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荒漠之岩：反犹主义与阴谋论解析》（2013年10月），作者铁戈，原章节标题《〈议定书〉与种族灭绝的授权书》

如果二战前后，《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已被鉴定为伪书，那么前段时间内坦尼亚胡的暴论——

“只要你足够强大、足够残忍、足够有势，邪恶终将战胜善良，侵略会战胜温和，你别无选择。”当地时间3月19日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新闻发布会上如是说。内塔尼亚胡声称，美国领导的民主国家必须“重新确认保卫自己的意志”，“在还有时间的时候捍卫自己，对抗敌人，在危险的警钟敲响之前，及时行动，而不是等到太晚才觉醒”。

那么这些强盗逻辑是否与《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如出一辙？至少可以推测这货肯定研究过这本小册子。

千百年来《旧约全书·申命记》一直在教导犹太人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可惜他们用错了地方。可怜又不争气的安拉子孙反成了替罪羔羊。

睿智之书《塔木德》同样告诉世人——这世道大概容不下食草动物。

无意鼓吹暴力与纳粹主义，只是这世界太过荒诞。

正文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莫斯科“奇迹”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其它的书，尽管它曾被证伪，尽管它是一本最受争议的作品，但却可以被当做对一个民族整体上的指控，被当做不须再经任何法律的程序、不须任何其他的证据就可以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罪证，并借此对一个民族在法理上进行整体的、全面的审判和处决。正是这部《议定书》，成了纳粹帝国种族灭绝的授权书。

在曾被泰晤士报的调查报告评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100本书之一的《千禧年的追求》(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中，作者科恩(Norman Cohn)将纳粹种族灭绝的理论置放在反犹太主义的历史大背景之下。并论证说：“这一阴谋论的动机就是追求对犹太人的屠杀，并成为纳粹大屠杀的主要心理因素。”

世界上没有第二个阴谋论能像《议定书》那样，成为对于一个种族实行集体屠杀和灭绝的理由和根据。这意味着：千万不要忽视阴谋论的作用，一旦当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头脑中的理论和观念，一旦它被极端的邪恶势力所利用，它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可怕的工具。

无论反犹主义的传统在二十世纪的欧洲和德国是如何的狂热，无论《议定书》曾是多么地助燃着反犹主义的烈火，但作为一个阴谋论来说，它所起到的是任何其他阴谋论所没有起到的作用，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悲剧。对于希特勒实行灭绝犹太人的恐怖政策的原因，人们曾经在政治、历史、文化、心理等各方面进行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无论其结论怎样，有一点却无可忽视，无可否认，这部阴谋论的文件《议定书》曾被证明是纳粹政权的工具。

在《大屠杀——1933-1945年欧洲犹太人的毁灭》一书中，作者诺拉·莱文（Nora Levin）指出：“在消灭犹太人的战争中，希特勒就是利用《议定书》作为宣传武器”。而“这场由纳粹发动的对犹太人的战争不只是一种肉体上的歼灭战，它也是一个国际战争的宣传，它想说服世界各地的人们认识到犹太人的罪恶，而第三帝国用来进行这一战争的主要武器之一，就是这部实际上是伪造的《锡安长老会议议定书》。”

从希特勒于1925年7月18日出版的自传《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我们就能看到，他读了《议定书》之后所得出的必然的结论：“最后，犹太人在经济事务上的影响通过股票交易以恐怖的速度增长着。它成为所有者，至少是国家民族劳动者的掌控者。为了加强它（犹太人）的政治地位，它试图撕裂在一段时间内能继续抑制他们每一步伐的民族和公民的藩篱。为了宗教宽容和这目的，他尽力发挥先天的韧性，并在对他已完全屈服的共济会里他有着出色的武器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并获得成功。政治和经济上统治圈和高层资产阶级已被共济会的强力带进了他的罗网，并且绝不怀疑发生了什么。”

“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向犹太人开战的三项主要的武器——其深刻的理由也许一直没有被人们自觉地理解（虽然我并不这么认为）——提供了最好的证明：超越边界的强国的毒牙已被拔除，尽管以不直接的方式。禁止共济会和秘密会社、镇压超级国家的新闻、坚决地消灭马克思主义，坚定地加强和巩固与具有法西斯主义理念的国家的团结，所有这些，在几年之内，能使意大利政府增进意大利人民的利益，而不必再去理会犹太人世界的九头蛇发出的嘶叫声。”

这里，除了犹太人外，希特勒特别提到了禁止共济会。在历史上，最早以正式文字形成的将共济会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的文件，就是《锡安长老会议纪要》。正是这部《议定书》，“记录”了犹太长老怎样计划利用共济会来作为自己公开的、对外的代理人，并结下了罪恶的同盟，而犹太人自己则作为幕后的真正统治者指挥着共济会成员来进行一切秘密或公开的罪恶活动，从而也就是《议定书》将犹太人与共济会死死地捆绑在一起，同时成为至今人们对共济会进行攻击和妖魔化的最大、最早、最充分的依据，也是当今几乎所有关于共济会阴谋论的始祖文件。

