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印尼华人朋友，如果有的话，你可能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们明明长着一张很典型的华人脸，名字却完全不像华人。

包括一些名人也是如此，比如印尼华裔银行家、超级富豪林绍良，他在印尼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Sudono Salim苏多诺.沙林；政治活动家林绵基，后来则改名叫Jusuf Wanandi尤素夫·瓦南迪。

1967年以后，印尼还曾经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华人改名潮。

但了解那段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些华人并不是自愿改名的。在苏哈托统治时期，印尼颁布过多项法令，强迫印尼华人放弃中文姓名，改用印尼本土化拼写或姓氏，就是其中之一。

那时候，大批印尼的中文学校也被关闭，中文出版物和汉字受到严格限制，就连春节、祭祖等大型文化活动，也被要求尽量关起门来进行。1998年的黑色五月暴动，更是无数印尼华人的噩梦。

在雅加达，暴徒穿着军靴被军用卡车运送到华人区，他们高呼「宰了中国人，烧死他们！」然后开始抢劫商店和市场，无数华裔妇女被侮辱。

可令人费解的是，印尼华人并不是在那几十年里，才突然到来的新移民，早在荷兰殖民者控制这片土地以前，华商其实就已经在此活跃了。

几百年过去，他们在这里扎根、工作、结婚、抚育下一代，早已把印尼当做了自己的祖国，很多印尼华裔甚至一辈子都没去过中国，却始终摆脱不了一个尴尬的身份——「外人」。

那么，华人在印尼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地成为被排斥和仇恨的对象呢？今天，我们来聊聊印尼排华背后的残酷真相。

被制造出来的「外人」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由上万座岛屿组成的巨大群岛国，陆地面积约190.4万平方公里，海洋面积约316.6万平方千米，拥有1300多个正式记录的族群，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和著名的多元文化之国。

在印尼的所有族群中，人口最多的是爪哇族，占到了大约45%的比例，其次还有巽他族、马来族、巴塔克族等等。

而关于宗教信仰，有一个很反常识的点是，印度尼西亚其实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86%以上的印尼人都信仰伊斯兰教，穆斯林人数超过2.3亿。

在复杂的人口构成中，华裔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族群。在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自我认同为华人的人口只占全国约1.2%。不过人少归人少，他们来到这片土地的时间却非常早。

至少从宋元时期开始，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人就已经开始频繁往来于南海与印尼群岛之间。

到了15世纪初，跟随郑和下西洋的翻译官马欢在其著作《瀛涯胜览》中记载，当时爪哇北部的港口城市里，已经生活着不少来自广东、漳州、泉州等地的华人。

而爪哇岛是印度尼西亚的第五大岛。生活在那里的华人一部分逐渐在当地定居，与本地人通婚，慢慢形成了后来的土生华人。

到了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攻占了爪哇岛上的雅加达旧城，并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全新的城市---巴达维亚，但爪哇本地的居民不愿为荷兰人做工，荷兰人就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已经在南洋各港口扎根的华人。

在荷兰殖民者眼中，华人是巴达维亚最需要的理想居民，他们拥有建筑、木工、锻造、制砖等城市建设最急需的手艺，同时控制着从中国东南沿海到爪哇的贸易网络。

而且当时华人已经在巴达维亚附近聚集了一定的规模，于是荷兰殖民者开始用各种政策利好吸引更多的华人来此定居，承诺保护华商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免除部分税收，甚至还派出武装船只拦截前往爪哇岛最西部万丹省的中国商船，迫使它们改变航向，停靠巴达维亚。

此后不久，巴达维亚的华人社区便开始成型。

一般来说，一个族群在当地生活得越久、与本地人通婚越多，身份的界线就会越来越模糊。

可印尼华人的处境却十分另类：他们明明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却一直需要反复证明自己并非华人，而是「真正的印尼人」。

尤其是我们开头说到的，到了20世纪后半叶，一些华人家庭甚至不再主动教孩子中文，因为对于下一代来说，想要在这个社会里存活下来，最安全的办法似乎就是尽量淡化自己的华人特征。

历史上，印尼发生过多次严重的排华事件，华人的商店、住宅和社区曾经反复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最早的一次，可以追溯到1740年的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的雅加达。

随着华人数量的迅速增长，荷兰人的态度开始变得复杂。他们一面需要华人帮他们建设城市、维持贸易，另一面又害怕华人人数太多，太精明，有一天反客为主。

17世纪20年代，巴达维亚城内的华人已逾千人，而欧洲居民不过数百，到了17世纪80年代，华人人口已超过3100人。

人数上的悬殊差距，让荷兰殖民者产生了一种深深的焦虑：这些华人会不会在某一天叛乱？

而且不得不说，华人真的头脑灵活，又吃苦耐劳。到17世纪中叶，巴达维亚的华人不仅负责城防工事的修筑、房屋的建造，农业、渔业、手工业、制造业和零售业也都被华商包揽了。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华侨潘明岩在巴达维亚设立糖厂，开创了印尼制糖业的先河。到1710年，华人糖厂高达125家。

