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世界前列后，朱雨玲仍在追问：为什么打球？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再打一次

“怎么又来了？”站在乒乓球台前准备正手对攻时，朱雨玲感到厌倦。

过去在国家队训练时，她脑子里也会闪过类似的念头。“但现在，我可以控制自己的训练时间和节奏，还有必要练吗？”她问自己，然后停了下来，“这次我就试一试，到底可以坐得住多少天不打球。”

2026年3月和6月，《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两次在天津见到朱雨玲。3月下旬第一次见面时，WTT重庆冠军赛结束不久，代表中国澳门队参赛的她以1比3不敌韩国选手申裕斌。回到天津后，她没再碰球拍。

天津大学综合体育馆一层的一侧是雨玲工作室，里面摆放着七八张乒乓球台，朱雨玲平时就在这里上课、训练。在停下来的日子里，她大部分时间和学生们待在一起，一起做饭、聊天，慢慢“充电”。她没有预设休息多久，只有一个标准：“下次走进球馆，不能是厌烦的。”

她确实很久没有喘息过。2025年11月全运会结束后，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她接连参加了五场比赛：2025年香港WTT总决赛、2026年WTT 多哈冠军赛、WTT多哈球星挑战赛、WTT新加坡大满贯、WTT重庆冠军赛。甚至更早一些，自2024年9月复出后，她始终在不同身份之间切换：大学老师、乒乓球手、在读博士生。有时在天津，有时在国外，“哪里有事就去哪儿，没有‘锚点’了。”

在现役乒乓球运动员中，朱雨玲是个有些特殊的存在。她曾是中国国家乒乓球队主力，获得过世界杯女单冠军，也登上过世界第一。后来，疾病迫使她离开赛场。此后几年，她休养、读博、成为大学老师，逐渐建立起乒乓球之外的生活。

重新拿起球拍，并不在她原来的计划中。2024年7月底，澳门乒协临时多出一个参赛机会，问她要不要打。此前，她已经通过人才引进加入中国澳门队。她考虑了许久，也问过身边的朋友和教练，大家都有些消极。

孟岩是天津大学乒乓球校队队长。小时候，他曾在山东鲁能和广西专业训练过三年半，后来没有继续走职业运动员的道路。朱雨玲到天津大学任教后担任校队教练，两人常常一起练球。那时，她还没有决定是否复出。

“她也担心输球。”朱雨玲跟孟岩吐露自己的犹豫时说：“我很不自信，不知道复出会不会让我的伤疤更大了。”孟岩说：“如果你想的都是结果，没有过程，那还是别打了。不参与这场输赢的游戏，你永远是赢的。”这些话被朱雨玲记到现在，称之为自己“复出的初心”。2024年9月，她代表中国澳门队重返国际赛场。

重返赛场时，她已经完成了身份转换，同时已不在国家队体系之内——过去，训练、陪练、医疗和参赛安排都由专业队伍安排；现在，她要自己组建团队、寻找训练场地，一站一站参加比赛，从零开始累计积分。

奥运会被众多运动员视为职业目标，但在现行规则下，朱雨玲也无缘参赛。于是，从她复出后，外界最好奇的问题便成了：为什么而打？

起初，她的目标很具体：世界排名恢复到前五十，证明自己仍然具备相应的运动能力。2025年，她一整年都在备战全运会。到了2026年3月，这些目标已经完成。她却迟迟没想清楚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当奥运会不再是可以抵达的终点，一个已经退役转型的运动员，为什么还要重新拿起球拍？在多重身份之间，她如何校准乒乓球在自己生活中的位置？

6月再见面时，朱雨玲刚结束国外的特训，回到天津。学期临近结束，她搬了宿舍，给学生做了期末摸底测验。一周后，她将前往萨格勒布参加WTT 常规挑战赛。重新开始密集参赛，她说，自己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

朱雨玲在课前点名（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只能往前走

朱雨玲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停下来，是被迫的。

在此之前，她几乎一直在向前。5岁开始打球，接着进入四川省队；2010年，15岁的她入选国家二队。此后生活逐渐被比赛和训练填满。

陈振江是朱雨玲进入国家队后的第一任教练。他记得，朱雨玲最初的成绩几乎垫底。练20米蛙跳时，别人八九下就能完成，她跳了十三四下也过不去。陈振江给了她一周时间，随后带队外出比赛。等他回来，朱雨玲九下就跳过去了。陈振江由此判断，“她潜力很大。”

