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年1月17日,美国节目ChinaTalk发布了一期讨论中美科技竞争的访谈。主持人谈到一种极端情形:假如中国率先攻克癌症,难道不应该向中国致意吗?
嘉宾莱兰·米勒把这种突破列为可能震动美国体系的“噩梦场景”。他说,美国当然希望有人治愈癌症,但不希望中国掌握这种疗法的完整管线;如果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生物科技领域取得巨大成功,就意味着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出了问题。
米勒并非普通评论员。他是“中国褐皮书”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也是美国国会下设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任期到2027年底。
他担心的不只是某一种药,而是研发、专利、生产和供应链形成的整体能力,以及这种能力可能带来的产业主动权。因此,把他的观点简单理解成“美国不愿看到癌症被治愈”,并不完整。
他真正表达的是另一层意思:可以出现医学奇迹,但美国必须成为赢家,至少不能让关键产业链由中国掌握。这恰恰暴露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矛盾。
当生命科学被完全放进大国竞争的框架,药物首先被看成战略资产,患者能否更早获得治疗,反而容易退到后面。2026年10月,高盛美国医疗和生物技术研究负责人萨尔文·里克特在结束中国生物医药考察后表示,中国生物医药创新正在加速。

现阶段,大量研发仍集中在同类药物、同类更优药物以及已知靶点的重新设计,但更具原创性的创新正在增加。研发方向并不分散。
肿瘤、炎症和免疫、抗体类药物、癌症疫苗以及肥胖症,是中国企业重点进入的领域。这些赛道原本由美国、欧洲和日本企业占据优势,如今中国企业正凭借工程化能力、临床推进速度和大量候选药物改变竞争节奏。
2026年9月发布的《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把这种变化写进了产业目标:到2030年,中国首创新药占全球的比例要达到25%以上,创新药产业规模年均增速达到20%以上。这个目标的意义,不只是多推出几款药。
过去一家跨国药企只需关注专利还剩多少年,如今还要面对另一只时钟:在专利到期以前,会不会已有疗效更好、安全性更高或使用更方便的药物进入市场?里克特判断,中国药物资产大量出现,可能缩短全球药品的有效产品周期。
企业的竞争不再只围绕专利保护期展开,还要看竞争对手以多快速度拿出下一代产品。这种压力与全球药企正在面对的专利悬崖重叠。
2028年至2032年,全球预计约有4400亿美元药品销售额面临专利保护到期。大型药企必须尽快补充管线,中国由此成为重要的药物资产来源。

礼来、辉瑞、阿斯利康等跨国药企已经持续寻找中国项目,合作方式包括药物授权、联合开发和购买特定资产。它们通常先确定希望进入的疾病领域,再筛选靶点,最后在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等市场比较候选药物,而不是预先认定最好的资产一定来自某个国家。
这会带来一个直接结果:中国以外部分生物技术企业过去依靠并购预期获得的估值溢价,可能有所收缩。资金会追逐全球最好的药物,而不只是离欧美总部最近的项目。
不过,竞争也不会简单变成“中国资产更便宜,所以一定胜出”。真正具有最佳同类或首创价值的创新,无论来自哪里,仍会得到市场奖励。
价格可以帮助一项技术进入谈判桌,却无法代替临床结果。人工智能正在进一步加快这个过程。
中国企业已经把AI和机器学习用于早期药物发现、分子设计和现有靶点优化,也在寻找尚无成熟药物覆盖的新靶点。临床试验设计、生产制造和实验流程同样开始引入人工智能。
机器人进入湿实验室后,重复实验、样本处理和数据采集能够更快完成。算法负责筛选可能性,自动化设备承担高频实验,再把结果反馈给模型,药物研发逐渐形成可以持续迭代的闭环。
肿瘤领域最能表现这种变化。药物竞争正从单一癌种深入到不同适应症,再进入更细的患者亚群。
未来同一种癌症可能对应多套治疗组合,能否识别真正受益的人群,将比单纯增加候选药物数量更重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西方药企一边把中国视为资产来源,一边又担心产品周期被压缩。
中国企业既可能是合作伙伴,也可能在下一轮研发中成为竞争者。合作与竞争不是两个阶段,而是同时发生。

