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9】鲁迅之死

这位先生

我们从小都熟悉

但包括我在内

很长时间

不知道他是怎么去世的

【今日由头】

1936年10月19日

鲁迅去世

1

1936年10月8日的那天，鲁迅出了一次门。

他要去参观全国第二回木刻流动展览会。这个展览会从广州一直巡展到了上海，10月8日是展会的最后一天。

展会的举办地点是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九楼（今上海黄浦区八仙桥一带），而鲁迅住的地方是虹口区施高塔路（现虹口区山阴路）上的大陆新村——当时即便搭乘一段电车，单程也要耗时一个小时以上。

但鲁迅坚持要去。

一是因为木刻艺术一直是他大力推崇和支持的，二是因为这次展览的主题主要围绕中国的底层苦难、救亡抗日、反帝反封建，比如有《九一八之回忆》、《救亡运动》、《铁蹄下》这些作品。

青年木刻艺术家白危，记录下了那天鲁迅的穿着：

“他穿了惯常穿着的蓝长衫，料子虽然是哔叽呢，但已经褪色；看上去只剩了四成新，或者也许因为少洗的缘故，衫襟和袖口都染上了污迹。一顶咖啡色的呢帽，至少也用过十年，却还折叠得非常古怪，歪歪斜斜地戴在头上。”

鲁迅一露面，立刻就被青年木刻家们围住。

除了想听听他对参展作品的意见，大家也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大家都知道，鲁迅这段时间的身体非常不好。

“不好，不好。今年九个月中，足足大病了六个月。”

鲁迅一边回答，一边还带着咳嗽：

“害肺病真没办法，要是我年轻倒还有法子想……”

大家都劝鲁迅还是要休养，但他却一口否决：

“嗬，我是不能休养的。我怎么能够休养呢？像我这种人是无法休养的。”

那天，有个24岁的年轻摄影爱好者在现场，他兴奋又紧张地举起相机，拍下了鲁迅坐在藤椅上，被青年们围着笑谈的画面。

鲁迅当时在现场的照片

这个摄影爱好者，笔名叫沙飞，后来奔赴抗日前线，成了著名的八路军战地摄影记者。

那是他第一次拍到鲁迅的现场照片。

他不知道的是，那也是最后一次。

2

从1936年的年头开始，55岁的鲁迅身体状况就迅速恶化了。

1月份的时候，鲁迅的肩膀和胸口开始剧痛；3月初，忽然气喘大作；5月中旬开始，经常高烧不退。

鲁迅青年时期就得过肺病，牙齿也差——他的日记里经常有关于看完牙医回家路上顺道买糖吃的记录——50岁不到就换了全口的假牙。

进入1936年后，他的食量已不到正常人的一半，这一年的春天，他的体重掉到了38公斤。

这张照片摄于1936年3月23日，此时鲁迅的身体已经出了大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友人们甚至比他自己还急。

1936年5月31日，鲁迅的好友、美国著名左翼女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专门带了一位当时上海最顶尖的美国肺科医生上门，还请茅盾陪同做了翻译。

在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之后，那位叫邓恩的美国医生得出了诊断结果：

鲁迅患有严重的双侧慢性肺结核，而且右侧胸膜腔（肋膜）里有大量积水，长期积水甚至已经压迫得心脏发生了移位。

在这一点上，邓恩非常佩服鲁迅——他认为鲁迅之所以能挺到现在，全靠中国人特有的那种惊人的耐受力与意志力，简直是“最会抵抗疾病的典型中国人”。

所以他面色凝重地说了一句话：

“如果是欧洲人，照这个样子，你五年前就已经死掉了。”

史沫特莱听了这话，当场就哭了。

但鲁迅却笑着说：

“你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但一定没有学过怎么给一个死了五年的人开方治病吧。”

但邓恩说，有办法的。

邓恩的建议是：

第一，鲁迅应该立刻抽掉肋膜里的积水；

第二，立刻停止一切写作与社会活动，离开上海，去气候温和的地方（比如日本或者莫干山），彻底卧床休养至少一年。

鲁迅其实是想听医生建议的。

文艺评论家冯雪峰回忆，有一次他去鲁迅家，看到他的书桌上放着日本的旅游手册，鲁迅对他说：

“只要什么事都不管，玩他一年半载，病就会好得多。”

但鲁迅最终还是没走成。

3

让鲁迅没有去休养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就在邓恩医生建议他旅行之后没多久，鲁迅早年的一个叫李秉中的学生忽然写来一封信——这个学生后来考上了黄埔军校，在国民党军政系统里任职。

李秉中带来了蒋介石的“建议”：请先生“出国休养”。

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如果鲁迅肯离开中国，南京国民政府甚至愿意取消自1930年“自由运动大同盟”以来对鲁迅的通缉令，并愿意资助路费。

鲁迅一下子就恼了。

他这一辈子，最恨被人收买，也从来没有承认过国民党那份所谓的“通缉令”。蒋介石的传话一来，让鲁迅意识到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时候自己去日本休养，那么外界舆论和他的敌人肯定都会说他“向当局妥协了”，甚至是“拿了蒋介石的钱跑了”。