在我们研究《议定书》究竟对希特勒产生怎样的影响之前，先让我们来探索一下《议定书》是怎样到达希特勒的手中的。

在所有影响希特勒的人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他就是名为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纳粹运动的“智慧领袖”(intellectual leader)。他之所以在纳粹领导层崛起成名，是同他从莫斯科偷偷带到德国的一部秘密手稿——《议定书》分不开的。许多历史资料证明，是他向希特勒提交了这部文件，仿佛具有催眠作用一样，这部文件对希特勒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而且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对这部文件的发挥和演绎，也成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的核心内容，并成为他制定灭绝犹太人的大屠杀计划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1893.01.12~1946.10.16)是纳粹党内的一名重要成员和思想领袖，他在纳粹党的资格甚至比希特勒还老。他曾担任过纳粹刊物主编和德国在苏联的东部占领区政府首长。他经常发表演说，内容包括种族清洗、地缘政治、生存空间和纳粹主义。罗森堡出身于一个侨居俄国的德裔家庭，1917年在莫斯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得到了《犹太长老会议协定书》一书。

关于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是怎样得到这部书，他自己有一个神秘的说法：在莫斯科读书期间，有次一个陌生人进入了他的房间，一言不发地将一本书放在他的桌子上，然后又静静地离开。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话。谁也不知道这位神秘的陌生人是谁，为什么会将这部致命的文件以这种无声的方式交给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而且谁也不知道，这本书将会给希特勒，给整个纳粹帝国带来怎样的影响。

当他打开这本书时，觉得奇迹似乎在悄悄地降临，顿时感到了一种莫名的震惊，并开始迅速地翻阅，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高高在上的神秘的力量。《议定书》的第一部分一开始，就以不可思议的力量慑服了他，使他觉得有一个恶魔的声音在对他说话。而这个魔鬼似乎早就深藏在自己内心中最隐蔽的角落：

“1）将华丽辞藻搁置一边，我们应该论述每一种思想的重要性：去繁就简并加以比较，我们应该阐明周边事实。

注：原文如此，未见2）

3）需要注意的是，本性恶的人的数量要远比本性善的人多，所以统治他们的最佳方式是暴力和恐吓，而不是学术讨论。每个人都瞄住权力，如果可能，每个人都会成为独裁者。事实上，不愿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去牺牲大众福利的人是罕见的。

4）是什么遏制了那些被称之为人类的食肉野兽的人？又是谁在一直教导他们？

5）在原始社会，他们屈从于野蛮和暴力之后，屈从于法律，后者也同样是暴力，不过是伪饰的暴力。我得出的结论是：根据大自然的法则，暴力即正义。”

暴力！暴力！暴力！根据大自然的法则，暴力即正义。

这是多么令他震惊而又不谋而合的声明！而这种思想又与纳粹和法西斯的思想多么的吻合？

对于他来说，全书虽是一个关于反基督的信息，但却又与自己的内心一拍即合，它似乎意味着世界末日的来临。而对于当时身在俄罗斯的罗森堡来说，此刻的世界正处于一个动荡的、即将翻天覆地的时刻。地球仿佛着了火。沙皇的帝国崩溃了，十月革命正在兴起，德意志帝国正在一战中摇摇欲坠，世界也许不会再有和平。何去何从，正是人们所渴望知道的谜，也许这本书会告诉他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怎样应对这一混乱的局面，怎样才能在这世界上获胜。

对于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来说，他也许比别人对此了解得更多更深，比别人更强烈地感受到了国家之间的仇恨和爱所编织起来的网络。他来自沙皇的波罗的海，却又是德国的省份。他几乎不能回答说：他自己在更大程度上究竟是一个俄国人还是德国人。但在今天，发生了一件生命中重大的事，他觉得自己必须对此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这里，在这个俄罗斯的圣城莫斯科，他突然获得了一个俄语的信息。犹大！这本书给他带来了内心最深的想法！他，一位学生，将闭上自己的眼睛，他的一生都相信，必须坚如磐石。在那个时刻，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就在这里开始？这是他一生中最受震惊的时刻，也是一个最意味深长的时刻，一个血腥的阴谋注定在这一时刻降临，而他则将比书中所说的走得更远。

今天，当我们研究这一段触目惊心的历史，评估纳粹思想的核心内容，研究这位纳粹帝国最重要的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时候，谁也不能说：究竟是这部《议定书》里的内容影响和启示了他，还是这些魔鬼般的理论本来就深植在他的内心，而《议定书》只是将它们诱发出来而已？

12）我们的正义在于暴力。‘正义’一词是一抽象的思想，并不具任何意义。该词的意义不过是：给予我所有我想要的，以证明我比你强大。

13）正义从哪儿开始？又于哪儿结束？

14）在一个具有糟糕的统治机构、毫无人性的法律以及在滥用权力中丧失了人性的统治者的政权里，我发现了新的正义——即通过强势的权力去摧毁所有现存势力与秩序，重建所有制度。通过使那些自由主义者自愿放弃自由主义的方式，成为那些曾经将权力施加于我们的统治者的主人。

