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都开封的那些短命王朝：汴梁城下的兴废与困局

开封，古称大梁、汴州、汴梁、东京开封府，后世素有八朝古都之称。在民间历史叙事里，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定都开封的王朝大多国运短促，很难长久维系统治。这个印象并非后人凭空杜撰，它来自五代时期中原政权走马灯一般的轮番更迭。但通读传世史料，再结合当代考古成果便不难发现，这个论断不能一概而论。以开封为都城的政权当中，既有立国数载便土崩瓦解的乱世王朝，也有享国百余年，创造过一代盛世的政权。在我看来，开封城的盛衰起落，从来不是所谓风水吉凶所能解释，而是军事地理格局、城垣营建条件、漕运经济基础，再加上时代制度弊病多重因素层层叠加造就的结果。

一、定都开封诸政权史实梳理

战国魏国·大梁

关于魏国迁都大梁的具体年份，古本《竹书纪年》与《史记》记载互有出入，后世学界也存在不同看法，主流多采信魏惠王六年，即公元前364年这一说，魏国将国都自河东安邑东迁大梁，这也是开封正式作为大国都城的开端。迁都之后，魏惠王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营建大梁，以当时成熟的版筑夯土工艺筑起高大城垣，城外开凿鸿沟水系，既充当护城河，又承担漕运通航的功能，整套城防体系，在战国诸侯都城中已经算得上完备。今天的大梁故城，深埋在现代开封地表之下十二至十四米，考古勘探已经勾勒出城垣大致轮廓。依托厚重的夯土高墙，魏国曾在此屯驻重兵，足以抵御外部军队的强攻。迁都大梁之后，魏国继续拓展鸿沟水网，连通黄河与淮河水系，便利粮草转运与商旅往来，凭借水运带来的红利，魏国在战国前期一度称霸中原。魏国以大梁为都，前后一百三十九年，显然不属于短命政权。

可大梁与生俱来的短板同样十分突出。它坐落在黄淮平原的核心地带，四周地势开阔平坦，没有高山险隘作为屏障，是典型的四战之地，齐、楚、韩、赵、秦环绕周边，极易陷入多线受敌的处境。哪怕夯土城墙修筑得再坚固，面对水攻却十分脆弱。魏惠王晚年连年对外用兵，国力持续消耗。到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率军伐魏，魏军主力退守大梁坚城，秦军久攻不下，索性掘开黄河与大沟引水灌城。大水浸泡长达三月，夯土墙体在水泡之下逐层酥软崩塌，城防彻底崩溃，魏王假只得开城投降，魏国就此灭亡。曾经繁华的大梁城在洪水之中遭到毁灭性破坏，城市建制几乎荡然无存。

五代乱世：开封短命王朝的集中时代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江河日下，藩镇割据愈演愈烈。长安作为数百年帝都，屡遭战火洗劫，黄巢之乱、藩镇混战反复损毁宫室坊市，人口大量流散；洛阳同样残破不堪，漕运河道淤塞，物资转运举步维艰。我们今天所见开封内城的基础，奠基于唐建中二年（781年）永平军节度使李勉重筑的汴州城，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此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本质上只是一座州府级别的城池，防御能力有限。朱温早年出任唐朝宣武军节度使，治所便设在汴州，他以此为根基不断扩张势力。唐天祐四年（907年），朱温逼迫唐哀帝禅位，建立后梁，升汴州为开封府，定为都城，五代历史就此拉开序幕。五代初年，后梁、后晋、后汉都直接沿用唐代汴州旧城，城池格局狭小，街巷拥挤，随着军队、官僚不断涌入，城防空间愈发局促，受连年战争拖累，始终无力开展大规模城垣扩建。

