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的某一天，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一个人点燃了一支雪茄。

烟雾飘过去，旁边的人抬起了头。

就是这么一个动作，牵出了一段持续二十年、涉及数十人、封锁在南长街80号院墙之内的秘密。

六十三年的烟——一个人和一根烟的关系

先说一件小事。

1945年，重庆谈判。

毛泽东坐在谈判桌对面，对面是蒋介石。那时候毛泽东一天能抽五十支烟，烟不离手已经是几十年的习惯了。但那几天，他一支烟都没有点。整场谈判，全程无烟。

不是忘了，是忍住了。

原因只有一个：蒋介石不抽烟，闻不了烟味。后来蒋介石跟身边人说，毛泽东这个人不能小看，他嗜烟如命，但是当着我的面，一支都没有点。此人的克制力，非常人所及。

这件事值得放在开头说，是因为它揭示了毛泽东和香烟之间关系的另一面——他不是不能控制，他是选择了什么时候控制。而在不需要控制的时候，那根烟，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从十八岁抽到八十一岁，烟龄六十三年。

这个数字是有据可查的。中新网、浙江在线等媒体援引多部传记资料均有确认。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里写得直接："毛至少有六十年的抽烟历史，可能任何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都不如毛抽掉的卷烟多。"

这句话不是夸张，是字面意思。

往前追，得追到井冈山时期。那时候毛泽东已经烟不离手，每天通宵工作，烟是提神的唯一手段。周围的人对此没什么意见，反倒是到处给他找烟，因为那年头烟就是刚需，没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结果越供越多，烟瘾越来越大，到了延安时期，写《论持久战》那段时间，一天能抽五六十根，房间里烟雾缭绕，人进去都看不清东西。

那时候抽的还不是什么好烟。边区造的土烟，叶子粗，烟味冲，呛嗓子。没有现成的烟卷，就自己找两张废文件把烟叶一包，点上，照样抽。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吃百家饭，抽百家烟"——缴获什么抽什么，有什么抽什么。

到了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期间，指挥部里每天弥漫着烟雾，作战室的参谋和战士进去都得适应一会儿。周恩来不抽烟，在那个环境里没少受罪，但也没人敢让毛泽东把烟掐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条件好了，烟量却没减，反而多了。

这其实不难理解。战争年代是靠烟提神，和平年代是靠烟思考。毛泽东自己跟保健医生解释过这件事：烟，他吸进去的并不多，大半是在手里燃烧掉的。没有烟在手上，思考问题时总觉得缺了什么。有了烟，就像补上了那个缺口。

这是习惯，也是依赖。

身边的人当然着急。保健医生劝，护士劝，工作人员控制供应数量——什么方法都用过，效果都很有限。 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访，专门提到：医学专家认为，如果斯大林遵照医嘱戒了烟，可能不会死得那么早。这句话让毛泽东听进去了，真的戒了一次。但十个月后，又抽回来了。

劝不掉，戒不住。这几乎是所有接近他的人最后得出的共同结论。

那怎么办？

既然改变不了他抽烟这件事，就只能想办法改变他抽的是什么烟。

什邡的烟叶，贺龙的推荐，李先念的那一根

四川什邡，这个地名在当时并不显眼。

但什邡种烟的历史将近两百年，烟叶质地厚实、油分足、燃烧慢，在全国烟草产区里算是顶尖的那一档。什邡卷烟厂建于1918年，厂子不大，但手艺在行。

最早知道这个厂的中央领导，是贺龙。

从1950年代末开始，什邡卷烟厂就在给贺龙卷制雪茄。 贺龙是有名的烟鬼，对烟的要求也高，什邡的东西他抽着顺，一来二去，厂里有几个卷烟师傅就专门给贺龙做烟，其中一个叫范国荣，后来成了这段历史的核心人物。

事情的转折点出现在1963年前后。

那段时间，毛泽东的咳嗽越来越严重。换季必咳，有时候整夜咳个不停，保健医生检查，发现他的咽喉炎已经相当严重。这和几十年的大量吸烟直接相关，这一点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就是没人能让他把烟放下。

