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途中怎么如厕？

“屙屎”是人类正常的生理现象，但“乱屙屎”却可能成为一项危害性颇大的事。长征途中，红军政治部多次下发规定，官兵“不要随便乱屙屎”，甚至将这条要求纳入部队行军纪律，严格执行。那么，“乱屙屎”对长征有哪些危害？红军又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乱屙屎”的危害

历史上有很多对军队的“如厕规定”。《墨子·备城门》写道：“五十步一井屏，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厕，与下同圂。”即守城时每50步设一个厕所，周围筑8尺高墙，下方连接猪圈处理排泄物；《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有“所至营垒、井灶、圊溷、藩篱、障塞皆应绳墨”的记载，对厕所距离灶台、工事等的距离划定比例，避免出现污染问题。国外也有相关记录。《圣经·申命记》说，出兵打仗时“要在营外划定一个地方，你可以出去在那里方便”“在你的器械中当有一把锹；出营外便溺以后，要用它挖洞，转身掩盖排泄物”；华盛顿命令军官领头在宿营地外主动挖掘厕坑，并规定“任何随处遗矢的士兵，一经抓获必须立即拿办，受军纪惩处”。

这些规定的目的主要有三：一是考虑到环境和卫生，防止因污染而引发疾病传播，造成非战斗减员；二是军事保密的需要，避免敌军根据排泄物判断出部队的规模、动向和补给状况；三是出于安全考量，防止单人便溺出现落单、掉队等情况。

红军也认识到了这些问题，长征出发后不久就号召全军“保持厕所清洁，不要随便乱屙屎，宿营时掘厕所”。1935年6月，《红星》报发表《反对！反对！！反对！！！铁锤向着乱屙屎的份子》一文，严厉批评了“乱屙屎的现象”，称“这已经成了红军纪律的一个严重问题，必须严格的消减这一现象”。关于乱屙屎的危害，文中写道：“这种现象的严重，不仅可以影响到居民的不满，妨害我们争取群众的工作，而且极大的妨害部队的卫生，甚至可以由这种现象发生很大的传染病”；文章还对屙屎作了具体要求，比如“以连队为单位挖厕所”“指定屙屎地点”“在行军中一定要做到至少距道旁五十米以外的地方去屙屎”；文章最后强调，对这一纪律的执行，“不仅是卫生机关特别是卫生员的责任，而且是连队首长的责任”，可见重视之程度。

1935年6月11日的《红星》报刊发《反对！反对！！反对！！！铁锤向着乱屙屎的份子》

红军的这些规定确系现实需要。从沿途群众的视角看，本就被国民党污名化为“红眉毛”“绿眼睛”“长毛”“赤匪”的红军，如果再随地大小便，所到之处遍地污秽，更会引起群众对这支队伍的反感和排斥。这种不良影响会破坏红军的形象，进而影响到红军的兵源补充、粮食补给和信息获取。

此外，由于卫生问题引起的传染病“为红军健康的大敌”。统计数据显示，1932年11月公略县因瘟疫而死亡者1167人，1933年11月因赤痢而死亡者“占全病数百分之六十八”。根据地尚且如此，更何况长征还要经过环境异常恶劣的草地、雪山，再加上医疗资源奇缺、粮食供给不足等因素，情况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规定便溺的地点和方式，有利于降低传染病的扩散风险。这不仅是卫生工作，更是军事战略上的重要问题，制定并严格执行“如厕纪律”是一件不容忽视的事情。

如何解决“乱屙屎”问题

长征途中，红军制定了严格的如厕纪律，并配合以教育引导和后勤保障，以此解决“乱屙屎”问题。

肠胃病是折磨红军战士的一大难题。常有刚屙完屎没走几步又开始闹肚子的现象，有的战士甚至干脆光着屁股行军。因此，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治疗、缓解疾病的发生，是解决乱屙屎问题的重点任务。长征出发前夕，红军就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包括加紧培训卫生员、整编医疗机构、筹集医疗物资等。医疗人员在行军途中承担着重要任务，“每天都要下连检查病员，一定要弄清是什么病，是否能行军走路，并向指导员做交代”“途中发现有腹疼者，给服大蒜”。

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质之一。早在1928年，红军就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其中“捆铺草”一条就是专门针对卫生问题的纪律规定。“朱毛”红军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发现有士兵随地大小便，引起当地群众的不满，于是决定在六项注意后加上“不得胡乱屙屎”“不搜敌兵腰包”两条。之后又印发宣传册《三大纪律八个注意说明》，对每一条规定都进行了具体解释。其中对第7条“注意卫生”的说明为：“随到那（哪）个地方要注意卫生，不要乱屙屎撒尿，驻扎的地方要经常打扫。身体要洗澡，衣服要干净，同时吃东西亦要注意清洁，以免滋生疾病。”