1. 后梁（907‑923），立国十六年。朱温称帝之后，与盘踞河东的晋王李氏势力连年交战，河北、河东战场烽火不息，国家长期承受战争消耗。朱温晚年疏于内政，皇室内部父子、兄弟相互猜忌仇杀，内耗不断加剧国力损耗。乾化二年，朱温被亲子朱友珪弑杀，紧接着朱友贞又发动政变诛杀朱友珪，内乱接连上演。龙德三年（923年），李存勖率领后唐大军南下，直抵开封城下，后梁守军无力抵抗，朱友贞自尽，后梁灭亡。后梁覆灭之后，后唐把都城迁回洛阳，就算坐拥洛阳的山河地利，政权也仅仅维持十四年便走向崩溃。从这一点就能看得出来，乱世政权快速覆亡，并不能简单归罪于开封这座城市。

2. 后晋（936‑947），国祚十一年。石敬瑭借助契丹的军事扶持在太原起兵，建立后晋，立国之初暂以太原为都，天福三年（938年）正式下诏迁都开封。为换取契丹支持，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向契丹称臣纳贡，中原北方的屏障就此拱手让出。石敬瑭去世之后，继任的石重贵不愿继续屈事契丹，双方关系彻底破裂。契丹数次大举南下，开运三年（946年）契丹击溃后晋主力，次年攻破开封，石重贵被俘北上，后晋灭亡。燕云屏障丢失之后，华北平原完全暴露在北方骑兵面前，自幽州到黄河几乎无险可守，开封直面外敌兵锋的危机被无限放大。

3. 后汉（947‑950），仅仅四年，是五代中原正统王朝里面国祚最短的一朝。契丹攻破开封之后，在中原大肆掳掠，激起各地反抗，辽军无法立足，只能北撤。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抓住时机，于太原称帝，随即领兵进入开封，定为国都。刘知远在位仅仅一年便病逝，其子刘承祐即位，也就是汉隐帝。隐帝年纪尚轻，对追随父辈创业的勋臣充满猜忌，接连诛杀朝中重臣，又密谋除掉镇守河北的郭威。郭威被逼起兵，率军直扑开封，京城禁军不战溃散，汉隐帝出逃途中被杀，后汉迅速覆灭。立国、内乱、亡国在短短数年间次第上演，足以窥见五代武人时代朝廷的脆弱程度。

4. 后周（951‑960），立国九年。郭威率军入开封之后，受部下拥戴代汉建周，依旧以开封为国都。郭威在位期间整顿吏治、减免赋税、抑制豪强，让社会得到休养生息。真正重塑开封城整体格局的，是周世宗柴荣。显德二年，柴荣眼见大梁城内拥挤逼仄，下诏扩建外城罗城，特意选在农闲时节征调周边数州民夫十余万，不误农时，历时一年完工，新筑外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全部采用夯土板筑，同时拓宽城内街巷，疏浚河道，划定官署、军营、民居的区域边界，一改此前开封局促逼仄的面貌，为后来北宋东京城打下完整框架。郭威去世之后，养子柴荣继位，也就是周世宗。柴荣雄才大略，对内整肃军政、扩建城池、疏浚汴河，对外南征南唐、北伐契丹，收复关南之地，天下一统的局面已经隐约可见。可惜显德六年，柴荣北伐途中染病，壮年离世，留下年仅七岁的幼主柴宗训。主少国疑，兵权落到赵匡胤手中。建隆元年正月，北方传来边报，赵匡胤领兵北上，行至陈桥驿发生兵变，将士黄袍加身，回师开封，后周小皇帝禅位，后周就此终结。

从907年后梁建国，到960年北宋建立，五十三年时间，开封城见证了四次改朝换代，帝王轮番更迭，政变与兵祸接连不断。后世流传“开封多短命王朝”的说法，根源便来自这段动荡的五代岁月。

北宋：打破五代循环，却困于地理枷锁

公元960年，赵匡胤代周建宋，史称北宋，承袭五代旧都，以开封为东京开封府，前后享国一百六十七年，绝非短命王朝。赵匡胤亲身经历五代数次兵变，心里十分清楚开封在军事地理上的先天缺陷。东京城外是一望无际的黄淮平原，没有群山峻岭构筑防御纵深；黄河虽可作为一道防线，但河道绵延千里，渡口众多，很难处处布防。一旦北方敌军渡过黄河，便可以长驱直入，直接兵临都城之下。

