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一件上万不缺买家，现在卖二手都没人接，为何貂皮大衣跌下神坛

一件貂皮大衣，曾经价格动辄上万、从不愁买家，是财富与体面最直白的证明，为什么如今连转手都难觅接盘之人？

它的跌落，究竟是价格不再高贵、潮流已经转向，还是人们表达身份的方式彻底变了？要回答这些问题，不妨从纽约一位老皮草匠人的经历说起。

杰瑞·索巴拉是纽约硕果仅存的几位皮草匠人之一。他入行六十年，经手卖出的皮草服装大约有四万件。

如今他已经82岁，仍能熟练地拎起一件带双层毛领的野生貂皮外套展示做工。说起往事，他颇为自豪：好莱坞巨星伊丽莎白·泰勒，就曾在尼曼百货买过不少他设计的大衣。

不过，这些光彩已经属于过去。貂皮大衣被当作终极身份象征的年代早已远去。

放在十多年前，穿上一件貂，不只是为了御寒，更是在无声地告诉旁人：我混得不错。曾经人人一眼就能读懂的财富信号，如今却越来越少有人愿意穿上身，更少有人愿意掏钱接手。

这种冷清在不少城市的商场里都看得到。冬天一到，总有几家皮草店格外安静，橱窗里挂着光亮柔顺的皮草，像被时间遗忘的宝物。走进去，暖气轰轰作响，导购的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声音清脆，可偌大的店里，几乎听不见客人交谈的声音。

推动这个行业走向衰退的，首先是动物权益运动和潮流的变迁。围绕皮草的伦理争论从未停歇，支持者也有自己的说法。

有人这样反问：如果你是那只动物，到底是为皮草而死，还是为食物而死，对你来说真有区别吗？说到底，结局都一样。但这样的辩解，已经挡不住整体风向的转变。

数据更能说明问题。过去二十年间，美国貂皮产量下降了约40%。

世界最大的貂皮生产国丹麦，更是因为担心水貂传播新冠病毒，扑杀了境内全部养殖水貂。真皮草留下的空缺，人造皮草企业争相填补。

可是，以塑料为主要原料的仿制品真是出路吗？这个奢华行业又是否还有机会卷土重来？

要理解貂皮为何曾高高在上，得先回到历史深处。早在装点好莱坞明星之前，皮草就已是珍贵之物。

美洲原住民交易毛皮的历史长达数百年，到了16世纪，他们又开始用毛皮同欧洲殖民者交换武器和其他货物。毛皮在很长时间里，几乎就是一种硬通货，承载着财富流动。

19世纪中叶，约翰·雅各布·阿斯特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地位堪比他那个时代的比尔·盖茨。而他的庞大财富，正是建立在皮草生意之上。

他把北美的毛皮一路出口到遥远的中国，构建起跨越大洋的贸易网络。可以说，美国早期的巨富神话里，皮草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

美国不少顶级富豪都靠皮草贸易起家，其中还包括好莱坞的缔造者。最有名的或许是阿道夫·朱克，他在1912年创办了派拉蒙影业，而在此之前，他正是靠贩卖皮草积累起第一桶金。

皮草与电影工业的这层渊源，也让它日后在银幕上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曝光，被赋予了更多光环。

许多银幕偶像都曾身披皮草亮相，皮草由此成为终极身份象征，貂皮尤其如此。一件红色羊毛大衣衬上素色貂皮内里，再用貂皮给帽子镶边，就足以显出主人的不凡。明星穿什么，观众便向往什么，貂皮在大众心目中从一件衣服，慢慢变成一种关于成功与优雅的想象。

说到底，奢侈品从来都不只是商品，更是一种社交语言。貂皮大衣之所以昂贵，一半在于皮毛本身，另一半在于它所传递的信息：穿着它的人有钱、有地位、有品位。可一旦这种语言不再被普遍认可，或者说出来反而招致非议，它的价值也就随之动摇了。

真正让貂皮走下神坛的变化，其实很早就埋下了伏笔。有研究者指出，20世纪30、40年代，尤其是50年代，美国和欧洲的貂类养殖取得成功并大规模推广，市场逐渐趋于饱和。

1940年，美国首次对貂皮行业开展调查，登记在册的貂场将近3000家，养殖规模已相当可观。

在供给扩张的同时，貂皮依然昂贵。40年代末，一件貂皮大衣的售价可以超过5000美元，约合今天的6万美元，堪称普通人望尘莫及的奢侈品。但养殖规模越大，皮草就越难维持稀缺的神秘感，昔日只属于少数人的符号，开始一点点走向寻常人家。