当时印尼记录在案的糖厂有130家，除一家是官办外，荷兰人的糖厂只有4家。华人制糖厂的产品不但出口东南亚各国及欧洲，甚至还打入了蔗糖的故乡--印度市场。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法国在马提尼克、圣多明哥，以及英国在加勒比海殖民地的制糖业迅速崛起，蔗糖产量暴增，对全球市场造成了冲击，严重挤压了巴达维亚蔗糖的利润与销路。

再加上，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巴达维亚华人种植园主的压榨，比如苛捐杂税，压低收购价格等等。

不少糖厂和种植园利润枯竭、难以为继，巴达维亚的制糖业陷入衰退，原本被殖民者主动吸引来的华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失业人口和管理者眼中的治安威胁。

殖民政府随即开始收紧政策，宣布华人必须证明自己「有用」，才能领取居留准许证，否则一概遣返。而被遣返的人，大多不是被送回中国，而是被送往锡兰（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等其他殖民地充当劳工。

更荒唐的是，因为当时警方抓到过一些穿黑衣黑裤的盗匪，而这种装束在华人中又十分常见，荷兰殖民当局甚至直接宣布：凡是看到穿黑衣黑裤的人，一律捉拿。

大批华人受到无辜的牵连，华人与荷兰殖民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一时间，巴达维亚的监狱里挤满了等待处置的华人。更可怕的是，华人社区里开始流传一种传言，说那些名义上被送往锡兰的人，根本到不了目的地，他们会在航行途中被直接扔进海里，恐慌也因此迅速蔓延。

越来越多的华人逃出巴达维亚，城外失去工作的华工和糖厂工人开始聚集起来。他们推选黄班当首领，准备反击自卫。

然而，一名叫林楚的华侨当了叛徒，向殖民当局告了密。1740年10月，双方的冲突终于失控。

10月7日，一批华人武装队伍袭击了荷兰殖民军的据点，造成大约50名荷兰士兵死亡。对于本来就怀疑华人准备造反的殖民政府来说，这场冲突立刻被定义为了叛乱。

荷兰人随即关闭城门，对城内华人实行宵禁，并下令收缴武器。到了10月9日，荷兰军队开始向华人聚居的房屋开炮，一排排房屋燃烧起来。

很快，杀戮变成了针对城内普通华人的大规模清洗式屠杀。

士兵和其他武装人员沿着街道一家一家搜过去，闯进华人的住宅，杀人之后抢走财物，再把房屋点燃，就连躺在医院里的病人和已经关在监狱里的华人囚犯同样遭到杀害。

史料估计，大约一万人因此死亡。因为巴达维亚城西的红溪一带是杀戮和抛尸的主要地点之一，这场灾难就被称为「红溪惨案」。

红溪惨案发生后，荷兰殖民政府并没有因此取消对华人的种族隔离，反而决定把幸存者集中迁到城墙之外的指定区域，以便管理。

这个区域后来逐渐发展成了新的华人聚居区，也就是今天雅加达著名的Glodok唐人街。与世界上其他唐人街自主聚集的特点不同，这个最惨唐人街是被「隔」出来的。

除此之外，荷兰殖民者还给印尼华人的身份和处境，埋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雷。当时他们曾经按照种族划分社会等级：欧洲人位于上层，包括华人在内的「东方外侨」处在中间，本地原住民则处在最低的位置。

华人也因此被殖民政府逐渐塑造成一个特殊的经济中间阶层，广泛从事税收承包、商业和零售贸易等行业，成为殖民统治与本地经济之间的中间人。

于是普通原住民每天遇到的收税者、商人和债主，往往就是一张华人的脸，而真正掌握殖民权力的荷兰人反而躲在后面。荷兰人后来离开了印尼，可这种刻板印象却没有消失。

1959年，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颁布第10号总统条例，禁止外国人在乡村地区经营零售贸易。表面上针对的是「外国人」，但当时大量乡村零售商，恰好都是仍然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人。

政策开始执行以后，一些地方出现了强制停业、搬迁，部分地方军警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借机扩大政策执行范围，断水断电、甚至暴力逼迁。

50多万华侨失去生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印尼与中国之间也因此产生了严重的外交摩擦。

到了1965年，华人被驱逐的理由又变了。

当年印尼发生了「九三〇政变」，时任总统苏加诺倾向共产主义阵营，也在国内大肆发展共产党员，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当时印尼共产党是仅次于中共和苏共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