既然没有天然山河屏障，宋人便把防御的希望寄托在层层叠叠人工修筑的城垣工事之上。整座东京形成外城、内城、皇城三重夯土城垣相套的格局，三道城墙之外各开挖护城河，层层拱卫中央皇宫，可以说是中原平原城市防御体系的巅峰之作。

外城又称罗城，沿用周世宗所筑，又经过北宋元丰、政和年间多次增筑加固。考古勘探显示，外城墙基底部十分宽厚，城墙上每隔百步便设置马面、战棚，用来布置守城器械；全城开设十二座陆门，另有数座水门，汴河、蔡河等水系穿城而过，水门同样设置防御闸门；外城之外的护龙河宽阔深邃，构成都城第一道屏障。

内城又叫阙城，就是唐代李勉修筑的旧汴州城，周回二十余里，官署、寺观、主要居民区大多集中于此，作为第二道防线。

最内侧的皇城，时人称为大内，由原先宣武军节度使衙署扩建而来，周回五里，坐落在内城西北一隅，是皇权中枢。《东京梦华录》对这套城郭形制有着细致记录。这座得不到山川庇护的都城，只能完全依靠人力夯筑出来的高墙、壕沟、马面，试图弥补地理层面的缺憾。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明确记载，开宝九年（976年），赵匡胤西巡洛阳，正式抛出迁都构想：打算先迁洛阳，条件成熟之后再迁往关中长安。依靠洛阳、长安的山河险阻，就能够裁减京师庞大的禁军规模，减轻财政负担，谋求王朝长治久安。

但是这个设想，遭到朝中绝大多数大臣的集体反对。起居郎李符上书，罗列迁都八大难处，指出洛阳历经战火，宫室残破，物资储备匮乏，重建都城耗费巨大。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的奏疏点出最现实的症结：汴河连通江淮，江南数百万斛粮食顺着大运河源源不断运到开封，京师数十万禁军与百官的供给，全部仰仗这条漕运命脉。倘若迁往洛阳、长安，漕运转运路途遥远，损耗巨大，京城庞大人口的粮草根本无从保障。当时身为晋王的赵光义也直言进谏，提出“在德不在险”，认为治国应当依靠君王德行，不必过度倚仗山川天险。

面对朝堂上下一致的阻力，赵匡胤无力推行迁都计划，只能放弃自己的打算。晋王退下之后，他对着身边近臣叹息：“晋王之言固善，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既然不能依托天然险阻，北宋只能两条路并行：一方面持续加固三重城垣，增修马面、壕堑；另一方面供养规模庞大的京师禁军，用兵力弥补地理短板。大量禁军屯驻开封，冗兵、冗费的沉疴就此埋下。

这套重文抑武、强干弱枝的制度，成功终结了五代武将篡位的恶性循环，换来中原百余年的安定繁华，却始终化解不了开封防御上的先天短板。再坚固的夯土城墙，可以抵挡冲车云梯，却拦不住强敌越过外围、直扑腹地。北宋末年朝政败坏，军备废弛，靖康二年（1127年），金国大军南下，渡过黄河围困开封，城池最终被攻破，徽钦二帝被俘，也就是后世所说的靖康之变，北宋就此灭亡。几代人耗费心血营建的东京三重城垣，终究没能挽回王朝倾覆的命运。

金南京开封府：贞祐南迁的短暂残局

女真建立的金朝，最初以上京会宁府为都，后来迁都中都大兴府，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金朝后期，蒙古崛起，铁骑频频南下，中都屡次遭到围困，局势岌岌可危。金贞祐二年（1214年），金宣宗不顾部分大臣固守北疆的劝谏，决意向南迁都，将朝廷迁至开封，改开封为南京开封府。