她理解得快，也肯下功夫。节假日上午补完课，别人下午3点开始训练，陈振江和她下午1点就走进球馆，一直练到晚上9点，“没休息过一个整天。”

2010年，朱雨玲获得世青赛女子单打冠军；第二年，她从国家二队进入一队。

“刻苦、忍耐、不争不抢。”这是陈振江对早期朱雨玲的印象。但竞技体育需要人“去抢、去夺”。朱雨玲天性敏感，想法多，脑中的“好想法与坏想法”常常彼此交战，于是更加内耗。

进入国家一队后，她才后知后觉地明白：“原来乒乓球不是用来玩的”，自己“必须要赢”。她在接受新世相采访时回忆，按照当时的规则，一队每年的大循环比赛决定着运动员的去留，排名后四位的运动员会被退回二队。

一场比赛结束，下一场很快开始。赢了，不能松懈；输了，必须及时调整，避免一场失利变成连续失败。她清楚地知道，再往下掉意味着什么。她曾连续两次排在倒数第五，最终惊险“上岸”，也是在那段时间，她第一次因为精神紧张而失眠。

2013年的大循环比赛，朱雨玲打到第三名，随后通过选拔参加巴黎世乒赛，获得女单铜牌。“回头看的时候，会发现后面没有路了。”她说，“你只能往前走。”

2017年，朱雨玲闯入世乒赛女单决赛，获得亚军；10月，她夺得女乒世界杯冠军。一个月后，她的世界排名升至第一。

母亲钟红记得，女儿刚进国家队时很不适应，常常打电话向她倾诉，“依赖感很强”。后来，朱雨玲逐渐成长起来，肩上的使命感越来越重，跟母亲交流的时间反而越来越少。

站在这个位置的运动员往往被期许：获得奥运冠军，实现大满贯——拿齐奥运会、世乒赛、世界杯三大赛单打冠军。朱雨玲也不例外。

每天，朱雨玲在固定的时间吃饭、集合、训练和休息。“悲观点说，脑子里仿佛装了一个倒计时器。”她说，“做任何事都会倒数自己还剩30分钟还是40分钟，不停地校准自己。”

2018年瑞典公开赛，日本选手伊藤美诚先后战胜刘诗雯、丁宁，闯入决赛。在决赛中，朱雨玲以0比4失利。赛后，大量网络攻击涌向她，她的打法也陷入持续的争议。后来，中国队其他选手陆续战胜伊藤美诚，那场0比4的失利因而被反复提起。

外界的评价不断侵扰朱雨玲对自己的判断。2019年落选布达佩斯世乒赛女子单打，成了她心头的一道伤疤。她不甘心，想用“亮眼的成绩”证明自己，于是练得更狠。2020年1月，她在“直通釜山”的选拔赛中夺冠，重新获得世界大赛资格。但受新冠疫情影响，釜山世乒赛团体战最终取消，她无缘出场。

也是在那段时间，她被查出结节，影像学评估为4A级，不排除恶性可能。钟红到北京陪女儿看病。彼时东京奥运会已经延期，朱雨玲仍想争取参赛资格，选择保守治疗。

起初治疗颇有成效，但随着她跟随队伍进入封闭训练，未被切除的病灶再次扩大。她经常疼得整夜无法入睡，第二天无法集中精神训练。

真正决定手术之前，朱雨玲无数次动念，继而陷入摇摆。她后来形容，那感觉像是很用力地抓着一根单杠，身体却在不断地下滑：“最后我掉下来了，但究竟是在哪一刻放弃的，我也不知道。”

2021年9月底，朱雨玲接受手术。因为新冠疫情防控，家人无法进入病房。住院期间，从签署手术风险告知书到术后，她多数时间独自面对。病理结果最终显示，病灶为良性的纤维腺瘤。

她本以为这只是一次短暂的中断，后来医生告诉她，术后至少半年不能进行剧烈运动。在当时的她看来，重返竞争激烈的中国乒乓球队，已经几乎不可能。

“她一路其实挺顺的。用教练的话说，是‘坐着火箭’上来的，”钟红说，“突然戛然而止，她有点懵。”

2018年2月25日，英国伦敦，2018年乒乓球团体世界杯女团决赛，中国队以3比0击败日本队。王曼昱、刘诗雯、丁宁、朱雨玲和陈幸同自拍合影，庆祝夺冠（视觉中国/图）

