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毛主席能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回望百年风雨，历史给出答案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逐步接收了大部分重要城市和铁路交通线，掌握着明显的军事和经济优势。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主要依托农村根据地继续发展。

若只把双方的枪炮、地盘和财力摆在一起，许多人恐怕想不到，几年之后，走上天安门城楼宣布新中国成立的，会是毛泽东。若把衡量的尺度放在救亡、建国和组织广大人民上，毛泽东确实很难找到可以全然比肩的人。

近代中国不缺想救国的人，有人办实业，有人推动变法，有人发动革命，付出的心血和牺牲都不小。毛泽东特别突出的地方，在于他与战友们把几次濒临绝境的局面，一步步带向了建国。

这份经过战争、组织和群众选择检验的成绩，是评价他的实在依据。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国家却没有就此安定下来。

袁世凯后来试图称帝，遭到反对，1916年去世以后，军阀之间的争斗还在继续。对普通人来说，皇帝没有了，摊派、征兵和战乱却没有一同消失。

一个国家名义上归谁领导，与百姓能不能安稳种地、做生意，常常隔着很远。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大批共产党人遇害，城市里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打击。

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转向农村，在井冈山寻找立足之地。后来走通的农村道路，当时并没有一份可以照着执行的现成答案，队伍怎么养活、农民愿不愿支持、面对强敌怎样保存力量，每一件都得在实际处境里解决。

农民关心的事很具体。田是谁的，收成留下多少，兵来了会不会拿走粮食，这些问题直接决定一家人能不能过下去。谁把这些事认真放进自己的政策里，谁就有机会得到支持。

毛泽东看重农村，看重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革命也因此找到了能够长期扎下根去的地方。这份根基，并没有让道路从此平坦。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

队伍一路遭到围追堵截，人员损失很大，原先可以依靠的土地和后方也远了。到了这种时候，继续走哪条路、怎样避开强敌，比纸面上有多少人更加紧要。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会议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后，随着军事指挥机构进一步调整，他在红军作战决策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红军没有被困死在对手布好的战场上，而是通过机动作战寻找出路。

同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保住了继续发展的力量。从失去根据地到重新站住脚，这一步走下来，后面的历史才有了展开的可能。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再次合作。

正面战场在艰难抵抗日军，敌后根据地也在发展，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进入乡村，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力量。日军占住城市和交通线，并不意味着就能让周边乡村安稳听命，敌后游击战正是在这些地方持续展开。

部队能不能留得住，同它怎样对待当地人密切相关。缺粮时是同百姓商量，还是直接伸手拿；有人受了损失，有没有人管；士兵犯了纪律，是否真会受到处理，这些都在日常接触里被人看着。

群众对一支队伍的判断，很多时候就是从自家门前发生的一件小事开始的。毛泽东领导下逐渐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军队纪律，把这些小事放到了很重的位置。

农民有了切身的信任，才可能愿意送粮、提供消息，让自己的亲人参军。军队走到哪里，能不能获得补给，伤员有没有地方安置，也就不再只取决于能从后方运来多少东西。

到了1945年，这些多年积累的联系仍在。国民党军队能够接收一些大城市，却很难随着接收命令一道，把乡村里已经形成的信任也接过去。

抗战胜利以后，一些地方旧有的土地关系和地方势力试图恢复，农民又得考虑，眼前的变化会不会把刚有起色的日子带回原处。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约430万，解放区人民军队约127万。

两边的家底差得很大，毛泽东面对的也确实是一场硬仗。他看重的，是怎样在具体战场上集中力量，避免被对方的总体优势压着打，同时把根据地和群众的支持转化为持续作战的条件。

这时候，土地问题更深地进入了战争。1946年的“五四指示”和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推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对于许多农民，战争胜负开始同自家的土地、粮食和往后的生活连在一起。他们愿意支持哪一方，背后有着自己的切身得失，远非一句动员口号所能替代。

国民党这一边，长期积累的问题也在拖累军队。将领之间各有盘算，一些人把部队看成保住地位的本钱，协同作战便容易打折扣。

美国提供的装备和运输帮助可以增加军力，却无法替他们解决这些内部问题。东西送到了，怎样使用、愿不愿意使用，仍掌握在具体的人手里。更让百姓吃不消的是物价。

战争消耗巨大，纸币不断增发，钱拿到手时与真正买到粮食时，已经可能有了差别。1948年国民党政府推出金圆券改革，试图挽救局面，结果仍未能稳住币值。

一个家庭积攒下来的钱迅速缩水，政府说了什么，也就很难抵过街上每天变动的米价。

后方的困窘最终还会传到前线。军饷、粮食和物资供应不稳，士兵很难对未来抱有把握；一些部队的士气下降，甚至发生起义和投诚。战争中的人心，既在乡村，也在营房里。

对手原先看上去庞大的力量，正是在这些具体环节上不断松动。毛泽东和战友们抓住战局变化，把机动作战、根据地建设和全国战略接在了一起。

1948年至1949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取得胜利，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力受到决定性打击。过去处在劣势的一方，已经能够组织规模更大的作战，争夺全国胜利。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京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结果让此前许多关于强弱的估计都得重新看待。

大城市、外国援助和精良装备曾经十分醒目，最后却没有替国民党保住政权。长期做群众工作、建设组织和判断战局的努力，终于在结果上接到了一起。

回望这段百年风雨，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之所以格外突出，正在于他既能在形势最坏的时候找到出路，也能把分散在乡村的力量组织起来，朝着共同的目标持续前进。对一个长期被战乱撕扯的国家来说，救国的愿望到这里才变成了能够站立起来的新国家。

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个时刻，背后连着许多普通人的选择：有人送出粮食，有人抬着伤员走过村口，有人参军后再也没能回家。毛泽东能够把这样广泛而深厚的力量汇集起来，带着它走向胜利，这份本事与担当，就是历史留给后人衡量他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