1932年9月，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卫生会议通过决议，对“个人卫生”“公共卫生”“驻军卫生”“行军卫生”进行了详细规定，反复强调如厕纪律，规定驻军时“无厕所处自行开掘厕所”“厕所应建设在离营房一百米以外地点并且必扫除”，行军时“不准随便在路旁便溺妨碍卫生”。

这些规定在长征途中被一以贯之。1935年1月，红一方面攻克遵义城。在军委纵队及有关部队即将进驻遵义城前，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八项注意的通令》，要求军队“注意卫生，不乱屙屎尿”。并且，红军会严格检查纪律的执行情况，“比如借老乡的东西是否还了？厕所是否掩埋了？”“部队的厕所挖得如何？大家洗脚没有？”这样的纪律约束让红军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传染病的发病率。据前国民党士兵回忆，国民党军队“不讲卫生，到处大小便”“整个反动军队死亡率非常高，影响着战斗情绪、战斗力”。通过一正一反的对比，可以体会到红军制定严格如厕纪律的意义。

正确的教育引导是提升纪律执行自觉性的重要保障。乱屙屎是缺乏卫生常识的结果，只有卫生意识强了，乱屙屎的禁令才能奏效。为此，红军十分重视卫生宣传和教育工作。宣传以标语和报纸为主，红军走到哪里，就会在哪里写下“注意卫生”的标语，还会帮助当地群众一起治理环境；在党报上，经常能看到宣传基本卫生常识的文章，例如《红星》报刊发的《不吃冷水不生病》《预防目前正在发出的疾病》《消减肠胃病的办法》《疴肚的治疗法》等。教育则以口头宣讲为主。长征途中无法做到集中统一的卫生培训，因此医务人员常利用几分钟的休息时间向战士讲授医疗常识，战士们“听了卫生课，懂得了不少卫生常识，都能自觉去做”。

1935年6月27日的《红星》报刊发《疴肚的治疗法》

“不要随便乱屙屎”背后反映的是中共始终如一的群众纪律。“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纪律一旦松懈就会“给了群众以不好的影响”。长征中，红军不仅要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还要面对他们猛烈的舆论攻击。在国民党笔下，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穷凶极恶”“丧心病狂地造恶作乱”，对民众财产“任意没收”“不听者即予枪杀”“被匪杀戮者死骸遍野”。这样的诋毁和诬蔑让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对红军充满畏惧。但是，红军每到一地便“帮助村里打扫卫生，帮老百姓挑水、劈柴，与老百姓拉家常”，同时还“把打土豪得来的粮食、猪肉、衣物分给穷苦百姓”。反观国民党中央军，他们“抓伕、派粮、派款、捉杀鸡鸭，人民深受其苦，称其为‘遭殃军’”。红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使国民党谣言不攻自破，“很多家庭穷苦的青年亲身体会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纷纷报名参军，踏上了长征的征途”。

纪律不仅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保护。如果没有“不要随便乱屙屎”的规定和“铁锤向着乱屙屎份子”的严苛，红军的卫生状况将更加严峻，疾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战斗力下降会更加严重。此外，红军中也出现过因单独解手而不慎跌入沼泽或遭遇其他危险的情况，于是便有了“集体如厕”的制度。这些严格的“约束”在关键时刻会成为救命的保障。

当年的红军在艰苦的环境中尚能纪律严明至如此，甚至把纪律建设详细到吃、喝、拉、撒、睡这些“小事”上，今天的一些干部却抱怨纪律过于严苛、干起事来束手束脚，“扪心自问，现在的规矩，更多的是底线和红线，不但没有束缚住干部干事的手和脚，反而更有利于干部去为群众办实事”。

革命战争年代，如厕规定是针对部队的纪律约束，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神州大地开启了人居环境的改造，对农村的“粪便管理”是其中的重点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较早的东北农村存在“粪堆68%在院内”的状况，容易“造成蝇蛆孳生，肠道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传播”。为此，中国共产党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向恶劣的卫生环境开战，有效改善了城市和农村的卫生条件，抑制了疫病的传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环境、卫生、防疫工作向着更加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方向前进。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广泛开展的“厕所革命”，不仅是对群众切身利益的关注和维护，也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国家的重要举措。

新中国成立后的爱国卫生运动

（责任编辑：王双）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