围墙之外

术后休养的半年，像一次朱雨玲从未有过的长假。

过去教练不允许熬夜，她偏要“把夜熬穿”，常常睡到中午，一天只吃两顿饭。钟红发现，那阵子女儿不再看乒乓球了。身体恢复一些后，朱雨玲便和朋友逛街、寻找美食。母女俩也久违地长时间待在一起。

钟红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女儿长大了，是在父亲病重以后。有一天，钟红带朱雨玲的外婆出门体检，家里只剩下她和外公。外公突然呼吸困难，想从客厅回到卧室，朱雨玲扶不动他，两个人一起倒在地上。她匆忙拨打了120。

急救人员赶到后问：“你们家男的呢？”

“我算半个。”朱雨玲说。

外公住进ICU后，朱雨玲开始参与家里的许多决策。那时仍处于新冠疫情防控期，家属不能进入病房。她每天探视时，只能隔着手机屏幕看外公。

“非常煎熬。”后来外公去世，朱雨玲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她赶到医院时，摸到他的额头还是热的。火化前，工作人员反复跟她确认：“你是谁，他是谁，你们是什么关系。”她看着外公被推进火化炉，之后亲手捡拾骨灰，抱着骨灰盒送他下葬。

自己的病与外公的离世叠在一起，她对生命有了新的体悟：“死亡是随机的，人并不是到了老年才会死。我更珍惜自己的每一天。”

长假临近尾声，她不得不面对一个躺在病床上就想过的问题：放下球拍，还能做什么？

“在乒乓球领域里，我们一直在往金字塔尖走，目标非常明确。”离开后，这套衡量自我价值的坐标陡然失效。

“我可以接受自己从塔尖往下掉，但不能接受自己变成一个‘零’。”她说，“那感觉像掉进一个黑洞，不知道还会下坠多久，最后停在哪里。”

朱雨玲开始学英语。钟红问她学英语做什么。她说自己也不知道，“要学了之后，才知道自己可以干什么。”

2022年，朱雨玲申请攻读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面试时，她谈到职业运动员的成功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依靠绝对的技术优势压倒对手，另一种则是根据对手的行动不断调整自己。“我不属于第一种。”这番阐释给导师肖文留下了深刻印象。

博士项目主要面向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课程涉及财务、市场营销、组织战略等内容——对朱雨玲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班上二十多名同学大多已经工作多年，来自金融、制造业、国企和外企。大家聚在一起，谈论科创板、国家政策和行业变化时，她常常插不上话。话题转到她身上，同学们问她：“打乒乓球辛不辛苦？”

2021年9月，在经过一个大手术后，朱雨玲开启休养模式（朱雨玲社交平台账号/图）

还有一次，一位同学问她“乒乓球打得最厉害的是谁”，她说自己的偶像是张怡宁、丁宁。对方接着问：“张怡宁是谁？”

“对不关心体育的人来说，我们其实是nobody（无名之辈）。”朱雨玲很受冲击。

她把听不懂的内容记下来，回家逐个搜索，隔天再向同学确认，一点点补上“信息差”。同学何芸记得，那段时间朱雨玲上课认真，几乎从不缺席。即使后来到天津工作，她也会在周末赶回成都上课。

她学到的，也不只是课堂上的知识。一次聚餐，三十多人围坐一桌，第一个人站起来“提了一杯”，其他人相继起身发言，表现得游刃有余。她显然紧张，一边听，一边打腹稿。

这种场合多了，她慢慢学会怎样与不太熟悉的人相处，怎样切入话题。“我一点点打开自己，性格也在变化。”她说。

2023年，朱雨玲到天津大学任教，一边继续博士研究，一边教乒乓球。许多打球动作早已成为肌肉记忆，现在，她要把身体经验拆解成语言，让学生听懂。

孟岩六岁开始练球时，习惯了正手击球后保持左脚在前。朱雨玲却让他尝试右脚在前。孟岩起初觉得不可思议，“就像从小写字都是从左往右，突然有人告诉你，要从右往左写。”

朱雨玲找出近几年的比赛录像，解释调整站位的原因。孟岩照着尝试后，“明显感觉有很大提升。”在他看来，朱雨玲要求很高，却会把专业的技战术拆解成他们能够听懂和使用的东西。

朱雨玲的博士论文最终落回运动员身上，研究“精英运动员转型的影响因素”。在访谈中，她听到了许多相似的故事：有人因为伤病离开赛场，有人因为家庭或年龄走到转型的节点。在此之前，认真规划过另一种生活的人并不多。离开熟悉的体系后，他们并不清楚怎样重新评价自己。重新寻找位置的过程中，有人过渡得顺利，有人走得很艰难。