恰在此时，李先念来了。

关于李先念第一次把什邡雪茄带到毛泽东面前这件事，有两个版本在流传。

一个版本更戏剧化，说李先念是故意在会议上点雪茄，引起毛泽东注意，设了一个局，让毛泽东自己开口讨烟。这个版本在网络上流传很广，细节生动，情节饱满。

但查阅人民日报2013年12月的原始报道，记录是这样的：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的会客室开会，坐在旁边的李先念抽着雪茄烟，那天给了主席一根。 这是这段历史最接近一手来源的表述。

但不管过程怎样，结果是清楚的：毛泽东接过那根雪茄，点上，抽了，感觉不一样。

什么地方不一样？入口绵软，烟味不冲，咳嗽少了。

这件事的意义，当时可能没人完全意识到。但它直接触发了接下来一年里的一系列动作。

长城雪茄官方网站的厂史记载，李先念向毛泽东推荐时提到，贺老总抽了这种烟咳嗽明显少了。毛泽东抽完之后既过瘾又不咳嗽，于是对这种雪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四川什邡卷烟厂，从此开始为毛泽东生产特供雪茄。

这就到了1964年。

1964年夏，四川省轻工业厅正式向什邡卷烟厂授命：为中央领导卷制特供烟。 任务是政治任务，规格按最高标准，执行要求是绝对保密。

厂里的党委书记叫来了几个手艺最好、政治最可靠的师傅，其中就包括范国荣。通知下来的方式非常简单：明天休息一天，带上最好的烟叶和洗漱用品，不用带铺盖卷，去成都，完成政治任务。

去了才知道地点是成都罗锅巷的烟麻局。四个月。 四名师傅在那里闷头造烟，每天工作八小时，每人每天生产一到两百支，全程不知道这批烟是给谁的。造完了回去，没多久上面来了通知，说主席试过之后感觉不错，从此开始给主席做雪茄。

范国荣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才意识到，那四个月做的是什么。

任务确定之后，什邡卷烟厂研制了三十五个配方，样品送交北京，由领导人各自选定适合自己口味的型号。其中，毛泽东选定的是2号烟——味道偏淡，粗细如食指，燃烧缓慢，手感扎实。李先念、刘少奇等其他领导人选的是13号，味道相对浓郁。

这两个数字组合在一起，就是后来那个代号的由来——"132"。

"132"——南长街80号的那个院子

先说地理位置。

南长街80号，一座内外套双层四合院，原匈牙利大使旧居。 围墙上拉着电网，门口有士兵站岗。推开门，对面是南长街81号——中南海的大门。

两个门牌号，一墙之隔。

这就是"132小组"的工作地点。

对外有个名称，叫"360信箱"。对内叫"132"——13号烟加2号烟的组合，简单，直接，不解释。

这个小组是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从什邡迁到北京的。

为什么是这个时间节点？原因也直接："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央办公厅决定，为确保主席吸食雪茄的安全，卷制工序必须搬到北京，由中央直接管控。 从生产到运输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在可控范围之内。

于是，1972年，范国荣、黄炳福、姜跃秀三人从什邡迁往北京。黄炳福后来因故返回四川，由刘宗贵接替，"132小组"的核心成员就此固定。加上安保、厨师、司机、锅炉工、文书和学徒，整个院子里大概十三个人。

这十三个人，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

首先，封闭。不能向外打电话，外出要请假，回来要汇报，不准会客。墙上有电网，门口有兵。早上六点二十起床，冬天扫雪，夏天擦灰，晚上九点半睡觉，上下班各做一次工间操。每天有九十分钟学习时间，学毛著，学《反杜林论》。

工作是八小时工作制，但实际上没什么严格的下班时间。

月产量只有十五到二十条。 就这点量，却是全程手工，每一支都要经过选叶、拣叶、浸叶、晾晒、发酵、卷制、检验一整套工序。原材料还是从四川运过来，辅助材料在北京采购，全程由中央办公厅直接监管。

产品出门之前，有专人负责核验，专人配送，从院子到中南海，这段距离，每条烟都是单独运送，全程有记录。

对于这几个从四川来的师傅来说，这份工作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从此和什邡那个烟厂彻底切断。没有家属随行，没有对外通讯，唯一的对话对象就是院子里的十几个人。他们来自同一个厂，说同一种方言，做同一件事，却对外界发生的绝大多数事情一无所知。