15）在各种摇摇欲坠的势力面前，我们的力量将会越来越战无不胜，因为它是隐而不见的，直到它的力量累积得足够强大，以至于任何狡诈与阴谋都不能将其摧毁。

16）我们目前迫不得已犯下的暂时恶行终将产生一个不可摧毁的好政权。它将恢复曾被自由主义化为乌有的国民生活的正常秩序。结果将证明手段的有效。我们在计划实施中不必拘泥于原则与道德，而是利用必需和有用的原则与道德。

17）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精心设计，绝不可背离的伟大计划。我们绝对不能冒任何风险，使数个世纪来殚精竭虑的计划付之东流。

谁也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时候看完这本书的，无论他说的故事是否真实，是否就是这样得到了《议定书》，总之他此后成了一个坚定的纳粹分子和反犹主义者。

当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自己第一次快速阅读手稿后，他即知道《议定书》是一个伪造的文件，同时他也知道在他的手里拿着的是一份政治和种族上的烈性炸药，如果使用得当，可以成为他个人成功的关键和资本。他就是拿着这本《议定书》作为进入森严的图尔委员会的资格证书。

他首先向图尔委员会的领袖Dietrich Eckart显示了这份文件，并使他兴奋不已，狂热地阅读，而且在会议上同样引起了狂欢和祝贺，

图尔委员会当然希望立即出版这本如获至宝的《议定书》，于是选择一个慕尼黑的独立出版商路德维希·米勒，用匿名的方式出版。

纳粹历史上的最大讽刺

当俄国革命爆发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先逃到了爱沙尼亚的塔林。在1918年年底，俄国与东欧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达到了高潮，德国的皇朝政权崩溃，德国军队从前线撤退。当罗森堡逃离爱沙尼亚的时候是最为动荡的时刻，无数俄罗斯的逃犯，官员，知识分子，贵族和皇室成员也纷纷逃离俄国，投奔西欧各国。与众不同的是，他不是一位普通的难民，在他的怀里秘密地藏着一部改变他命运的《议定书》文件，这在当时的俄国是被革命政府所禁止和销毁的书。他在到达德国的边境时，禁不住大声喊道：“瘟疫来了！”的确，一个二十世纪的瘟疫——纳粹法西斯主义，同时在德国诞生。

1919年1月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加入纳粹党（同年10月希特勒才入党）。他很快成为纳粹党的核心理论家，并建立了所谓的“犹太问题研究所”。他的极为具有影响力的著作《种族论》，成为纳粹德国的经典，也成为迫害犹太人的理论依据。他还为纳粹德国寻找新的宗教认同。他排斥基督教，而试图建立以亚利安人为主体的所谓“血缘教”(religion of blood)。他认为亚利安人是人类最为优秀的种族。同时，他为德国寻求扩张而提出了所谓的“殖民地”(lebensraum)理论。这个理论导致德军对欧洲与俄国的战略进攻。

据Ravenscroft透露说：“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向希特勒提交了这份《议定书》。”这在思想上对希特勒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在1921年后，他经常以《议定书》为题发表演讲，并对希特勒个人解释和渲染《议定书》的神秘意义。1923年当希特勒在慕尼黑期间企图发动政变时，《议定书》已经成为纳粹思想的核心，也成为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是他自己的重要著作《二十世纪的神话》（Der Mythus des 20.Jahrhunderts[the myth of the 20th cent.]（1930））一书中的最重要的哲学论述。

希特勒得到了《议定书》的副本时，此书已经在英国出版了，并在不久，就被伦敦的《泰晤士报》揭露为伪造的作品，但是这没有影响希特勒和罗森堡，也没有妨碍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将它当做反对犹太人的最有力的武器，而根据约瑟夫·戈培尔的指示，《议定书》被翻译成许多其他语言，其中的德文版则在德国以最廉价版本到处发行，为此后的反犹和屠犹行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舆论作用。

尽管在欧洲历史上，反犹主义已是一个长久不衰的传统，但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反犹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的内容有了质的变化。反犹主义并没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有任何程度上的减弱，相反却因科技的手段而传播得更广更快。这一质的变化，是因一册名为《议定书》的所谓犹太人的秘密文件的发现而产生。它似乎向世界提供了一个无可置疑的、令人震惊的事实与证据，并以白纸黑字的形式明白无误地呈现在世界面前，并使反犹主义获得了最正当的理由，最充分的根据。它使过去所有的一切反犹的理由黯然失色。而一旦当它到达反犹主义传统本来就已极其深厚的国家，尤其到达那些强烈的种族主义者手中的时候，《议定书》等于就是一份对于犹太人的死亡判决书。

图为1923年，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出版对《议定书》的评论。（以上为1933年在慕尼黑出版的第四版封面）。此书在德国对反犹主义的推动不言而喻。

当罗森堡将这份《议定书》带到德国，交给了希特勒，并在德国境内公开传播的时候，也等于在犹太人的火刑架下投入了最暴烈的燃烧物。在整个德国纳粹迫害和灭绝犹太人的历史上，《议定书》是一个致命的凶器，它的作用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低的。这在整个现代历史上，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现象。