朱雨玲后来知道，自己经历的那段下坠，叫作“身份落差感”。

“以前那个环境会让你觉得自己很完整。可是离开后会发现，自己原来缺了很多块东西。”离开以后，她才看见那道围墙，开始学习墙外的生活。

2024年，朱雨玲过儿童节（朱雨玲社交平台账号/图）

明明有更轻松的路

有一阵子，朱雨玲常常做梦，梦里仍在打球。

她跟肖文讲起那些梦。“她没有放下，心里也不服气。”在肖文眼里，朱雨玲平时淡定、稳重，但聊到乒乓球时，“她眼睛里有光彩，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

许多那个时期认识朱雨玲的人，并不意外她后来选择复出。2023年秋天，朱雨玲刚到天津大学工作时，负责校乒乓球队的训练。队长孟岩有时跟她一起练球。除了上课，她还请了陪练和体能教练。

孟岩并不知道她要做什么，“她一方面在训练，另一方面，训练强度好像又达不到打世界大赛的程度。”

有一次校队出去比赛，朱雨玲陪学生做准备活动，在场边加油。比赛结束，大家聚在一起庆祝，她忽然说，自己很羡慕他们。那时候，她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这样的全国性比赛。后来朱雨玲真正跟孟岩聊起复出计划，他并不意外。

昕瑜最初认识朱雨玲，是因为教她英语。昕瑜的丈夫曾是射击队运动员，因此她对职业运动员所经历的训练、竞争和转型并不陌生。朱雨玲发现，每当自己提起过去的经历，昕瑜总能给予深切的理解。

彼时，朱雨玲刚离开国家队，处在迷茫和低沉的阶段。有阵子，她们上完课经常一起吃饭。昕瑜开车送朱雨玲回家，到了楼下，朱雨玲问：“能不能再聊一会儿？”两个人又聊到深夜。

有一次，朱雨玲忽然说：“等有一天我复出了，要把所有能拿的冠军都拿一遍，然后就不打了。”说完两人都笑，“我们都觉得是在做梦。”

“梦话”成真的时候，昕瑜却成了“泼冷水”的那个人。“再回去打球，她不可能回到世界第一，也没办法参加三大赛。之后终归还要转型，再经历一次告别。”昕瑜不明白，“明明有更轻松的路，为什么选这条更难的。”

昕瑜去球馆看恢复训练后的朱雨玲，发现她的手脚磨得全是水泡，“如果我的脚磨成这样，可能一个星期都不能走路。”朱雨玲说这很正常，“水泡磨破了，再长出新的茧，就不痛了。”

2024年9月，朱雨玲重回国际赛场，在澳门冠军赛赢下一场，又输掉一场。

一个月后，在意大利卡利亚里的比赛令朱雨玲印象深刻——她和教练、陪练都是第一次独立出国比赛。落地后，先是机场没有人接，好不容易跟着别的队伍到了球馆，又被告知系统里没有她的报名信息。她这才知道，报名之后还要回复邮件，确认航班和住宿。他们没有回复，主办方默认她不参赛。补上手续后，住宿和训练也要重新安排。三人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拖着行李等待入住民宿。想在咖啡店休息，又因为不能“逗留”太久被请了出去，只好“流浪街头”。

“以前出去比赛，我只需要解决乒乓球台上的事情。但刚复出的时候，球台上的事情反而最简单。”那一站，朱雨玲拿了冠军。计分牌上，她名字旁边本该出现的澳门区旗并未显现，“（中国）澳门队之前没参加过这类比赛。”

另一种生活也在等着她。助教陈诚记得，朱雨玲刚开始给学生上课时，感觉很新鲜。恢复比赛后，训练和出行逐渐增多，她不得不把一周五节课集中排在一天，从早上一直上到晚上，其余时间留给训练和比赛。在陈诚看来，这两种生活对朱雨玲都很重要，因而显得有些拉扯。

复出之初，朱雨玲没有世界排名，只能从低级别的WTT支线赛打起，一站站积累积分。卡利亚里之后的几站，她打得并不好，也没什么信心，常把“我好撇（注：四川话差劲的意思）哦”挂在嘴边。

昕瑜记得，网上很快出现评论，说“朱雨玲老了、不行了”，甚至连一些名不见经传的选手也赢不了。她看得气愤，“网友不知道的是，除了乒乓球，她还要操心很多别的事，又是领队，又是司机。”

