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星堆千问千答

考古三星堆：历史真相具有唯一性，所以我把自己的见解称为假说

文｜翁卫和

三星堆究竟留下了一段怎样的历史？

器物出土了，人们的解释却不一样。有人从地方文化谈起，有人从宗教祭祀入手，也有人尝试将它接回古代王统与祖先祭祀的历史。我也一直在做这样的研究。

但我把自己的见解，称为假说。

理由很简单：历史上实际发生过的事，有它确定的过程；我们今天提出的解释，却可能接近它，也可能偏离它。

同一批器物为什么被制作，原来陈设在哪里，供奉的是谁，后来又为什么破碎、焚烧、入坑，这些事情当年各有实际情形。不会因为今天研究者的意见不同，就在过去同时发生几套互不相容的历史。

历史真相具有唯一性。承认这一点，就应当对自己的解释有所约束。

所谓唯一，并不意味着历史只有一个原因、一个参与者。一次毁埋，可能牵涉战争、权力更替、宗庙处置等多重因素。我们要追问的，是这些因素当年究竟怎样发生联系，不能把几种可能随意拼在一起，就算完成了历史还原。

三星堆研究最难的地方，正在这里。

一件青铜人像，可以描述它的形貌、尺寸、铸造工艺，却未必已经知道它代表谁。一个坑，可以辨认堆积次序、器物位置、受火痕迹，却未必已经知道是谁组织了埋藏。器物的形成年代、使用年代和入坑年代，也需要分别研究，再去判断它们之间的关系。

看见了遗存，距离讲清它的历史，还有一段路。

我提出，三星堆坑内部分遗存，可能与尧、舜、禹的祖先崇拜及夏人的王统祭祀有关；这些器物原有的陈设场所，可能具有夏人宗庙“世室”的性质；它们的毁埋，或许可以沿着夏早期王统变故、羿浞之乱的文献线索继续追查。

这是我的研究方向，也是需要接受检验的假说。

这里面每一层判断，都有各自必须回答的问题。

人像形貌与文献记载之间，究竟是有依据的对应，还是外形上的联想？几件器物可以作这样的解释，整组器物能否互相支持？宗庙性质的判断，能否得到空间、组合与使用痕迹的支持？如果联系某场历史变故，年代证据能否容纳这一解释，毁埋过程又是否相符？

这些问题不解决，便不能因为故事讲得连贯，就说历史已经还原。

我重视人物、事件与器物之间的联系，也主张将文献、图像与考古材料放在一起研究。但“三证合一”不能只是相互印证的口号。三方面材料都应交代出处、适用范围与不确定之处，还要容得下彼此之间的矛盾。

碰到不相符的证据，更应该停下来研究。不能有利时采用，不利时绕开。

所以，称为假说，不是随便说说，更不是为自己的观点留一条不负责任的退路。恰恰相反，既然提出了假说，就应当说明：依据是什么，推论走了多远，哪些地方尚未证实，又有什么证据会使自己修改判断。

假说可以大胆，论证必须逐步落实。

同样的要求，也适用于已经流行的解释。一个名称使用得久，并不等于它已经回答了所有问题。一种观点成为通行认识，也仍然可以被追问其证据和推理。研究者应当说明一个结论究竟确定到哪一步，让读者看得见判断的边界。

当然，承认各种解释需要检验，也不意味着它们具有同等分量。证据充分、能够解释更多材料、经得住反复核查的观点，理应得到更多重视。新假说提出后，也必须承担举证责任，不能只凭质疑旧说便认定自己成立。

三星堆值得争论。但争论最终应当落到材料上：哪一种解释，更能说明器物为何如此制作、如此组合，又为何以这样的状态进入坑中？哪一种解释，能够同时面对支持它和不支持它的证据？

我希望自己的研究参与这样的讨论。

如果未来的证据支持，我愿继续推进；如果关键证据不成立，就应修正，必要时放弃。我们研究的是古人留下的历史，不能要求古人的历史服从今天任何一个人的见解。

正因为历史真相具有唯一性，所以我把自己的见解称为假说。

这句话，是我对自己研究的一个交代：我提出一种解释，拿出依据，接受检验。至于它能够走到哪一步，应由证据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