可以这么认为：《议定书》，实际上早已被希特勒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的思想指导。远在希特勒掌握政权之前，当他还在监狱里向鲁道夫·赫斯口述自己的《我的奋斗》一书时，《我的奋斗》这部著作就集国家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反对民主主义思潮之大成，而反犹主义是贯穿该书的一条主线，而《纪要》则被他当作自己反犹主义的最强的理论依据。他认为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雅利安人是优等人种，因此它有权征服和统治其他民族。

从1921年8月起，希特勒就在他的演讲中不断地强调这一论点。而当纳粹获得了政权之后，他的这一观点在德国的学校里被当作教材。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曾这样说：“这个民族（犹太人）整个存在是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这一谎言已被《议定书》所无可比拟地显示了。它已达到无比憎恨的程度，它建立在伪造之上。法兰克福报（当时为犹太人所主办的报刊——笔者注）每周一次地这样呻吟和尖叫着，这就是这本书是真实的最好证据。重要的是，用积极的有力的方法来揭露犹太人的本质和活动，戳穿他们的最终目的和意图。”

在希特勒的意识中，《议定书》已经成为他对犹太民族无比憎恨的重要依据。希特勒宣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是由第五纵队（Fifth Column）的颠覆和德国的背叛份子结成联盟的结果，即犹太人联盟。对此，他很快就找出了“证据”，并使所有的德国民众和媒体相信了他的这一判断，那就是被认定为犹太人制作的秘密文件《议定书》，它使人们相信正是犹太人在这文件里绘制的企图秘密征服世界的阴谋，使德国和欧洲都遭受犹太人的灾难。

希特勒对于犹太人的憎恶可以用深恶痛绝来形容：“这一个民族（指犹太种群），以‘宗教’信仰作为标榜，借此而获得雅利安人对于一切宗教信仰的宽待，这实在是一种发明出来的最狡猾的手段，摩西发明的宗教便是一种保存犹太种族的教义。他们的种族直到现在还是存在，这就足以证明了。

在一次公开的演讲中，希特勒宣称：“对于我们来说，犹太的问题不是一个问题，你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去解决较小的让步。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能否恢复我们国家的健康的问题，是一个能否将犹太人的精神连根拔除的问题。不要以为你能对抗疾病，却不需要杀死造成疾病的载体，不需要去消灭芽孢杆菌。不要以为你可以对抗种族的肺结核病，而不需要注意去除种族肺结核病的载体。犹太人的污染不止息，这国家的中毒也永远不会结束，除非将这个毒素的载体犹太人，从我们中间清除。”

1977年“伦敦读书协会”出版了一部《希特勒同约瑟夫·海尔的对话》，书中记录了约瑟夫·海尔同希特勒在1922年的对话中一段令人震惊的内容。当约瑟夫·海尔问到希特勒，如果他获得完全自由的行动来反对犹太人，你将怎么做时，希特勒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如果我真的获得权力，灭绝犹太人将是我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一旦我获得权力，我必须竖起一个又一个绞刑架，例如在慕尼黑，只要交通允许，犹太人就将被处以绞刑，一个接一个悬挂在上面直到他们的尸体发臭。只要卫生允许，就让他们一直挂在上面，直到慕尼黑的犹太人全都处死。准确地说，其他城市也要按相同的程序这样做，直到德国干净地清除最后一个犹太人。”①

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雅利安人的最大对立面就是犹太人。”对此，他一再公开地宣称：“它的结果绝不会是雅利安人的灭绝，而是欧洲的犹太人的灭绝”。

同样，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曾宣称：“在今天看来，《犹太议定书》(The Zionist Protocols)就像当初第一次出版那样新鲜。”在他的手中，《议定书》无疑成为他实行的种族灭绝宣传的最有利最有蛊惑作用的工具。

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问希特勒为什么痛恨犹太人？“为什么？”对此，人们几乎穷尽了所有的包括个人在精神上、心理上和经历上的原因的根源，其中1995年5月1日在《纽约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解读希特勒”的文章极为典型。但是，严肃与深入的研究证明，从思想根源上，有两大因素深深地影响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憎恨。其一是种族主义的哲学家和理论家斯图尔特·休斯敦·张伯伦，这是一位英国人，后定居在德国，是希特勒极为崇拜的精神导师。

另一个因素就是这本《议定书》。而后者对他的影响更大，因为，无论如何，种族主义和对犹太人的憎恨，不能单纯地成为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理由和依据，或者说，谁也很难将对一个民族的憎恨和厌恶作为对一个民族实施屠杀政策的官方的、正当的、绝大多数人们能够认同和接受的理由。除了张伯伦向他大量灌输的种族主义意识外，《议定书》对希特勒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就如罗森堡受到《议定书》的震惊一样，希特勒受到的震惊可能更大。这些思想与其说是表达书中犹太人对世界的仇恨，不如说表达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同时，与其说是表达了犹太人对世界的仇恨与政治上的野心，不如说是煽动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和对征服世界的野心。