但印尼共产党却不拥有军队，军方大体反共，只有少数中层军官亲共，苏加诺的卫队长翁东就是亲共军官的代表。

1965 年，苏加诺因肾病，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翁东担心苏加诺去世后军队会被反共阵营掌控，于是决定先发制人采取行动。

9月30日晚间，他与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共同密谋绑架并杀害了六名高级将领。但这场政变很快被苏哈托少将平定，此后苏哈托在全国范围内策动了一场反共大清洗。

这里必须说明，当时印尼全国范围内遭到杀害的大多数人并不是华人，因此不能把1965年的大清洗称为一次「排华大屠杀」。

但与此同时，由于当时中国与印尼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极其紧密，对于一个普通华人来说，他本人是不是党员、认不认识共产党人，很多时候已经不重要了

只要长着华人的脸，或者家里还保留中国文化，就可能被怀疑「亲共」、「亲中国」、「不忠于印尼」，一些地区因此出现了明确针对华人的暴力与杀戮。

在1965年-1966年的印尼大屠杀中，究竟有多少人被杀人，历史学界并没有一个定论，但普遍估计在50万至100万人之间。

1967年3月，权力被架空的苏加诺被迫辞职，苏哈托接任总统。再往后，这种对华人的排斥又从政治清洗，慢慢变成了持续几十年的国家政策，各类反华冲突从没有真正停止过。

1967年，刚上台的苏哈托，颁布了第14号总统指令，全面禁止在公共场所进行任何与中华文化、传统节日相关的庆祝和祭祀活动。

之后，印尼政府基本不再批准新的华人移民入境，也不允许华侨华裔回中国大陆探亲旅游，强制改名也是在那一时期颁布的政令。

再后来，1994年的棉兰、1996年的打横等地，都出现过排华骚乱。每一次的导火索可能是劳资矛盾，可能是宗教冲突，有时候起因甚至只是某一桩普通刑事案件。可骚乱一旦扩大，华人就很容易成为攻击目标。

直到1997年，一场足以摧毁整个国家经济的金融风暴到来。而这一次，印尼华人身上又多了一个更加致命的特征——「太有钱」。

过去几百年积累下来的外来者标签，与一场全国性的经济危机，产生了碰撞与化学反应，于是那些原本分散的排华情绪，最终在1998年5月，集中爆发成了印尼现代史上最著名的一场反华暴力灾难。

黑色五月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全球投资者看好亚洲经济的高速增长，大量国际资本开始涌入东亚和东南亚。

到了1996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中，近一半都进入了亚洲，规模接近1000亿美元。

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韩国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经历8%至12%的高GDP增长，被称为「亚洲经济奇迹」。为了支持高速发展，这些国家的政府放开资本管制，任凭外资涌入房地产和股市，形成了严重的资产泡沫。

90年代中期，开始有经济学家质疑，这些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实际生产率根本不如账面，经济增长就是资本涌入带来的表面繁荣。

97年前后，一些国际资本认为泰铢被严重高估，开始大规模做空泰铢。泰铢长期实行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汇率虚高，泰国央行为维护固定汇率，动用大量外汇储备在市场上买进泰铢。

97年6月底，泰国的外汇储备已见底，无力再干预市场，只能宣布放弃。

1997年7月2日，泰国央行宣布放弃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改实行浮动汇率制，导致泰铢暴跌20%，标志着亚洲金融危机的正式爆发。

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尼盾、马来西亚令吉也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令吉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

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

此前有大量印尼企业和银行借入美元外债，截止到1997年6月底，印尼外债约 1400亿美元，其中约 330亿美元是短期债务，平时印尼盾汇率稳定的时候，按期偿还债务不成问题，可当印尼盾开始暴跌后，原本偿还1美元需要2400印尼盾（1997年中），半年后（1998年初），偿还1美元突然需要17000印尼盾了，这搁那个企业身上也受不了了。

而且印尼银行体系本身就存在监管薄弱、关联贷款严重、违规放贷等问题，企业还不起债，银行坏账率又暴增，银行出问题以后，储户又开始担心自己的钱取不出来，于是纷纷跑去挤兑。

外国投资者看到局势越来越糟，又更加疯狂地撤走美元，印尼盾进而继续下跌。

一场典型的恶性循环就这样开始了，到1998年，印尼经济最终萎缩超过13%，大量企业破产，无数工人失去工作。

印尼政府只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救，并承诺关闭问题银行、整顿金融体系、取消垄断。

1998年1月，苏哈托签署改革协议时，时任IMF总裁就双手交叉放于胸前，看着苏哈托签字，这个镜头后来成为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名场面之一。

对于印尼人来说，这种妥协无疑是屈辱的。

一个好好发展了30年的国家，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呢？眼看食物短缺、失业率飙升、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不满的印尼人民终于忍无可忍，1998年5月12日，特里萨克蒂大学的学生走上街头，要求已经执政32年的苏哈托下台。

