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1月27日凌晨,跑马地司徒拔道弯道处,一辆豪车一头撞上了旅游巴士,车头稀烂。交警邓文伟赶到现场,要求肇事女司机接受酒精呼气测试。没人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个躺在担架上的女人,先是用英文尖叫"Don't touch me",紧接着猛地抡圆胳膊——"啪"的一声,一记响亮的耳光结结实实扇在了交警的左脸上。警员当场被打得踉跄倒地,半边脸红肿发亮。
这一幕被在场记者的摄像机完整记录下来,当晚就在香港各大电视台循环播放。全城哗然。

打人的,不是什么街头泼妇,而是香港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的侄女、联交所前理事包志雄的千金、港交所前主席夏佳理的外甥女——Amina Mariam Bokhary。
这个名字,香港人记了整整二十多年。直到今年3月,一则低调的死讯传出,才算给这出延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荒诞剧画上了句号。

说实话,2010年那件事之所以能引爆全港舆论,不光是因为她打了警察——而是法庭的判决实在太离谱了。
裁判官阮伟明给出的判决是:感化一年,罚款8000港元,停牌一年。感化条件是去美国加州的贝蒂·福特中心接受戒瘾治疗。判词里还特意强调了她"出身良好家庭""父母关爱""学术成绩优异"。

这话一出,香港市民的怒火直接烧到了天花板。
要知道,这已经不是Amina第一次袭警了。早在2001年6月,她在中环酒吧闹事,一拳打中警员面部,四名警察合力才将她制服。那次的结果呢?毁坏财物和袭警两项罪成,法庭只罚了9000港元。

2008年7月,她又因为17.8港元的出租车费与司机起冲突,把信用卡甩到司机脸上,又踢又打。女警赶来调解,她抄起手袋就砸。辩护律师搬出了"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和"躁郁症"的说辞,最终只判了240小时社会服务令,赔了司机1000港元。
换句话说,到2010年撞车掌掴交警的时候,Amina已经是个有两次袭警前科、一次藏毒指控的"惯犯"了。
这样一个人,法官居然说她"不是坏人,只是需要帮助的病人"?

逾万名香港市民涌入政府网站请愿要求重判。有资深大律师公开表示,干了几十年没见过这种判法。律政司罕见地提出了刑期覆核。
最终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高等法院改判她即时入狱六周,驾驶禁令额外延长两年。消息传出那天,网上一片欢呼,不少人喊着"这是最好的圣诞礼物"。可实际上呢?因为所谓"行为良好",她只关了四个多星期就出来了。
这件事在香港社会留下的伤疤远不止一个判决那么简单。它把一个所有人心知肚明、却很少被摆到台面上的问题撕开了——在法律面前,豪门子弟和普通市民,真的一样吗?
按正常人的逻辑,被全城声讨过一次、坐过牢、上过头条,怎么着也该收敛了吧?

Amina偏不。
她好像天生自带一种"自毁程序",每隔几年就要搞出一桩大新闻。
2019年1月,她在跑马地被警方截停,虽然当次酒精测试过关,但警方一查系统发现,她的驾照早该被吊销——因为一直没去上法庭要求的驾驶改进课程,无牌驾驶长达八年之久。
警察让她2月15号到警署报到,结果人没来,只等来律师一封信,说她住院了,却拿不出任何医院证明。警方忍无可忍,直接发了通缉令。最后在医院里找到她时,她被黑布蒙头、身穿病人服、双手反锁着带出了医院。

同一年,更荒唐的事曝光了。她被控四项袭击罪,其中两项涉及殴打83岁的母亲,一项涉及袭击72岁的父亲。打生你养你的父母啊!可老人家到底心疼女儿,不忍追究,控方只能撤销指控。
还是2019年5月,她又在中环被搜出随身携带0.14克可卡因。法官对感化官建议轻判表示"意外",但最终仍判处12个月感化令。
到了2022年7月,Amina把战火烧到了海外。在意大利索伦托的一家豪华酒店,她深夜大吵大闹被投诉,酒店工作人员前来交涉,她拳打脚踢。意大利宪兵到场后,她更加变本加厉——又打又踢,朝宪兵吐口水,嘴里还高喊"Omicron!Omicron!"意思是"我得了奥密克戎,传染给你们"。