再没有任何其他文件，能比《议定书》更能成为反犹主义的理由和依据了，就如它曾经诞生在俄国时所起的作用。一战失败后的德国普遍弥漫着痛苦和失落的气氛，尤其是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们，一直在寻找德国在大战中失败的原因，然而这一努力始终是徒劳的，无效的，而现在，他们突然发现，《议定书》给了他们最好的答案，他们终于在《议定书》中找到了真正的解释德国刺刀在背的原因：祖国的忠诚战士还在前线英勇作战的时候，卑鄙和可恶的意第绪语的犹太阴谋已经终于显露出他们的原形，正是《议定书》里密谋的犹太人的计划，导致了他们的可耻的失败。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震惊的揭秘！现在，他们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深仇大敌，他们其实不是英法联军也不是俄国沙皇，他们的敌人并不在前线，而是躲在背后用刺刀捅进了日耳曼帝国的邪恶的犹太人。

纳粹与法西斯的一致和区别

无论是希特勒还是纳粹帝国的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怎样完善了纳粹法西斯主义，但人们在研究这一问题中，常会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德国纳粹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同《议定书》的关系，以及《议定书》中的核心思想在德国纳粹法西斯主义理论的完善和实行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甚至会感到不可思议，尤其因为《议定书》一直被当作犹太人企图掌控世界统治的纲领，并被纳粹帝国当做反犹和屠犹的最重要的依据，这两者怎么可能合一起呢？这就是我们在这里需要加以探讨和分析的重要课题。

其实，当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奇迹般地获得和阅读了这本《议定书》时，答案已经包含在里面。为什么《议定书》给予他如此强烈的震撼？就因为《议定书》的内容同他的思想不谋而合，从而坚定了他走向纳粹帝国的信心，赋予他的思想体系以巨大的能量。

一方面，《议定书》被指责为犹太人的阴谋纲领，成为迫害犹太人的最合适最正当的理由。

另一方面，《议定书》的核心内容，却又在无形中与纳粹法西斯的理论融化为一体，成为纳粹法西斯的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希特勒和纳粹帝国的核心思想的直接指导，这是炮制《议定书》的作者本身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后果，也是希特勒和包括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在内的理论家们本身所没有预料和意识到的问题。很多人在研究纳粹主义起源的时候，经常忽略了它的前身，一个一战期间在德国建立的秘密会社。它又被人们称为“德国死亡兄弟会”（The German Brotherhood of Death Society），它同时也是“世上十大秘密会社”之一（Top 10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world）。

当我们了解了这个秘密组织同纳粹党的关系，以及纳粹党的领袖们，尤其是他们的哲学思想领袖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他们的元首希特勒同它的关系后，我们就能对纳粹主义的来龙去脉，以及它的种族主义的根据地，它的反犹主义的思想基础有一个真正的了解，否则，希特勒和德国纳粹主义就会成为一个偶然的产物，一个没有前世今生突然产生的怪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8年，一位著名的神秘主义者巴伦·冯·赛贝腾道夫（Baron von Sebbetendorf）建立了“图勒协会”。它在慕尼黑有250个成员，另有1500名在巴伐利亚州等德国其他地区。它的成员都是法官、律师、记者、诗人、贵族、教授、医生、科学家、著名律师和军官等德国社会的知识分子。在这些成员中可以发现，那些对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形成具有重大的决定性的影响的人物，基本上都在其中。鲁道夫·赫斯，这位后来成为德国纳粹党的副统帅的鲁道夫·赫斯也是其中的成员。而纳粹党的理论家，这位将《议定书》带到德国的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也是其中的一名主要的成员。还有一位希特勒将其称为导师和纳粹运动的精神之父的迪里希·埃卡特，以及纳粹党的重要人物海因里希·希姆莱。

“图勒协会”的四大核心宗旨是神秘主义、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社会的政治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日耳曼德意志帝国。他们不仅崇尚神秘主义的仪式，而且有自己的神秘主义的符号，他们的座右铭是：“记住你是德国人。保持你血的纯洁！”（“Gedenke, dass Du ein Deutscher bist. Halte dein Blut rein!”）。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图勒协会”就没有纳粹党。

当他们将《议定书》当做反犹主义的最有力的武器，并在最严厉最强烈地谴责和指控《议定书》的罪恶时，真正指导他们的实际行为和政策的，恰恰就是《议定书》本身。这真是莫大的刻毒的讽刺。

我们可清楚地看到，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所建立的纳粹党的核心理论，并不是偶然的。尽管它具有深厚的民族传统，但是，那些具体的思想和纲领，都可以在《议定书》中寻到根源。在实际上，《议定书》中的思想和纲领，却成为纳粹法西斯的理论宝典。

德国纳粹反犹主义的最大的理论依据的就是：《议定书》是犹太人企图秘密统治世界的计划书，尽管它已被证实为是对犹太人的栽赃，但无法改变《议定书》被始终当作犹太人罪恶的最直接的证据这一命运。然而德国纳粹思想家理论家们一方面将《议定书》当作人类世界的魔鬼，另一方面却将《议定书》中的理论纳入了他们自己的体系之中。