这里需要做一点辨析：过去有说法认为金人南迁之后直接放弃北宋外城，仅仅退守内城，这个说法并不完全符合史实。根据《金史》相关记载，金廷君臣曾就此展开激烈争论，朝臣当中明确提出“外城决不可弃”，担心一旦外城落入蒙古之手，守军困守内城便会坐以待毙，只是外城范围广大，残破已久，修复与戍守都要消耗极大民力物力。金人对原北宋内城进行南北两侧的展筑修缮，奠定后世明清开封城墙的基础，但并未直接放弃外城的防御规划，只是受国力所限，很难完整维护整座外城的城防设施。

迁都开封之后，金朝朝廷局促于河南一隅，战略空间被严重压缩。北方大片国土沦陷，山东、河北各地起义此起彼伏；西面要抵御蒙古猛攻，南面又和南宋撕破盟约，双方互相攻伐，金朝陷入多线作战的绝境。金哀宗即位之后虽力图振作，但国力已经江河日下，无力回天。天兴元年（1232年）蒙古大军围困汴京，城内瘟疫蔓延，死伤无数，粮食断绝。即便城墙经过金人修补加固，依旧扛不住长期围困带来的饥荒与疫病。金哀宗连夜弃城出逃，辗转奔往蔡州。1234年，蒙古与南宋联军攻破蔡州，金哀宗自尽，金朝灭亡。金朝以开封为都城，前后不过二十年，又一次上演了定都开封而迅速败亡的历史。

二、定都开封政权频繁速亡的多重历史成因

1. 地理：四战之地，人力构筑之险终究难敌山河天险

开封坐落在黄淮大平原腹地，全境地势平坦开阔，没有高山要塞可以依托，唯一能用作军事阻隔的，只有黄河。但黄河防线并不稳固，河道绵延千里，可供渡河的渡口众多，敌军随时可以寻找机会强渡。纵然历代不惜民力，夯筑出数十米厚的高大城墙，增设马面、战棚、多重护城河，靠人力搭建完整的防御工事，说到底都属于“人筑之险”，并非天然山河。一旦敌军实施长期围困，或是采用水攻之法，平原都城的隐患就会彻底暴露。战国王贲水灌大梁，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再厚重的版筑高墙，依旧毁于洪水浸泡。

反观长安坐拥关中四塞，东有潼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洛阳北靠邙山，南临伊阙，伊洛二水环绕，两座古都都具备多层次的天然防御纵深。相比之下，开封在冷兵器时代的军事地理上先天处于劣势。

但地理条件从来不是决定国运的唯一标尺。天下太平、内部稳固的统一时代，四通八达的平原反而会带来商贸交通上的巨大优势；只有身处分裂乱世，强敌环伺之时，平原都城的安全短板，才会被无限放大。

2. 时代痼疾：五代武人擅权的藩镇余毒

五代诸多政权短命更迭，首要根源并不在开封这座城池，而是唐末遗留下来的制度崩坏。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势力坐大，地方武将掌握财权、军权，社会上慢慢形成“兵强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丛林规则。军队效忠手握兵权的将帅，而非朝廷帝王，武将实力足够，便会滋生觊觎皇权的野心。五代前期开封沿用唐代旧的城基，并不具备北宋那样完备的多重防御，即便后来周世宗修筑起宏大的外城，兵变依旧照常发生。这就说明，高墙可以抵御外来敌人，却挡不住手握重兵的内部武将叛乱。

后唐定都拥有山河之固的洛阳，依旧只维持十四年便覆灭，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兵权下移、武将跋扈，才是中原王朝屡屡被兵变颠覆的核心缘由。北宋立国之后，收夺地方精兵，主力禁军集中京师，推行重文抑武，用文臣约束武将，才彻底终结五代兵变篡位的恶性循环，得以在开封安稳统治一百六十余年。由此不难看出，一个王朝国运长短，内部制度建设，往往胜过山川险隘，也胜过再高大坚固的夯土城墙。

3. 漕运的诱惑：乱世之下钱粮优先于天险

读史的时候我们难免会生出疑问：既然时人清楚开封防御上的短板，为什么五代各个政权依旧选择在此建都？最现实的答案，就是大运河带来的漕运红利。汴河也就是隋唐大运河的通济渠段，水道直接穿城而过，江淮出产的粮食、绢帛赋税，可以顺着运河直抵开封城下。