在异国他乡,没有家族姓氏的光环罩着,她被当场拘捕。
同年12月回到香港,她又因为对菲佣不满,将菲佣的内衣裤、手机等私人物品从楼上扔到街上,还砸毁了停车场一辆私家车的挡风玻璃。2023年7月法庭判她刑事毁坏罪成,处两个月监禁、缓刑十八个月。法官明确驳回了精神问题辩护,认定她的行为属于故意。

这大概是二十多年来,第一次有法官不吃"精神疾病"这套说辞。
说到底,精神疾病是真的,但它能不能成为一次又一次逃脱法律制裁的万能挡箭牌?这才是Amina案真正刺痛公众的地方。一个普通人,哪怕只袭警一次,恐怕就要面对实实在在的牢狱之灾。而她呢?五次袭警、殴打父母、酒驾撞车、藏毒、无牌驾驶,前前后后折腾了二十多年,真正蹲监狱的时间加起来不过三四个月。
这不是法治精神,这是笑话。
今年3月6日,故事走到了终点。

当天上午,Amina因身体不适联络家庭医生。她长年患有心脏病,加上严重酗酒,近期又出现呼吸困难和无法排尿等症状。家庭医生深感不妙,叫了救护车上门,劝她去医院。她拒绝了——拒绝别人的好意这件事,她这辈子做得太熟练了。
当天下午近五时,母亲发现她在半山豪宅内昏迷不醒,报警求助。警方到场后证实Amina已经死亡,终年49岁,死因无可疑。她的床边散落着伏特加空酒瓶、止痛药和心脏血压药物。

49岁。放在普通人身上,人生才刚过半。可Amina活得好像把几辈子的荒唐都浓缩在了这不到半个世纪里。
有人同情她。确实,从医学角度看,她2007年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需要服用强效精神科药物。酒精与药物的叠加让她的情绪控制能力几乎为零。她的家人为她请过最好的律师、送她去过最贵的康复中心,甚至在被她动手打了之后依然选择原谅。可以说,这个家庭为她倾注了一切。
但同情归同情,不能因此就把她的行为合理化。打警察、打父母、打司机、打菲佣、打意大利宪兵——她打遍了身边所有人,从未真正为自己的暴行付出过对等的代价。这不是一个"可怜人"的故事,这是一个被特权反复兜底、最终被特权害死的故事。

如果当初第一次袭警就被严厉惩处,如果2010年的判决没有那么荒唐,也许她的人生轨迹会不同。正是一次又一次的"网开一面",让她失去了最后矫正自我的机会。法律的温柔,有时候比严厉更残忍。
同样出身香港顶级豪门的霍启刚,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他围绕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规划"积极建言,提出香港应融入国家"十五五"蓝图。清明假期,他带着妻子郭晶晶和三个孩子乘高铁从西九龙出发,到广西南宁来了一趟家庭研学游。全程不见一个保镖,霍启刚背着双肩包、拎着饮料瓶,跟普通游客没什么两样。

一个把金汤匙当成横行无阻的通行证,一个把金汤匙当成回馈社会的责任状。两种活法,两种结局,高下立判。
Amina的死,在香港坊间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毕竟这些年,大家对这个名字早已从愤怒变成了疲惫,从疲惫变成了无感。但她留下的那些案卷、那些判决书、那些电视画面,会一直提醒着这座城市一个最朴素的道理——
法律面前不该有特权,命运面前更没有。

老话怎么说来着?人在做,天在看。金汤匙能给你一个好的开头,但写不了你的结尾。能决定结尾的,从来只有你自己。
更新时间:2026-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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