“我劝她不要什么都自己来。”到了2025年，昕瑜和另一位朋友开始轮流陪朱雨玲比赛。也是在那之后，她逐渐看见了朱雨玲的另一面。“她生活里很软萌，只有在球场上，才会释放出霸气。夺冠的快乐，是任何事情都无法取代的。”

变化最先出现在训练中。朱雨玲刚开始和孟岩练球时，“她的无谓失误很多。比如每次移动后，身体可能来不及回到原位。”后来，朱雨玲每次结束海外训练回到天津，孟岩都能感觉到不同：“她的失误越来越少，动作也变得更紧凑干净。”

2025年1月的WTT多哈球星挑战赛，朱雨玲从资格赛打起，连打三轮进入正赛，又赢下两轮，闯进16强。媒体开始注意到她，询问能不能采访。

但朱雨玲没那么高兴。止步16强后，她和昕瑜在更衣室里待了很久，“她觉得自己费了那么大力气，那么多人陪着她，又一直自费参赛，却只走到这里，她很难过，开始质疑自己的选择。”

昕瑜见过朱雨玲许多次这样的低潮，每次只能告诉她“已经很棒了”，能做的不多。那时候，她们都不知道再往前会发生什么，只能安慰自己：“每一站进步一点，多拿一点积分就好。”

2025年，旅行中的朱雨玲（朱雨玲社交平台账号/图）

新造的人

一个曾站在行业顶峰的人骤然离开，几年后重返，再次登上顶峰，赞誉、感动、鼓舞，纷至沓来。于是，一个“新造的人”被大家重新看见。

这是朱雨玲的故事。它很快被传扬，被追随。2026年，前国乒选手方博重返国际赛场，称朱雨玲为自己的榜样：“我始终相信，追梦无关年龄。”

如果朱雨玲没有再次取得世俗意义上的好成绩，这个故事又会被怎样讲述？

“一定是幸运的。”陪朱雨玲参加过多站比赛后，昕瑜觉得，冠军当然需要实力，也始终包含运气。球有没有打上台、是否擦网，以及“老天是不是站在你这边”，都可能改变最后的结果。

2025年4月，WTT仁川冠军赛，朱雨玲的陪练抵达当天便发高烧回国。她们没想过会赢，昕瑜早早买好了回程机票。朱雨玲却先后击败早田希娜和大藤沙月。对阵日本选手时，对方身后坐着一整个保障团队，朱雨玲这边，应援的位置只坐了一个人。

那几场球，昕瑜坐在看台上，常常觉得很难赢，“但她就这样一个一个打过去了。”朱雨玲最终闯进四强。也是从这一站起，她获得澳门乒协的资助，无需再自费参加国际赛事。

三个月后，她又在WTT美国大满贯中相继击败王曼昱、申裕斌，在半决赛中与昔日对手伊藤美诚重逢，最终夺冠，世界排名来到第六名。接受谷雨实验室采访时，她分析那个冠军是“特定环境的限定版本”：拉斯维加斯空气稀薄、气压和湿度偏低，球速、旋转和弧线都会受到影响。这种条件更适合她“不该发力时不发力”的打法。“换一个地儿，决赛我肯定赢不了她（王曼昱）；（即使在）那个地方再打一次，我相信她也不会输。”

与伊藤美诚的半决赛颇受外界关注。比赛还没开始，她多次被记者问起。正式交手前，她重新找出2018年瑞典公开赛两人的比赛录像，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以旁观者的视角分析、统计两人的前三板和相持，她发现自己想象中的对手“比她本人更强大”。

七年后再次交手，她赢下比赛。有人说，朱雨玲的“奥运会”在这个夏天落幕了。

赛后，她回到更衣室换衣服，无意中瞥见手术留下的疤，有些释怀。“伊藤是我非常欣赏的运动员，我心里的伤，不只是输给她那场比赛带来的，而且是背后的一些东西。”对她来说，这场球更像是“战胜了曾经的自己”。但她并不打算与伤疤告别，“为什么要离开它？它就是我身上的东西。”

刚认识朱雨玲时，昕瑜察觉她不太自信，上课时常常鼓励她。朱雨玲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老师对学生一直是鼓励的。”过去十多年的运动生涯中，她更常听到的是自己哪里还不够好——如果不继续进步，很快就会被淘汰。

2026年1月18日，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球星挑战赛多哈站女单决赛中，中国澳门队选手朱雨玲（左）4比2战胜日本选手佐藤瞳，夺得冠军（视觉中国/图）