安史之乱之后，全国经济重心持续向南迁移，江南已经成为财赋的主要供给地。北方久经战乱，土地荒芜，单单依靠中原本地产出，已经很难供养庞大的官僚集团与军队。长安、洛阳历经战火，不仅城市残破，漕运河道多处淤塞，物资转运耗费巨大，成本居高不下。对于五代这些武力建立起来的军阀政权，能不能养活庞大军队，直接关系到政权生死，现实的钱粮供给，往往比遥远的山河天险更加急迫。后晋迁都诏书评价大梁“北控燕赵，南通江淮，水陆所会”，正是点明开封水陆交汇的枢纽价值。选择开封，是乱世政权优先解决生存问题的权衡取舍，同时也为此付出国防安全上的沉重代价。

4. 黄河水患的长久威胁

开封紧邻黄河下游，黄河泥沙不断淤积，河床逐年抬高，形成地上悬河，洪水隐患自始至终笼罩着这座城市。战国大梁的毁灭，便是人为决开黄河大水造成的惨剧。往后千百年间，黄河多次决口泛滥，洪水数次淹没开封城区，冲毁官署民居，毁坏周边农田。夯土修筑的城垣最惧怕长时间水泡，大水浸泡之下墙体便会松动崩塌。和平年代，水患消耗国力民生；战争年代，黄河河水又可以被敌人拿来当做攻城的武器。水患不止摧毁城市建筑，还会扰乱周边农业生产，长期限制开封作为都城的安全上限。后世考古工作已经证实，开封地下层层叠压数座古城池，洪水一次次冲垮城垣，后人又在原址之上重新筑城，形成独特的“城摞城”奇观，这正是千年黄河水患留下的实物印记。

三、澄清历史误区：并非凡都开封必短命

民间通俗读物与网络叙事之中，经常笼统地总结，但凡定都开封的王朝全都国运短促，这并不符合真实历史。战国魏国以大梁为都一百三十九年，北宋定都开封一百六十七年，二者存续时间都相当漫长。真正集中出现短命王朝的，仅仅是五代大分裂乱世，以及金末贞祐南迁这两个特殊的历史阶段。

所谓开封“王气不足，不宜建都”的说法，都是后世附会出来的玄学论调。古代王朝选择都城，是军事防御、经济漕运、人口基础、当下政治局势多方综合博弈的结果，从来不由虚无缥缈的风水吉凶决定。海内一统、天下太平之时，开封依托运河水运之便，可以成长为繁华鼎盛的天下中心；人们倾尽民力，夯筑起层层高墙、马面、壕沟，希望用人造工事弥补地理缺憾。可是一旦天下分裂，北方强敌压境，平原都城所有的弱点，便会尽数暴露。金元之后，黄河数次改道泛滥，大运河河道发生变迁，开封失去全国性水运枢纽的地位，从此再也没有成为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中心。

汴梁城头，阅尽五代禅代的刀光烛影；黄河浊浪，淘尽百代帝王的宏图大梦。后世流传“开封多短命王朝”的慨叹，实则是乱世动荡烙印在这座平原都会之上的历史回响。纵然人力可竭万民之力，夯筑起层叠巍峨的城垣罗郭，修马面，凿壕堑，以人工工事弥补山河之缺，可高墙深壕终究只能御一时之寇，守不住腐朽崩坏的国本。国运之绵长，从来不系于一城一地的地利险夷，而在于庙堂之清浊、制度之得失、生民之休戚。昔日东京的十里繁华，早已掩埋于黄土层叠之下。那层层摞压于地底的残砖断垣，一面是盛世汴河舟楫相连的万丈烟火，一面是乱世兵戈水患倾覆家国的苍凉悲歌。开封千年的兴废沉浮，恰似一部写在中原大地之上的史书，照见古代王朝建都立国的两难与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