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法西斯和纳粹理论的实质，再从中分析出《议定书》与这些法西斯和纳粹理论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当我们作了这样的对比和分析后，就会惊讶地发现这个特殊的现象也是现代思想史中的一个奇观。

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之间有着不可分离的关联，而且有着极其紧密的内在的一致性。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常将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当做同义词来使用和理解，很少有人能将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之间的区别真正地分别清楚。但是在实际上，二十世纪初欧洲的法西斯主义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德国纳粹主义之间是有着一定的区别的。

法西斯主义是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国际现象。它的实质是以极权主义的方式和暴力的手段由国家控制所有层面的生活：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经济的，并将整个民族、国家、或种族的地位置于个人、制度或组织之上。

它主张建立所谓超阶级的集权主义统治，实行全面统制和恐怖镇压，进行由政府全盘控制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方式的宣传，鼓吹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奉行武力扩张重分世界的战争政策。它是在社会经历了一连串政治和经济动荡、各种民主政府挽救经济的手段都告无效并在经历中央集权和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恶性循环后，人民诉诸绝对独裁者以挽救社会稳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思潮和现象。

韦伯斯特词典将法西斯主义定义为“一种政治哲学、运动、或政权（如同黑衫党），将国家和种族的地位置于个人之上，并主张一个中央集权化的专制政府，由独裁领导者所率领，严格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化，并强力镇压反对势力”。

Stanley Payne在Fascism:Comparison and Definition(1980)一书里使用了一连串冗长的列表来定义法西斯主义，包括了独裁主义国家的创立、国家的管制、国家整合经济层面、反自由主义和反共产主义。

纳粹主义是德文“Nationalsozialismus”缩写“Nazismus”的音译，意译为“国家社会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特勒等人提出的政治主张。纳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宣扬种族优秀论，认为“优等种族”有权奴役甚至消灭“劣等种族”；强调一切领域的“领袖”原则，宣称“领袖”是国家整体意志的代表，国家权力应由其一人掌握；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力主以战争为手段夺取生存空间，建立世界霸权；反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

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议题。虽然一般现代的人们认为，纳粹主义是由法西斯主义衍生的一种分支，纳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差异之一在于，纳粹主义强调国家的目的是为了达成那些根基于民族和种族的理念，纳粹主义强调以牺牲其他所有种族来达成德国民族的繁荣为前提。

这种具体的差别还体现在反犹主义的方式上。德国纳粹主义的反犹方式是极端的、彻底的、种族灭绝性的，而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主义在这一问题上则是欧洲传统方式上的反犹主义，并没有采取极端种族主义的手段来对犹太人进行灭绝。相比较之下，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则认为国家不需替某些特定的种族服务。法西斯主义的政府目标是为了将国家的地位置于所有其他事物之上，因此法西斯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强调政府中央集权至上的理论。而纳粹主义强调的则是“民族”(Volk)和“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至上的理论体系。

当我们将纳粹主义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一致性和差别性区分开来之后，就可以重点地分析德国纳粹主义的独特性质。

以反犹的名义实现“议定书”阴谋

我们已经看到，构成德国纳粹主义的理论的最重要部分，不仅仅是它的法西斯主义的成分和要素，其中种族至上是其核心中的核心，脱离了这一点，德国纳粹主义仅仅是普通的法西斯。而正是这一核心，决定了他们极端主义的反犹和种族灭绝的政策。用通俗的简洁的方式来说，德国纳粹主义在实质上就是法西斯主义+极端种族主义。它不仅具备了一切法西斯主义的要素，还具备了希特勒为首的极端种族主义的特征。如果说，法西斯主义是二十世纪的恶魔，那么德国纳粹主义则是二十世纪双重的恶魔。

我们可以在德国历史上探索到极端种族主义根源，揭示出影响了希特勒的极端种族主义思想的历史代表人物，其中不仅包括纳粹党的思想领袖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还有希特勒的精神教父张伯伦，但是在所有这些思想根源上，人们往往忽略了《议定书》的作用，以及它对希特勒的不可估量的影响。

令人震惊的是，当我们仔细研究《议定书》之后，会发现一个近于恐怖的不可思议的事实，那就是：一方面《议定书》被当作犹太人密谋统治世界的罪恶计划，成为纳粹主义迫害和灭绝犹太人的依据和理由。另一方面，我们却又惊人地发现：纳粹主义的理论的主要内容和思想核心，早已包含在《议定书》中！

德国纳粹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它自身独特的历史，从渊源上来看，与《议定书》毫无关系，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居然能在《议定书》中发现德国纳粹主义理论的全部描述和概括！如果没有任何标签，更不用说贴上犹太人的标签，德国纳粹主义理论几乎就是《议定书》的德国版！