复出后，朱雨玲变得更自信。在昕瑜看来，这并不是因为朱雨玲赢得了某一个冠军，而是她开始相信，无论把自己“扔”到任何一个地方，也能活出来。

2025年年初，多哈球星挑战赛结束后，朱雨玲和昕瑜、陪练一起开车去了附近的沙漠。过去来这里参加过许多次比赛，她还是头一回在比赛结束后四处走走。车驶进沙漠，越走越远，她们的视线也一点点打开。沙漠的尽头连着蔚蓝的海，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就这样“和谐共生”。

“人还是太渺小了。”朱雨玲说，“有太多没见过的风景、无法想象的事物，它们就存在在世界上。”见识了许多天地后，她意识到，自己的世界变大了，乒乓球就小了。

朱雨玲社交平台的个人简介是：“分享重启人生，人生只有一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觉得重启就像置身一条暗黑的隧道，不知道尽头在哪里，也没有可以参考的样本，但她渐渐爱上了探索的过程。“我喜欢变化，喜欢新鲜的东西，不喜欢一眼望到头的生活。”

2026年年初，WTT新加坡大满贯结束后，朱雨玲第一次“全程尖叫着”坐完了过山车（被同行的人笑称为“缆车”）。尽管过山车让人害怕，她却觉得，复出是比坐过山车更刺激的事。

朱雨玲是个有些胆小的人。她怕犯错，怕坐飞机，也常常担心尚未发生的事情。但做运动员，她总是要长途飞行。她的运动表现甚至个人生活始终暴露在公众视线中。

2026年5月，她在海外训练时失眠了近两周。她早早躺下，把手机放在一边，吃了褪黑素，都没有用，越想好好睡觉，反而越清醒。其实是因为焦虑，“我太想好好睡觉，保证第二天正常训练了。”

在钟红看来，尽管女儿想得很多，容易紧张，但一直在向前走。

过去几个月，朱雨玲密集地出现在赛场上，如果时差影响不大，昕瑜会看朱雨玲每场比赛的转播。赢了，便“安心睡觉”；输了，依旧送上鼓励。到后来，比起成绩，她对朱雨玲的期许逐渐变成了“安全完赛”。

《南方人物周刊》分别于2026年3月和6月两次采访朱雨玲。第一次见面时，她刚刚结束了密集的比赛行程，直言还没有找到下一个乒乓球目标；三个月后再见，她有了新的目标。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寻找自己，燃烧自己——对话朱雨玲

“燃尽”心底的火

南方人物周刊：（3月） 复出后的每场比赛，你打得都很使劲。

朱雨玲：没有哪个运动员想输，也许有的人更看重结果。我是自己选择回来的，所以会一直追问自己：为了什么？答案没那么简单。其中有些我不便说，也有一部分，是想把心底藏着的那团火彻底“燃尽”。现在，我就是在燃烧自己。

南方人物周刊：（6月） 上次见面时，你说自己的状态有些起伏，也不太快乐，没想清楚下一个乒乓球目标是什么。现在你已经重新开始训练和比赛。这三个月里发生了什么？

朱雨玲：3月的时候，我非常疲惫，整个人已经没有电了。那种疲惫不仅是身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密集的比赛让我觉得，好像有一股惯性一直推着我往前走。走上球台做正手对攻时，我脑子里甚至会冒出一个念头：怎么又来了？

所以我决定先停下来，把自己从运动员的节奏里抽离出来。当时，我没有预先决定要休息多久，只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下一次走进球馆时，不能再觉得厌烦。

我大部分时间跟学生待在一起，慢慢把电充了回来。后来，身体和精神逐渐恢复，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重新找到了方向。我现在有了一个新的目标，它和我长期的人生规划有关，具体内容还没有到适合公开的时候。但它确实让我有了继续往前走的动力。

南方人物周刊：之前说的那团火里有“恨”吗？现在烧完了吗？

朱雨玲：有，但我恨的是自己。我恨自己当时不够清醒，没有看清大环境和身边的变化。明明我是一个敏感、善于观察的人，父母和朋友也都劝过我，我却没有听，还是义无反顾地坚持了一些现在看来不会再做的选择。

如果复出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或只是争一口气，可能打过一两场比赛，这团火就已经烧完了，职业生涯也不会走太长。现在还有新的、未完成的事情在推动我（往前走）。

“苹果不可能变成葡萄”

