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绎夏商：王朝中国的开端

编者按：夏商两代，是中国“王朝时代”的起点，孕育了最早的礼乐体系，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配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武汉主场活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推出重磅特展“寻绎夏商”，集结全国35家文博机构163件（套）珍贵文物。今日，《中国日报》刊发报道《Journey through the birth of dynastic China（寻绎夏商：王朝中国的开端）》，聚焦本次特展。带领读者穿越三千年，对话甲骨青铜，深度解读夏商王朝如何依托礼乐制度与青铜文明辐射四方、经略疆域，感受中华文明包容开放、生生不息的深厚生命力。

三千多年前一个寻常时日，一位占卜者向神明叩问：是否不会下雨？

答案藏于龟甲灼烧出的裂纹之中。

彼时华夏大地气候较今日更为温润丰沛，雨水充沛、沃土千里。但这片卜骨上镌刻的“不雨”之问，道破了王朝深处的生存焦虑。

对商王朝（约公元前16至前11世纪）统治者而言，农耕是立国之本。旱涝皆可引发饥荒、动荡，乃至王朝倾覆。

数千年后，这片卜骨残片被发掘出土，如今静静陈列于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的展柜内，成为本年度国内重磅考古特展的展品之一。

这场名为“寻绎夏商”的特展，是为配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而启幕。本次展览汇聚全国35家文博单位，共计163件（套）文物，串联起中国最早两大王朝——夏（约公元前21至前16世纪）与商的文明脉络：两大王朝在广袤疆域内交流互鉴、融合共生，构筑起绵延不绝中华文明的根基。本次展期将持续至10月18日。

展览所在地本身就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夏、商两朝的统治核心均位于黄河流域腹地的今河南省。盘龙城曾是夏商时期一座繁华城邑，却并不坐落于上述核心区域，而是地处数百公里以南的长江沿岸。

然而，此地出土的青铜器，却与北方王都中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盘龙城发现的青铜器，在器型和纹饰上都与中原地区保持一致，”本次展览策展人宋若虹表示，“这说明它受到了商都的直接辐射，甚至可能是直接管辖。”

在她看来，盘龙城代表了中国早期国家治理的一种模式：政治中心通过区域据点向外延伸权力。

展览依循这一文明发展逻辑分为三大单元：王朝之基、礼乐之源和四方之枢，勾勒出权力构建的轨迹。

第一单元：王朝之基

入口处陈列着一块陶土板瓦和一段陶排水管，看似朴素，却意蕴深远：至夏商时期，中国已拥有先进的建筑营造技术和水利管理系统。

彼时农耕技术也日趋精进，展厅展出碳化农作物种子、伐木青铜锛和翻土青铜铲，都是那段历史的见证。

这些是生存的工具，但生存本身正走向组织化。彼时，手工业生产已开始从家庭作坊转向由王室或贵族控制的集中化产业。劳动分工日益细化，地区间的依赖逐步加深。

青铜铸造工艺的演变，直观印证了这一发展进程。展中一件河南安阳出土的青铜鼎，采用浑铸法一次浇铸成型，器身清晰留存铸模合范痕迹；一旁盘龙城出土的青铜簋，则运用工艺更为复杂的分铸法，先分体铸造、再拼接组装。

“分铸法的出现，为后世青铜文明鼎盛奠定了技术基础，若无这项工艺，便不会诞生体量宏大、纹饰繁复的青铜重器。”宋若虹解释道，有学者甚至提出，商代青铜作坊已初具流水线式规模化生产雏形。

第二单元：礼乐之源

展厅中央，陈列着被考古学家称为“华夏第一鼎”的网格纹铜鼎，出土于通常被认为与夏都有关的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青铜鼎。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迄今出土最小青铜鼎，通高仅5.1厘米、重50克，出土于孩童墓葬，器身带精巧器盖。考古学者推测，这件微型铜鼎或是古代孩童玩具，亦或是父母寄托哀思的丧葬明器。

展厅内另有一件武丁时期战将“亚长”青铜觥，为商代盛酒礼器。器身浮雕一大一小双象依偎纹样，大象护佑小象的温情图景，在商代青铜器中极为罕见。

这一单元并非只有青铜器物：一件大汶口遗址出土大型陶尊，形制与同期青铜礼器高度相仿。

“如果无法获得青铜，人们就用其他材料去模仿，”宋若虹说，“他们仍然在努力向王都的审美和权威靠拢。”

至此，礼乐制度已然成为王权的具象载体，也引出展览核心议题：夏商两大王朝，如何将统治秩序铺展至辽阔疆域？

第三单元：四方之枢

宋若虹认为，如果地方精英使用与中央相同的礼器，就意味着他们接受了同一种等级秩序。权力，正是这样传播开去的。

本单元人气最高的展品，是山西博物院藏商代兽面纹青铜簋。器身兽面五官棱角分明，器底铸有似马似鹿的神秘走兽纹样，考古学家认为，这可能代表了商代活跃于山西的“丙”族图腾。

“山西当时地处边陲，”宋若虹说，“部分地区虽受商朝控制，但也邻近敌对的草原族群。‘丙’族似乎与商王保持着友好关系，很可能是代商王朝在此镇守。”

然而至商代晚期，随着王权衰落，这一秩序开始松动。南方地区的青铜器逐渐发展出自身的地域风格。

展览以长江流域的文物收尾，其中有极具辨识度的三星堆青铜人面具。器物虽沿用商代铸铜工艺，但造型风格已与中原器物迥然不同。

“到那时，商王朝就不再设置盘龙城这样的地方政治军事中心，而是转而通过技术、资源和贸易等与长江流域保持长期联系。”宋若虹介绍道。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建看来，青铜器本身揭示了统治的深层逻辑。

“王朝通过承载于青铜礼器的仪式来维系权威，”他说，“这便是政治合法性的根基。”

山东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杨海燕表示，此次展览为夏商文明的成形提供了一幅难得的地图。她所在的博物馆为本次展览出借出两件一级文物。

她认为，东部地区成熟的陶器和玉器工艺，持续向外辐射影响四方，不同地域文明持续交融、物料互通、信仰互鉴，方才造就华夏早期文明的璀璨辉煌。

在策展人宋若虹眼中，夏商铸就的礼乐秩序与政治层级制度，深刻影响了此后数千年中国历代王朝。权力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共同的符号、青铜礼器和信仰体系，将边缘纳入中心，并向外延展，生生不息。

报道原文链接：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2606/30/WS6a4211dfa310986e2b46275f.html

（中国日报 记者：白书好 周荔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