正如泰晤士报揭秘的那样，《议定书》是一份伪造的文件，它的主要内容是抄袭于《孟德斯鸠与马基雅弗利地狱中的对话》，只是将其中的角色做了一个转换。在《地狱中的对话》里，马基雅维利使用的名词“人民”（the peoples），在《议定书》里被更改为“基督教人民”（“the Christian peoples.”）。而马基雅维利则被改为“犹太长老”（“Elders of Zion”）。由于这身份角色的改变，原来拿破仑三世对人民的蔑视和憎恨，在协议书里表现为犹太人对外邦人（非犹太人）的蔑视和憎恨。至于全文的核心内容，则被保存了下来，被贴上犹太人的标签，作为犹太人在地狱中秘密统治奴役世界的罪恶阴谋。

历史在这里又被重演。从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到希特勒再到戈培尔，在德国纳粹主义的所有代表性的理论文件，尤其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我们可以看到《议定书》的全部核心思想和纲领。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如《议定书》同《孟德斯鸠与马基雅弗利地狱中的对话》的区别，也就是说，除了更换角色之外，他们之间在理论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所谓更换角色，就是《议定书》里所谓的犹太人怎样对待非犹太人的一切残酷的阴谋和方式，被德国纳粹分子用来对待犹太人。在这里，他们自己成了“犹太人”，而《议定书》中所谓的犹太人统治世界的方式，成了他们统治世界的方式。原来在《议定书》中的犹太人，则被纳粹种族主义者视为劣等的民族。

只要略加对比，我们就能看到两者之间是何等的相同。我们前面已将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特征和定义进行阐述。关于这些，我们将法西斯主义的关于超级政府，尤其是希特勒的纳粹主义的个人独裁领袖至上的思想同议定书一一做对比。以下略选几段典型的对比即可：

1：21 只有在绝对专制的统治者的统治下，计划才可以精心设计并恰如其分地向政权的各个权力机构清楚传达。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必然结论：一个国家令人满意的统治方式，是那种可以将统治权集中在一个责任人身上的统治。没有绝对的专制，将没有文明的存在，其延续不是经由大众，而是统治者的指导，无论那个人将是谁。

1：24只有残酷无情的严苛才是政权最强有力的因素：不只是为了结果，也是为了胜利，我们必须坚持暴力与欺骗的策略。与其说那些清算的手段，不如说严苛这一原则本身，使我们大获全胜，使所有其它政权畏惧并屈服于我们的超级政府。只要这一点就足以使得他们明白：对于那些不驯服者，我们是绝不手软，绝不善罢甘休的。我们应该终结自由。

我们的统治王国将以这样一种强有力的专制主义而著称，即随时随地把那些在言行上反对我们的非犹太人干掉。

9：3 对于我们而言，没有力量可以遏制约束我们的活动范围。我们的超级政府存在于超法律的状况下。这一状况可以用充满活力、强有力但可以接受的词汇来描绘，即专制主义。我有机会能够很清醒地告诉你们，在恰当的时机，我们作为法律的制定者将实施判决。我们会毁灭也会宽恕。我们作为所有人的首领将登上领袖的战马。我们手中的武器是无限的野心、燃烧的贪欲、残酷无情的报复，憎恨与邪恶。

10：4 非犹太人是一群绵羊，而我们则是要干掉他们的狼群。你知道当狼群控制住羊群的时候，将发生什么？

我们甚至在战争与扩张这一章节里都能找到希特勒所想和实际上所做的一切。例如：

7：3 如果有国家反对我们，我们就发动战争。如果他们敢联合起来对抗，我们就发动世界大战。

如果将以上简单的内容当做希特勒的演讲，可能不会有人会有什么怀疑。正如前面所述，这一切难道只是巧合都是偶然的吗？

极有讽刺意味的是，凡是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人所要表达的理论和思想，基本上都能在《议定书》找到它们的原型，德国纳粹主义理论的基要原旨，从政治的，经济的，战争的，文化的，宗教的，种族的角度，再从形式到手段，理论到方式，基本上无不体现了《议定书》的真实内容。而他们对犹太人所一再指控的所谓“寻求对世界的统治”的人，正是他们自己本身。

更为讽刺的是，《议定书》一再被看作犹太人的阴谋纲领，可是在历史上，谁也没看见犹太人在什么情形下实行这个罪恶，但真正实现《议定书》的，将《议定书》的恐怖计划变为现实的，却是反犹主义最为残酷的德国纳粹主义，而且是以反犹的名义来实现所谓的“犹太人”的阴谋。

希特勒遗嘱和纳粹将领证词之谜

1945年4月30日，在柏林的地堡里，当希特勒清楚地明白自己的末日已经降临时，特地留下口述的遗嘱，由他的速记秘书维尔涅尔女士记录下来，并由戈培尔、布尔格多夫、鲍曼、克列鲍斯签字见证。这份遗嘱，也是希特勒留下的最后文件。

在这最后的遗嘱中，他对自己发动的血腥的战争一字不提，只是在强调犹太人没有被完全击败，因此恳求德国人民应当继续向自己“永恒的敌人”作最后的斗争，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号召他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们投入他的战争。他没有劝说人民觉醒和停止流血。