南方人物周刊：你性格中的敏感，不喜欢争抢，是天生的，还是后来形成的？

朱雨玲：我觉得天生占很大一部分。我本质上比较胆小，害怕犯错误，也不想被人注意，骨子里就想做一个“小透明”。这可能跟家庭环境、遗传都有关系，后来的某些具体经历又加重了这种敏感。

我的性格比较像妈妈，她之前给我推荐过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比如 《钝感力》《高敏感是种天赋》。但说实话，懂得一个道理，并不代表就能把这件事做好。

南方人物周刊：乒乓球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项目，职业运动员也始终处在注视之下。你之前提到国家一队队内大循环比赛的残酷，你怎么适应这些的？

朱雨玲：我之前没有经历过这种高强度的竞争。突然被放进那样的环境，为了从竞争中脱颖而出，很多时候不想上也得上。

尤其是大循环比赛，不管前面打得好还是不好，都要从第一场打到最后一场。一场打好了，下一场不能骄傲；打不好，又要迅速调整，避免连续输球。所以大循环既折磨人，也特别锻炼人。能够从中脱颖而出，本身就是综合能力的体现。

我记得第一次参加成人国际公开赛（注：2010年日本公开赛对阵日本选手福原爱）时，场馆里坐满了人。我一走进去就手足无措，感觉走路都要顺拐了。我只能告诉自己：他们肯定不是来看我的，我就是一个“小透明”，打好自己的球就行了。

不管输赢，我只想赶紧打完，离开那个空间，结果反而以4比0赢了。那次以后，我就告诉自己：这么多人看着，你也可以完成比赛；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的场面，就有经验了。我好像心里住着一个老师，不停地跟自己对话。

南方人物周刊：外界对你的评价，总绕不开“稳定”“关键分不够主动”等说法，你觉得“稳定”是不是被误解了？

朱雨玲：很多时候，外界看到的只是表象。比如同样是防守，你可能会觉得我是因为害怕，不敢进攻。但对我来说，有时候那是一种策略——我在通过防守寻找机会，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这两种情况表面看起来一样，本质却不同：一种是因为恐惧而退缩，一种是有意识地判断和控制节奏。可能大家更容易被进攻、对抗这些直观的东西吸引，而我有时候打的是一些不那么直观的东西。具体情况外界不太容易感受到，但我自己很清楚，什么时候是主动选择，什么时候是被动应对。

南方人物周刊：复出后，你觉得自己在打法上有什么变化？

朱雨玲：很多教练和朋友都会问我，你是怎么练的，为什么现在还能恢复到这样的水平。我常说，不要忘了，我不是从零开始。人生没有哪段路是白走的。可能我运气很好，现在还能把六年前存下的“钱”拿出来用。

球路上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大家也都在变，这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我尽可能地改变，但本质不会变，就像苹果不可能变成葡萄。我只能从一颗苹果，变成一颗更成熟、更甜的苹果。

对我来说，更大的变化在于怎么看待比赛。我会更主动地思考：在一场比赛里，应该怎样定位自己，我的主要目标是什么。这是现在的我和六年前最大的不同。

2026年1月12日，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多哈冠军赛女子单打决赛中，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右）以4比2战胜中国选手陈幸同，夺得冠军（新华社/图）

补拼图

南方人物周刊：你说离开原来的环境后，才发现原来的世界是“有围墙的”。走出那堵墙，过去那些目标会觉得有些虚无吗？

朱雨玲：不会。在乒乓球的领域里，我们一直在往金字塔尖走，目标非常明确。但离开以后，我突然没有了一套价值体系来判断自己处在什么位置。我可以接受自己从金字塔尖往下掉，但不能接受自己变成一个“零”——不知道那个黑洞到底有多深、什么时候才能停止下坠。

后来做研究时，我才知道这叫身份落差感。很多常年生活在竞技体育系统里的运动员，进入社会后都会经历这样的落差，只是有的人过渡得比较顺利，有的人走得比较艰难。

南方人物周刊：读博、当老师，帮你补上了知识和认知层面的拼图。这些年在补拼图的过程中，你最满意的是哪一块？现在还觉得自己缺什么？

朱雨玲：我最满意的是自己的生活能力。我不知道会看导航算不算一种能力，但我几乎不会走丢。哪怕第一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也可以根据导航准确找到路线。如果是去过的地方，我会把换乘地点、站台和路线存进脑子里。第二天如果有人走同样的路，我可以通过电话告诉他怎么走。