当人人都有机会拥有，贵气也就不再稀有，这当然是貂皮光环褪色的原因之一。但它并不是决定性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转身离开皮草店，并不是因为买不起，而是渐渐不愿再用这种方式向外界讲述自己是谁。审美与价值观的改变，比价格更有力量。

在这一过程中，人造皮草登上了舞台。它的兴起先是出于经济原因，随后是时尚，最后才是伦理。

仿制品早已存在，但到了50年代，合成皮草开始流行。那是塑料和电视速食晚餐风靡的年代，人造皮草正好契合潮流。

据报道，合成皮草销售额从1954年的数百万美元，猛增到1957年约8000万美元。

此后人造皮草持续发展，据报道，2010年其销售额达到2.5亿美元。但人造皮草未必就是最合乎伦理的替代品。

澳大利亚品牌Unreal Fur对此深有体会：想采购优质再生纤维要花钱，想获得认证、确保合规也要花钱。该品牌目前采用再生聚合物纤维PET，但负责人坦言，把塑料当作解决方案并非正确方向。

行业也在寻找新路。人造皮草制造商Ecopel推出了一个以再生材料为主的系列，其中一款人造皮草完全由回收的PET瓶制成，柔软程度可以与兔毛媲美。

该公司还为设计师斯特拉·麦卡特尼生产另一种人造皮草，原料混合了玉米基成分、合成材料和再生聚酯纤维，试图在环保与质感之间找到平衡。

问题在于，腈纶、聚酯这类合成纤维本质上都是塑料，已知会加剧海洋中的微塑料污染；一件人造皮草大衣被丢弃后，可能要数百年才能分解。

业内人士对此并不回避：合成面料确实会影响环境，这一点从不否认；但若认为皮草、皮革这类天然材料对环境毫无影响，同样不对。

于是，围绕皮草的争论变得更加复杂。有人认为抵制皮草是道德绑架，有人认为这是一次社会觉醒，真皮与人造之间也各有短板。可不管认同哪一种看法，市场的结果已经摆在眼前：穿貂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体面，反而越来越需要向别人解释。

新冠疫情则给真皮草行业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丹麦曾是世界最大的貂皮生产国，在接连暴发疫情后，为遏制病毒传播，2020年全国养殖水貂被全部扑杀，1700万只水貂被杀死后抛入集体埋坑。这一幕不仅重创了产业链，也让更多人重新审视皮草养殖本身。

与此同时，古驰、范思哲等顶级时装品牌已停止使用真皮草，近二十个国家已经禁止或承诺限制皮草养殖。在美国，貂场数量已经不足300家，与1940年近3000家的规模相比，不过十分之一左右。

当集体情绪愿意为道德感付出成本，旧符号退场、新符号登场，几乎是必然的事。

然而，杰瑞仍在缝制皮草。他说自己热爱这份工作，不管是做一件围在脖子上的小物件，还是一副耳罩、一条发带，甚至一个靠枕，都能让他感到快乐。对他而言，皮草早已不只是生意，而是陪伴一生的手艺，是他理解美与时光的方式，哪怕外面的世界早已换了模样。

2020年，就在纽约进入封城的几天前，他关闭了自己的门店。他说，自己不得不关店，很多皮草匠人也都关了店，时尚在变，那些优雅的人已经不在了。

他营业的最后一年，全年收入竟然还比不上1986年一个周六的进账。行业的兴衰，在这两组数字的对比里显得格外刺眼。

如今，杰瑞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工作，接收经拍卖行售出的毛皮，继续为少数熟客做衣服。时代已经不同，他眼下正为一位即将步入社交界的年轻女士制作夹克，这样的顾客每年还有二十多位。曾经门庭若市的生意，如今只剩下零星订单，却仍被他认真对待。

对于人造皮草，杰瑞并没有什么反感。他认为这个国家最美好的地方就是自由，你想做什么都可以；钱是你自己的，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没人能规定你该做什么、该说什么。这番话多少带着老一辈手艺人的豁达，也透露出他对市场选择的坦然接受。

回头看，貂皮大衣从万众追捧到乏人问津，既有养殖普及带来的稀缺性丧失，也有人造替代品的冲击、动物权益观念的兴起和疫情的重击，更深层的，是人们不再愿意用一身皮毛证明自己。

一旦杰瑞放下针线，纽约又将少一位最后的皮草匠人，而真皮草能否东山再起，至今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