示威过程中，4名学生遭到枪击死亡，消息迅速传遍整个雅加达，本来已经因为失业、物价和经济危机高度紧张的社会，终于彻底爆炸。

从5月13日开始，雅加达大面积陷入混乱，商场、店铺和住宅遭到抢劫和纵火，暴力随后又蔓延到其他地区。

为了帮苏哈托脱罪，军官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开始转移矛盾。听到普拉博沃这个名字，相信很多人都感到熟悉，没错，他就是现任印尼总统。

而在当年，他也不是个普通军官。他既是苏哈托的女婿，又担任陆军战略预备部队司令。

在那场由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中，普拉博沃公开把矛头指向了将财富转移到海外的富商，称他们是背叛国家的人。而在当时的政治语境里，这种说法很容易与华人财团联系在一起。

网上曾经流行过一句话，说「华人只占印尼人口的3%左右，却控制了全国70%、甚至80%的经济财富。」这个数字听起来特别震撼，但真正追查起来，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统一可靠的统计口径。

到了1998年5月，雅加达街头暴动的目标开始转向华人经营的店铺，甚至是华人住宅区，一些地区的军警即便目击了一切，也完全不阻止。

当月，印尼各地总共发生5000多起暴徒欺辱华裔妇女的惨案，就像视频开头所说的那样，一些暴徒甚至是穿着军靴，被军用卡车运送到华人区的，他们高喊着「宰了中国人」，然后开始烧杀抢掠。

有幸存者后来回忆说，当时无论是给警方、武装部队，还是给救火队、救护车打电话，他们都不肯来救援。

也有人回忆称，当时不少雅加达店铺会在卷帘门和门前木板上写下「Milik Pribumi」，意思「本地人所有」，有的甚至特意写成「穆斯林本地人所有」。

因为暴徒经过的时候，会根据这些标记判断哪些店可以放过、哪些店可以抢。

5月21日，也就是黑色五月暴动发生后不到十天，统治了印尼32年的苏哈托终于宣布辞职，副总统哈比比接任总统。

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可对于遭遇排挤的华人来说，他们的生活环境并没有改变，很多家庭因此选择离开了印尼。

而苏哈托下台以后，哈比比政府成立了真相调查联合小组（TGPF）来清查五月暴动发生的前因后果，调查过程中，一个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

金融危机和推翻苏哈托统治的这把火究竟是怎么烧到华人身上的？暴力排华事件发生时，为什么军警明明就在附近，却迟迟没有行动？

调查小组后来发现，很多地方的暴动都存在着一种十分相似的过程。

先是出现谣言，随后有人聚集群众，再有煽动者介入，将人群引向特定目标，最后演变成大规模的破坏、抢劫和纵火。

调查组因此认为，五月骚乱中存在组织煽动的迹象，而军方在骚乱中的表现也存在严重问题。那么，究竟是谁在背后推动了这些骚乱？

舆论普遍认为，最可能的嫌疑人正是当时掌握近3万名精锐主战部队的普拉博沃，他可以借此削弱竞争对手、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将军的权力，并迫使他的岳父苏哈托任命他为武装部队总司令。

作为苏哈托的女婿，普拉博沃一直渴望有一天能接手岳父的权力和地位，为此他曾毫不犹豫地动员坦克、铁丝网以及携带自动步枪的士兵，在雅加达的主要道路上设置路障；更不惜迫害民主派人士，他也因为其侵害人权的行为，被美国政府列入禁止入境的黑名单。

只是苏哈托的下台也让普拉博沃的梦想破碎，在苏哈托辞职第二天，普拉博沃就被解除了司令职务，并在几个月后离开军队。他与苏哈托二女儿长达15年的婚姻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此后，普拉博沃前往中东的约旦「自我流亡」。他投奔了昔日战友，随后又与弟弟共同经商，为未来的政治选举积累了丰厚的资本，曾被媒体称为「最有钱的总统候选人」。

2008年，普拉博沃回到印尼，创立了大印尼行动党。从2014年起，普拉博沃一共经历了3次总统大选，前两次都败给了佐科.维多多，第三次终于胜出，于2024年10月正式宣誓就职。

成为总统后，普拉博沃极力延续佐科时期的对华友好政策，多次访华，并强调将继续深化中印尼友好合作。

面对国际上对其在「黑色五月」中的所作所为的指责时，普拉博沃解释称，1998年的很多罪名都是别人故意扣到自己头上的。

2000年接受《Asiaweek》采访时，他公开否认自己是五月骚乱的幕后人物，坚称自己只是听从上级命令、效忠国家的军人，是当时有某个集团想把他变成「替罪羊」。

的确，「替罪羊」这三个字出现在这场悲剧中太合适不过了，但我说的「合适」是针对那些被无辜殃及的华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