目前全球市场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中国临床数据能否稳定转化到不同地区患者身上。由中国企业康方生物开发、Summit获得部分海外权益的依沃西单抗,正在成为观察这一问题的重要样本。
2026年9月公布的HARMONi研究更新数据显示,依沃西单抗相关方案在西方患者与亚洲患者中呈现出一致的生存改善趋势。另一项全球Ⅲ期HARMONi-3研究,则直接比较依沃西单抗联合化疗与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用于一线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
其鳞癌队列正在等待主要分析所需事件数达到预设要求。如果全球试验能够持续证明疗效具有跨地区一致性,中国创新药面对的就不再只是“有没有好数据”,而是能否建立全球注册、生产、支付和商业化体系。
恒瑞、翰森、康方等已经与西方企业开展大量合作的公司,也可能由药物授权方逐渐成长为真正的跨国药企。交易数字已经说明全球买方的兴趣。
2026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共完成81笔对外授权合作,合同潜在总金额约1100亿美元,覆盖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多个领域。但潜在总额不等于已经收入囊中的现金。
同期公开统计的首付款约为50亿美元,大量金额仍取决于研发、审批和销售里程碑。中国创新药得到全球关注已经是事实,能否把项目价值转化成长期收益,则要看后续临床质量和商业能力。
真正让米勒那番话显得意味深长的,是创新已经开始落到患者身上。2026年6月22日,中国批准舒瑞基奥仑赛注射液上市,用于治疗符合条件的晚期胃癌或食管胃结合部腺癌。

这是全球首款获批用于实体瘤的CAR-T细胞治疗产品。2026年9月,患有晚期胃食管结合部腺癌的美国患者拉里从洛杉矶来到深圳。
他在美国接受多线治疗后病情仍然进展,而这款针对Claudin18.2靶点的实体瘤CAR-T疗法当时尚未在美国获批。9月29日完成细胞回输后,他的肿瘤标志物明显下降,肿瘤显著缩小,随后出院。
这并不意味着癌症已经被“治愈”,更不能把单个患者的结果外推到所有人。但它至少说明,治疗选择开始跨越传统的技术流向:不再总是中国患者等待海外新药,也出现了海外患者到中国寻找尚未在本国获批的疗法。
AI早筛则展示了另一条路径。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自2024年11月引入DAMO PANDA胰腺癌筛查模型,到2026年8月初已分析超过24万张CT片,发现84例胰腺癌,其中43例为早期、1例为原位癌,38名患者接受了根治性手术。
它没有发明新的检查设备,而是从已经拍摄的平扫CT中寻找容易被忽略的病灶。与高价、复杂的细胞治疗相比,这种模式更接近普惠医疗:利用现有设备和诊疗流程,让更多患者获得早期发现的机会。
中国生物医药仍有短板。原创靶点、国际多中心试验、全球监管申报、商业支付和海外生产能力,都需要继续补齐。

首创新药占比达到25%也只是规划目标,不是已经实现的结果。可趋势已经足够清楚:中国不再只是原料药和仿制药供应地,也不只是跨国药企降低成本的研发基地。
它正在成为创新药物、临床数据和下一代治疗方案的重要来源。米勒担心中国掌握“治愈管线”,里克特看到的则是全球大型药企主动寻找中国资产。
两种表述看似不同,指向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中国生物医药正在进入全球竞争的中心位置。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谁先找到对付癌症的方法,而是人类能否避免把救命技术完全变成地缘竞争工具。
医学突破可以产生商业价值,也会重塑产业格局,但它最基本的尺度仍应是能否减少痛苦、延长生命,并让更多患者用得起。如果一种疗法能够挽救美国患者,它就不该被定义为美国的灾难;如果一种技术只能停在实验室、估值表和交易合同里,也谈不上真正的成功。
决定中国生物医药最终高度的,不只是赢得多少交易和专利,而是能否把创新持续转化成普通人的生存机会。
更新时间:2026-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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