuoka)与泷田 - 石井幸子(Sachiko Takita-Ishii)在《记忆研究》(Memory Studies)上发表论文《评判过去:日本青年群体中的记忆、他者与代际责任》。他们在2017—2018年调查了320名日本大学生,并在2017年访谈了31名学生,研究日本年轻人如何理解国家历史与代际责任。

这项研究想弄清两件事。

第一,为什么承认历史发生过,和愿意承担历史责任,常常是两回事。

第二,日本年轻人的国家认同,与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道德责任判断,究竟有什么联系。

围绕“今天的日本人该不该为过去的战争负责”,日本年轻人里常见的态度有两种。

一种认为,我没有参与战争,不该为上一代的行为背个人罪责;另一种则对中国、韩国关于战争历史的叙述持怀疑态度,认为历史问题被政治化了。

这两种反应指向同一个问题,他们分不清“罪责”和“责任”。

这种混淆由来已久。

早在1982年,NHK的一项调查就问过日本人,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普通国民有没有战争责任?

36.3%的人选择“国民受军国主义教育和宣传之骗,是遭殃的被害者,没有责任”;29.5%的人认为“当时的国民大部分是军国主义的赞美者、协力者,至少对亚洲人民来说是加害者”。四十多年过去,这两个数字仍耐人寻味。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战后写过一本《德国的罪责问题》,把罪责分成四层:

刑事罪责,由法庭追究;

政治罪责,由全体国民承担,因为它涉及国家以国民名义所做的一切;

道德罪责,属于个人良心;

形而上学罪责,指人仅仅因为生而为人,就对世间的不义负有一份连带责任。

他特别提醒,谈“政治责任”,不等于把每个国民都当成罪犯。这个区分要解决的,是一个看似无解的问题,没有参与战争的人,为什么仍要面对战争?

因为他属于这个政治共同体;有罪与否,是另一回事。

政治罪责不会因为“我没有参与”而免除;一个国家也不会因为换了一代人,就不必遵守它签过的条约、承认它做过的事。

汉娜·阿伦特也做过类似的区分。

她反对把“集体罪责”简单化,没有亲手作恶的人,不应被当成罪犯。但她坚持,政治共同体对其历史行为负有责任。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却可以选择如何对待自己所属共同体的过去。

日本年轻人不需要为祖辈的战争罪行承担个人罪责,这一点没有疑问。但“我不背罪”并不意味着“这段历史与我无关”。

历史责任并不要求后代世世代代道歉。

它要求一个社会不通过遗忘来逃避过去:保存史实,承认受害者,维护国家已经作出的承诺,防止类似事情重演。

6)亲历者正在离开,算法正在“重塑”历史认知

2025年7月底,日本红十字会公布了一项调查。

知道8月15日是终战日的人占74.3%,知道广岛原爆日是8月6日的人占78.3%,知道长崎原爆日是8月9日的人占73.0%。

调查覆盖了1200名10岁到60岁以上的日本男女,并非专门针对年轻人,不能直接用来证明日本青年对侵华战争的认知程度。但它至少说明,日本社会自身的战争记忆,已经出现代际传递的困难。

同一个调查还显示,87.6%的受访者认为把战争经历传给下一代很重要,但只有50.1%的人说,自己直接听过亲历者讲述;讲述者主要是祖父母、曾祖父母。

这个缺口只会越来越大。

1945年战败时20岁的人,如今已是百岁上下;亲历者陆续离世,家庭讲述随之减少,战争记忆越来越依赖学校、媒体和公共纪念活动。

电影《萤火虫之墓》的力量也来自这里。

它不解释战争,只让观众看着两个孩子一点点饿死、病死。相比之下,侵华暴行如果只以教材中的几段文字出现,很难形成同等强度的情感记忆。

情感记忆本身不是坏事,它是理解的入口。但如果一个社会只有“自己人的眼泪”这一个入口,理解就会停在半路。

社交媒体进一步放大了这一问题。

在算法推荐的大环境里,一个对军事史感兴趣的年轻人,会不断刷到零式战斗机、特攻队、广岛原爆和战后复兴;一个关注历史争议的人,会进入慰安妇、南京大屠杀、靖国神社和教科书问题的讨论。

平台倾向于推荐立场鲜明、情绪强烈的内容,历史因此被切割成互相对立的碎片。

有人只讲日本人的苦难,有人只讲侵略者的残暴,有人把历史变成民族对抗,还有人靠否认、嘲讽和阴谋论吸引流量。

其结果就是,这些年轻人知道得很多、很碎,却拼不出完整的因果框架。信息更多了,理解却更难。

不过,日本年轻人也不都是这样。

2015年反对安保法案的示威中,SEALDs这样的年轻人团体格外显眼;不少的日本学生会去广岛、长崎、冲绳,也有人去南京、首尔,主动了解祖辈那一代做过什么。

这些人是少数,但他们的存在说明,代际之间并非注定断裂。

7)尾声:最危险的历史记忆,是只记得自己受过的伤

日本战败已经八十多年。

今天的日本年轻人没有亲历侵华战争,没有经历东京大空袭和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也没有在战后的废墟中生活过。

他们不应该为自己没有参与的战争承担个人罪责。

但一个国家的历史,不会因为亲历者去世而自动终结。它通过教科书、纪念馆、影视作品、家庭故事、政治讲话和公共讨论,一代一代传下去。

把几组数字放在一起,问题就比较清楚了:

一边是94.9%的日本年轻人说学过二战;另一边,在日本红十字会覆盖全年龄段的调查里,约四分之一的人说不出终战日。一边是年轻人为战争中的日本孩子流泪,一边是亚洲受害者的经历很少进入他们的情感世界。

日本年轻人一直在接触战争,只是他们看到的那一面,还不足以让他们看清战争的全貌。

一个国家可以纪念自己的死难者,讲述自己的苦难,珍惜战后的和平。

但如果它只记得自己遭受过什么,却不愿认真面对自己对别人做过什么,这种历史记忆始终是残缺的。

值得追求的历史教育,不是让日本年轻人仇恨自己的国家,也不是要求他们为祖辈反复道歉。

它要让他们明白一件事,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也是侵略战争的发动者。

一个社会只有愿意同时面对自己的伤口和自己造成的伤害,才有可能真正从历史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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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6-11-17

标签:历史   日本   年轻人   战争   罪责   记忆   南京   广岛   长崎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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