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抗战史料《日方涉扬文献编译》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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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扬州日报）

昨天，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由扬州市档案馆与广陵区档案馆联合主编的“扬州抗战史料汇编之三”《日方涉扬文献编译》正式面世。它收录了1938年至1943年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所作的15篇调查报告、6篇旅行日志，以及《迫击第四大队史》《木更津海军航空队滁州、扬州攻击战斗详报》《从军五十日》等大量日方涉扬原始文献。这些出自侵略者之手的“自供状”，以敌方特有的“冷静”与“细致”，构成了对日本军国主义暴行无可辩驳的铁证。

“学术”外衣下的情报掠夺

东亚同文书院，这所披着“教育”与“学术”外衣的日本专门学校，实质上是培养“中国通”情报人员的间谍机关。从1901年至1945年，该书院每年派遣学生深入中国各地进行“旅行调查”，调查报告一式五份。调查报告中不少项目明确标示为“某某军官委托”，清晰表明了其直接为日军服务的本质。

这些调查报告的“细致”程度令人不寒而栗。扬州的地理方位、河道水系、城门结构、街巷布局、桥梁承载、物资集散、商业行情、人口构成、民情风俗，乃至地方士绅的态度，皆记录详备，巨细靡遗。地图的测绘、照片的拍摄，无不是为了将一座活生生的城市，转化为军事地图上可被分析、可被攻取、可被控制的坐标与数据。

其中，经济调查旨在摸清资源状况以便掠夺——“我军对民族工业的彻底破坏工作，使得农村只能依赖于牛马而生活，使其陷入愈发贫苦的境地”；教育调查则直言“小学的学校数量、学生数量、教师数量，大致恢复至事变前的四分之一”，“各中小学均强制实施日语教育，每周平均开设三至五小时的日语课程”。这些内部报告与同时期日伪公开报道中“江都教育普遍恢复并积极发展”“提倡学日文而不强迫”的谎言形成了鲜明对照，伪善面目暴露无遗。

战火与铁蹄下的扬州

《日方涉扬文献编译》的第二部分，集中呈现了日军攻占扬州及后续军事占领的原始记录。1937年12月14日扬州沦陷后，日军实施“烧杀淫掠”政策，古城陷入空前苦难。《迫击第四大队史》收录的两名日军士兵——冰室正夫与藤井繁的野战日志，从微观层面记录了这场灾难的每一个细节。

日志中，“征发”一词出现得最为频繁。所谓“征发”，即强制征用民众的人力和物资，实为有组织地抢劫、掠夺。“12月15日……一起征发了糯米”，“12月17日……只拿回来两箱烟草和大约二十五个鸡蛋”，“12月21日……杀了牛拿了三条牛腿回来”。士兵甚至坦率承认“征发很好玩，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为了存放抢来的金银细软，日军专门在南河下盐商大宅内用钢筋混凝土修建了金库，其残迹至今仍清晰存于汪鲁门住宅内。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在扬州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行。冰室正夫的日志中两次出现了“野战瓦斯队”一词。迫击大队并非普通炮兵部队，而是定位于使用迫击炮发射毒气弹的野战化学部队。冰室正夫的日志透露，1937年12月14日中午在扬州城外、1938年1月底至2月初在仪征，日军极有可能使用了毒气武器。

慰安所的设立同样触目惊心。从两名士兵的日志中可以看到，扬州的慰安所开设于1938年1月9日，除中国慰安所外，还开设了日本慰安所和朝鲜慰安所，并将“慰安妇”分成不同等级。

经从日军二十二联队队史一书细致梳理，可知是日军第二十二联队田中大队及其小川中队与配属的迫击第四大队第一中队先后侵占了仙女庙及邵伯，从而明确了万福桥惨案、仙女庙惨案的罪魁祸首！

从军作家的“亲善”伪装

日本剧作家岸田国士的《从军五十日》，以140余页的篇幅记录了其1938年10月在扬州的十日见闻。作为日军邀请的从军作家，岸田国士试图将日军官兵描写成“军纪严明”“热忱和善意”的形象，但字里行间仍然泄露了真相。

他写道：宣抚班通知老百姓开会，“哪家不肯来，就说要烧掉哪家的房子”；十二圩日军“会枪击偷盐的百姓，绝不手软”，“杀人是必要行为”；伪县长在会议结束时忘了用日语三呼“万岁”，被宣抚班班长急忙督促补上；学校“必须获得日军许可才能开学，并且很难办理”。在视察日语学校后，岸田国士提出“应在主要都市速设由日本人经营之义务教育机关”，“培养青少年之‘亲日’教养。此项事业，刻不容缓。迟一日则悔一日”——这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通过文化教育实施殖民统治、消解中国青少年民族意识的险恶用心。

《日方涉扬文献编译》编写团队牵头人朱德林介绍，这些史料从2018年起开始搜集，几经周折从日本图书馆馆藏中寻找佐证材料，翻译成中文汇编。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费迅评价该书“实现了突破纯文字叙述的创新，是一部立体的抗战文献”。

《日方涉扬文献编译》的编印面世，让侵略者的“自供状”成为其罪行的铁证。

通讯员 扬档轩 广档轩 记者 姜涛

新媒体编辑 王欢

校对 张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