我们无法揣测全体日耳曼民族看了这份遗嘱时的感受，但有一点却是事实，在希特勒面临彻底的失败，并决定用自杀来逃避这一事实和后果的时候，他对自己驱使德国人民走向死亡的悲剧非但没有丝毫的反省，也不承担任何责任，相反，即使在这最后的时刻，依然在延续自己制造的谎言，将发动这场战争的责任归咎于犹太人，也即数百万已经被他从肉体上残酷地灭绝了的和正被关在死亡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他想向德国人民，或者说是向整个世界表白，他发动的这场世界性战争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战胜犹太人，而日耳曼民族的真正敌人，既不是英美盟军，也不是苏联的共产主义。这一最后的声明，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重复的谎言，而是一个偏执狂的梦呓，一个建立在强迫症之上的病态幻觉，是在用这个欺骗日耳曼民族的最大谎言，来掩盖他自己个人的政治狂想的阴谋。说实话，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阴谋呢？

他在遗嘱中声称：“说我或者任何一个德国人想发动1939年的战争，这是谎言。要战争并且执意发动战争的只是那些国际事务活动家。他们要么是犹太人出身，要么是为犹太人的利益而工作。多少年过去之后，几百年过去之后，从我们城市和纪念碑的废墟中将产生对那些犯有罪责的人们的仇恨，他们就是国际犹太人和他们的帮凶。”

在这份遗嘱中，他明确地声称：“假如欧洲各国人民将被当作国际阴谋家、银行家和金融寡头们棋盘上的卒子，则那时候在这场罪恶斗争中的真正有罪的人犹太人将对这一切负责。这次不仅将有成千上万的欧洲人的和雅利安人的孩子们遭受饥饿，还将有成千上万的成年男子走向死亡，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在城市大火和炸弹之下丧生。但是我决不怀疑，这次确实的罪人将受到惩罚，尽管是用比战争更为人道的手段。”

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超级谎言，但希特勒的这份遗嘱，就是其中之一，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建立在阴谋论之上的最超级的谎言，一个卑鄙的懦弱者的谎言，当然，也是一个最为拙劣的谎言。

长期以来，人们始终抱有这样一种阴谋论的观念，那就是犹太人一直有严密的组织来密谋对世界的掌控，这个观念甚至达到了不相信它的存在几乎是不可能的程度，因此犹太人才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敌人。这一观念在希特勒和戈培尔那里达到了顶峰。他们咆哮着要对犹太人予以灭绝，并将《议定书》作为犹太阴谋的最大证据，确定他们有着一个严密的组织在阴谋策划反对第三帝国，以及图谋最终掌控世界，声称德意志民族面临着希特勒的惯用语“犹太人的威胁”（jüdische Gefahr）。

这样一个弥天大谎，曾被一位纳粹党卫军的高层领导人物的证词所揭穿。他就是艾里希·冯·代姆·巴赫（Erich von dem Bach-Zelewsky），曾任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警方负责人和地方行政长官等一系列要职，参与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组建。战后被俘，并被指控对里加35000名平民、超过20万白俄罗斯和波兰东部平民的大屠杀负责。在1942年2月，他住进医院，据称这是由他对白俄罗斯的种族清洗，特别是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所导致的精神崩溃所引起。

在多次审判中他公开承认自己曾杀害过大量的犹太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劣迹斑斑的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对于希特勒的这个巨大的谎言，他有着不同的看法，尤其在关于犹太人的所谓秘密组织的问题上，他曾做了一次总结。尽管他并非出于对犹太人的同情和良知的觉察，但却道出了一个事实，客观上证实了纳粹屠杀犹太人计划在理论上的荒谬。

他以参与屠杀犹太人的负责人之一的身份说：“我是现实中唯一目击者，但我必须说出这个真相。同国家社会主义认为犹太人是高度组织的群体这观点相反：令人震惊的事实是他们无论怎样都没有什么组织。犹太民众是完完全全在出乎意料的惊奇中被抓起来的。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应付，他们没有指示和条令去做什么。说犹太人高度地组织起来去实行统治世界的阴谋，这是反犹太主义最大的谎言。在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自己的组织，甚至连信息服务都没有。假如他们有某种组织，几百万犹太人早就获救了，但是他们都是在惊讶之中被抓的。从来没有一个具有阴谋的民族就这样束手无策地走向没有预料到的灾难。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这样，绝对没有！”①

任何一个稍有理智的人都难以否定这位纳粹将领的证词所说的真相。的确，世界上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号称具有全球性阴谋的民族会如此束手无策地、毫无反抗地、无可奈何地走向没有预料到的毁灭性的灾难。一个甚至连基本的信息服务都没有的民族，怎么可能是威胁强大的纳粹德国的秘密组织呢？犹太民族的这一生存状态不仅在当时的德国如此，而且在所有的居住国内都如此。

如果他们有着一个严密的组织在阴谋策划反对希特勒的纳粹帝国，以及最终图谋掌控世界，可能是这样的结局吗？如果真是这样，那还谈得上什么严密的阴谋反对德国和掌控世界的民族？正如这位纳粹高级将领艾里希·巴赫所坚称的那样：“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这样，绝对没有！”

资料来源：

《荒漠之岩：反犹主义与阴谋论解析》（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