我缺的东西也还很多，比如管理能力和判断能力。现在我自己组建团队，需要处理的问题越来越多。到了陌生的地方，要先解决生活和训练的问题，再考虑怎样让团队拧成一股绳。团队遇到突发状况，我也要第一个站出来解决。我通常是在一件具体的事情里发现自己缺了哪块拼图，再问自己：这个能力能不能学，怎样把它补上。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底层的自信，我会觉得，事情落到我头上，总能找到办法。如果自己解决不了，也会想办法找到能解决它的人。这是我这两年才发现的另一面：原来有些时候，我挺迎难而上的。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博士论文研究精英运动员的转型。访谈了不同项目、年龄和背景的运动员后，你有哪些新发现？

朱雨玲：刚开始访谈时，每接触一位运动员，就像读一本新书。我会从他的成长经历开始，一层层了解他为什么退役，又为什么选择后来的道路。但读到第二、第三本“书”时，我渐渐发现很多东西是相似的——不管从事什么项目，运动员转型的节点往往离不开身体或家庭原因，或者到了一个大家认为“应该退役、转型”的时候。也有人因为遇到贵人，获得了新的社会资源，进入另一个领域。真正提前主动规划转型的人并不多。

这里面有一个矛盾：一个人能够成为奥运冠军或世界冠军，意味着他已经把大量时间、精力和资源集中在一个项目上，才走到了金字塔尖。正因如此，当他离开原来的项目时，可能会发现自己的专项技能只能在特定环境中使用。过去投入得越彻底，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时可能越困难。

运动员离开赛场以后能够带走的，不只是某项运动技能。我更想知道的是，一个人为什么能够从零开始，把一项技能练到世界第一。他一定具备一些特质，比如规划和执行能力、抗压能力和韧性。这些能力不只属于赛场，也可以被带到其他职业和生活中。

许多运动员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意识到这些能力，也不知道怎样把它们转化到新的领域。我们会觉得自己会的只是打球，一旦离开球台，就不知道应该怎样评价自己。

南方人物周刊：作为研究者，你怎么看自己这个样本？

朱雨玲：从研究角度看，我的经历比较特殊。最初，我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转型计划，而是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事情离开赛场。后来我去读书、做老师，接触其他领域，又回到职业赛场。这是一种混合的转型方式，非常少见，我也没有找到可以完全参照的样本。

我现在仍然处在转型的过程中。重新回来，并不意味着又变回从前那个运动员。我是带着这些年补上的东西，重新站在球场上。

寻找自己

南方人物周刊：（3月）你重新回到世界前列，却无法参加奥运会。你觉得遗憾吗？

朱雨玲：从遗憾的角度看，乒乓球运动员朱雨玲没有参加奥运会，是她职业生涯最大的遗憾。但如果把“乒乓球运动员”几个字去掉，我人生中比这更遗憾的事情还有很多，奥运会又算什么呢。（笑）

南方人物周刊：在探索自我的过程中，你有过自怜的情绪吗？现在怎么面对和消化负面情绪？

朱雨玲：如果说没有，肯定是骗你的。人有负面情绪很正常。以前我会把自己的情绪锁住，一个不好的念头出现时，我会马上分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怎样才能让它消失？这其实非常累。

我觉得自己这些年成长比较多的地方，是可以接纳自己的好和不好，接纳处在不同情绪中的自己。现在再有不好的念头，我会让它先飘一会儿，不急着定义、干预或制止，让情绪自己流动起来。成长不是让自己不再有负面情绪，而是允许它出现。

南方人物周刊：这些年，你在运动员、老师、博士生等身份之间切换。哪个身份让你更自如？其中有没有一条共通的线索？

朱雨玲：我已经在这些身份之间切换了一段时间，现在能够比较从容地应对了。

刚开始，确实会有种“开关”没有拨对的感觉，也会自问：现在打开的是运动员的开关，还是老师的开关？因为场景、环境和面对的人群完全不同，大家对我的要求不同，我对自己的期待也不同。在这些身份之间来回穿梭，有时会有些混乱，甚至会想：我现在到底是谁？

要问哪个更自如，运动员当然是我最有自信的一项职业。但从容，更多来自切换本身。我读书、教学、打比赛，其实都是在寻找自己。我的主线一直是认识自己。

（感谢王焕熔协助约访；实习记者叶蔚宗对本文亦有贡献；应受访者要求，孟岩、陈诚为化名。）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王佳薇

责编 陈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