换句话说：他们知道自己在为谁做烟，但他们不知道这件事在外面有多秘密。

有一个细节，是范国荣后来回忆时专门提到的。

2号烟原来卷的是一头粗一头细的形状，粗的那头点火，细的那头吸。但小组的工作人员发现，主席手里的雪茄总是抽了三分之一就放下了，而以前从什邡运来的烟，最多只剩五分之一。差距在哪里？那根烟，三分之一之后开始烫手了。

小组连夜开始改良工艺，把2号烟卷成两头一样粗的圆柱形，任意一头都可以点火，任意一头都可以吸。 这个改变，让主席可以把烟抽完——或者至少，不再因为烫手而提前放下。

一个小改动，背后是几个工匠在封闭的院子里，反复试验，反复修改，认真对待一件旁人看起来不值一提的小事。

这就是"132小组"存在的逻辑：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哪怕这件事只是为一个人卷烟。

另一个细节出现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年份。据烟草市场网的记载，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华国锋、李先念、姚依林以及几位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仍然抽着13号雪茄，但绝大部分的中央领导人改抽了别的。特供雪茄的需求锐减，"132"的生产规模开始收缩。

戒烟、1974年，以及"132"的终结

1974年。毛泽东真正开始戒烟。

这不是第一次戒烟，但这一次是真的。

在此之前，他至少有过两次短暂的"戒烟"经历，都没有坚持下来。伏罗希洛夫劝他那次，他忍了十个月，然后又重新点上了。这一次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的身体撑不住了。

晚年的毛泽东，体重持续增加，血压偏高，眼睛患了白内障，最让人揪心的是咳嗽——不是偶尔咳，是持续咳，成了常态。保健医生检查出咽喉炎，同时伴有肺部问题，反复向他陈述吸烟与咽喉炎之间的直接关联，周恩来也参与了劝说。

最终，他同意戒烟。

但戒烟这件事，说起来两个字，做起来完全是另一回事。

六十三年的烟瘾，不是靠意志力一刀切断的。 据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的记载，戒烟初期，每当烟瘾发作，他就抽出一根烟拿在手里，或者摆弄，或者放到鼻子前面使劲闻一闻。有时候闻了又放下，有时候放下了又拿起来，反复几次，最后还是没有点上。

有一次，周恩来去毛泽东的住所，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支烟，只闻不吸，忍得难受，便说：主席，您实在熬不住就抽一根吧。毛泽东听完，把烟放下，说：恩来，我已经戒了，不抽了。

就这么一句话，然后把烟放下。

这段记录出自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是这段历史为数不多有明确来源的细节之一。

从1974年开始，到1976年9月9日去世，毛泽东没有再抽过一支烟。那间曾经烟雾弥漫的书房，最后几年安静下来了。工作人员把烟和烟具放在原处，他有时候走过去，拿起来，闻一闻，放下。

"132小组"在这段时间里并没有立刻停产。

毛泽东戒烟之后，他们还在维持生产——因为其他领导人还在抽13号烟，小组的存在还有意义。但2号烟的产量，已经降到了接近于零。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整个"132"体系的逻辑基础，从这天开始瓦解。核心用户消失了，虽然还有人在抽13号，但那种围绕最高需求建立起来的封闭运作模式，已经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核心。

1976年底，"132小组"停止生产特供烟。

之后，范国荣和其余的师傅们和北京卷烟厂派来的二十多个学徒一起，开始生产"北京牌"雪茄，产品进入市场。从严密封锁的专供生产，到面向公开市场的普通商品，这个转变发生得并不戏剧，只是日子一天一天过，任务一件一件变，然后有一天，那个院子里的生活就结束了。

1984年10月，"132小组"正式宣布解散。

范国荣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进入"132小组"的那段时间，他不知道能对外说什么，也没有想过以后能不能说。他就是做他会做的事，认真做，一支一支地做，从什邡带过来的手艺，在南长街那个院子里用了将近十年。

这是一个普通手艺人面对一段非常不普通的历史经历时，能给出的最朴素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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