这是他绝对不肯做的事情。

为此，他还拒绝了苏联方面委托中共带来的建议：请他去莫斯科休养。

“本来别人就造谣说我拿卢布，现在更不能去了。”

于是，到了1936年6月5日，鲁迅彻底倒下了。

高烧、剧喘、胸闷，让他连拿毛笔的力气都没有了，以至于从6月6日到6月29日，整整24天，二十多年来雷打不动的日记，他一个字没写。

直到6月30日，死里逃生的鲁迅才用颤抖的手在日记本上补记了一段话：

“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

在鲁迅病重期间，宋庆龄正因盲肠手术住院。史沫特莱到病房告诉她鲁迅病危，宋庆龄要出院去看，被医生和友人死死拦住。她只好请人代笔，给鲁迅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信里说：

“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

鲁迅非常珍视这封信，一直放在身边。

但他却没有听劝。

宋庆龄当时写给鲁迅的手稿

因为也就在这时候，影响他休息的第二件事发生了。

当时以鲁迅为旗帜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内部商议自行解散，准备成立范围更广的文艺界统一战线团体 “中国文艺家协会”，提出了 “国防文学” 的口号，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作家，一致抗日。

对于成立新协会和“国防文学”的初衷和使命，鲁迅其实是赞成的，但当时中共地下党文化方面的一些负责同志，和鲁迅的沟通并不充分，而在对待“左联”的解散程序上，鲁迅有自己的想法，以及他认为“国防文学”这个词有点太宽泛，会有一些问题。

最关键的是，鲁迅不喜欢一些同志在推行“国防文学”时表现出的那种不容商量，甚至会“扣帽子”的工作作风。

鲁迅在和冯雪峰、胡风等人商量之后，提出了另一个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一场中国文坛著名的“两个口号”论争，就此拉开帷幕。

鲁迅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各写各的，为此与周扬等一批人展开了观点争论。而作为旗手，鲁迅拖着病体，写了不少文章。

尤其是回复徐懋庸——这位曾经鲁迅一力托举他成名但现在说鲁迅“病糊涂了”和“破坏统一战线”的“忘年交”——的那封信，鲁迅强撑着发高烧的身体，靠在藤椅上，一笔一划亲自删改冯雪峰根据他口述写成的稿子，足足改了四天四夜，近一万字。

在写完这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之后，鲁迅身体彻底垮了。

1936年9月5日，秋风渐起。

高稍稍烧退去一些的鲁迅，又坐到了书桌前，写了一篇题为《死》的散文。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留下了七条遗言：

1、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2、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3、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4、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5、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6、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7、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当然，在他这篇文章里，最让后人记住的是那句话——那句讨论欧洲人临死前要宽恕别人的话——作为鲁迅对自己生前敌人和对手的回答：

“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4

但到了十月初，鲁迅的病，似乎大为好转了。

他的体温居然降到了正常值，气喘也平息了不少，精神显得格外亢奋。

但后来有人认为，从现代临床医学看来，这很可能是鲁迅的肺部疾病终末期衰竭前的短暂代偿现象——也就是俗称的“回光返照”。

然而鲁迅以为自己的病真的快好了，于是立刻又投入了高强度的写作和社交——比如10月8日去参加全国木刻展。

10月10日，心情颇好的鲁迅带着许广平和七岁的儿子周海婴，还叫上了三弟周建人的女儿周玛理，四个人一起去上海大戏院看了苏联电影《复仇艳遇》，鲁迅觉得非常好看。

那时他当然不知道，那是他人生看的最后一部电影。

鲁迅、许广平和周海婴

在之后的几天，他开始写回忆自己老师章太炎的文章——后者刚刚在6月14日逝世。这篇题为《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写得断断续续，一直写到16日还没写完。

10月17日，那天天气很冷。

那天上午，鲁迅在书桌前给老友曹靖华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非常乐观：

“此病虽纠缠，但在我之年龄，已不危险，终当有痊可之一日。”

写完信后不久，他就出门了。

因为日本左翼作家鹿地亘正在把鲁迅的杂文翻译成日文，遇到了几处中国典故拿不准，托胡风来请教鲁迅。鲁迅一听，怕胡风中间传话解释不清楚，坚持穿上长衫，和胡风一起去鹿地亘家里当面解答。

鹿地亘住在多伦路，离鲁迅家虽然只是步行距离，但那天秋风刺骨。

在鹿地亘的房间里，冷风从敞开的窗户呼呼往里灌。鹿地亘起身想去关窗，鲁迅却微笑着摆手阻止说：“并不冷。”

三个人聊了一个小时，话题中有不少关于死亡和鬼的讨论，期间鲁迅还非常正经地问鹿地亘：

“你看过了我所写的关于死的文章没有？”

从鹿地亘家里出来，鲁迅谢绝相送，一个人顶着凛冽的秋风，先是去内山书店坐了一会儿，喝了杯茶，然后才自己慢悠悠走回家。

当天晚上，三弟周建人来看他，兄弟两人一直聊到深夜11点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