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夏天，不少城市的工厂都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女工下夜班必须由男工护送，家里有孩子上学的，放学时间家长铁定守在校门口。

傍晚太阳还没完全落山，街上的店铺就早早关了门，行人走路都下意识加快脚步，眼睛时不时瞟向路边那些三五成群、揣着家伙晃荡的年轻人。

那时候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坏人神气，好人受气，坏人不怕法，好人怕坏人。

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安生？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偏偏选在1983年这个时间点下这么大的决心整治治安？为什么这场行动不是早一年也不是晚一年，而是刚好卡在1983年夏天全面铺开？

时间回到1983年的大年三十，“二王”案发生时。

沈阳空军463医院里，大部分医护人员和家属都聚在俱乐部看电影，王宗坊、王宗玮两兄弟摸进医院小卖部盗窃，刚得手就被值班的给养助理员吴永春撞见，几名工作人员赶过来把两人分别带到诊室盘查，还搜出了赃物。

就在大家准备把人扭送保卫科的时候，揣着偷来手枪的王宗玮突然开枪，当场打死医院副主任周化民，打伤三名医护人员，兄弟俩趁着混乱翻墙逃出医院，连家都没敢回，直接踏上了逃亡路。

接下来的七个月里，这对兄弟从北到南横穿七个省份，一路流窜一路作案，遇到盘查就拔枪行凶。

在衡阳的火车上，乘警检查行李时发现他们包里有枪，王宗玮抬手就打伤乘警，随后跳车逃跑。

在武汉岱山检查站，他们为了闯关，当场打死四名民警和群众。

那时候全国还没有普及安检设备，身份证制度也未推行，两个人五次从警方的包围圈里逃脱。

公安部发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张全国悬赏通缉令，大街小巷的公告栏里都贴着兄弟俩的照片，悬赏金额从1000元涨到2000元，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一整年的工资。

可两人依旧在逃，老百姓的恐慌情绪一天比一天重。

就在二王还在全国各地流窜的时候，1983年5月5日，从沈阳飞往上海的中国民航296号航班又出了大事。

飞机飞到渤海湾上空时，卓长仁等六名坐在前排的乘客突然站起来，掏出手枪顶住机长王仪轩的太阳穴，要求飞机改飞韩国。

这六人均有案在身，卓长仁本人正因倒卖汽车、收受贿赂被单位立案审查，其余几人分别涉及贪污、诈骗、盗窃等罪名，其中还有两名有前科的安保人员。

他们提前半年就开始策划劫机，偷偷搞到手枪，还专门练习过射击。

机长王仪轩在空中周旋了一个多小时，最终因为燃油不足，只能迫降在韩国春川的美军机场。

机上105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被扣在韩国整整五天，经过外交谈判才得以回国。

这件事在国际上造成恶劣影响，境外媒体借机大肆渲染中国的治安问题，几名案犯后来被台湾方面接走，更让所有人都憋了一口气，也实实在在暴露出当时社会管理的漏洞。

劫机事件的冲击还没过去，北方边境的农场又发生了一桩让人后背发凉的惨案。

1983年6月16日，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红旗沟农场，19岁的于洪杰带着七个平时一起混的年轻人在宿舍喝酒。

这群人最大的19岁，最小的才15岁，平时在农场里游手好闲，打架偷窃是家常便饭，因为年纪小，每次犯事大多是批评教育了事。

酒过三巡，几人借着酒劲拿着菜刀、斧子和半自动步枪，在农场里挨家挨户行凶，短短几个小时就造成27人死亡，连75岁的老人和2岁的孩子都没能幸免，他们还对多名女知青实施了侵害。

等到武警部队赶到时，整个农场已是一片狼藉。

一群不到20岁的年轻人能犯下如此重案，让所有看到卷宗的人都意识到，当时的治安问题已经到了必须正视的地步。

同年，还有臭名昭著的唐山菜刀队。

当地菜刀队成员都是二十岁左右的无业青年，人人腰里别着菜刀，在长途汽车站拦车收钱，看到路人就上前抢劫，反抗就拿刀伤人。

有外地采购员当众被抢钱包，追上去索要反被连砍三刀，躺在路边没人敢管。

最嚣张的时候，他们甚至拦过前往北戴河的车队，公然索要过路费。

当地群众多次报警，可大多是抓进去没几天就放出来，出来后反而变本加厉报复。

不光是唐山，1979年上海控江路就曾发生流氓当街滋事、围殴警察、侮辱路人的恶性事件，上万人围观却无人敢上前制止。

1983年7月19日，上任刚三个多月的公安部长刘复之带着准备好的报告赶到北戴河，向邓小平汇报全国治安情况。

报告里提出要分批收容、劳教、逮捕处理犯罪分子，还特意强调要避免一刀切。

邓小平翻完报告直接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毛病就出在不搞一刀切上，稳稳当当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他提出，三年之内可以组织几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一次就打一大批，对杀人犯、抢劫犯、流氓团伙头子这类严重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严惩，该判的判，该杀的杀，保证最大多数人的安全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那次谈话之后，严打的大方向就此敲定。

7月底，唐山率先行动，警方集中收网，一夜之间抓获六个流氓团伙共105人，其中50多名主犯因情节严重被判处死刑。

唐山的行动给全国开了头，新华社很快发布通稿，各地陆续跟进。

8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明确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方针。

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相关决定，对刑法部分条款作出修改，对流氓罪等十几种严重犯罪，可以依法从重判处，直至死刑，席卷全国的严打行动正式拉开序幕。

9月18日，在江西广昌的山林里，三万多名公安、武警和民兵布下四道包围圈，配合空中搜捕，逃亡七个月的二王兄弟最终被击毙。

消息传开，当地百姓纷纷走上街头，很多人放起了鞭炮。

接下来的三年里，全国共逮捕170多万名刑事犯罪分子，打掉7.6万多个犯罪团伙，曾经横行街头的流氓团伙、车匪路霸几乎销声匿迹。

到1986年严打结束时，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降到了特殊年代后的最低点，女工下夜班不用专人护送，商店可以正常营业到深夜，家长也不用天天守在校门口接孩子。

很多年后再回头看，1983年的严打确实带着那个时代的特殊印记，有些案子现在看来判得可能重了些，有些办案程序也不像现在这么规范。

但放在当时的环境下，那真的是到了不打不行的地步。

改革开放刚起步，老百姓好不容易盼来了能好好过日子的时代，总不能让几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如果再晚上一年两年，等那些犯罪团伙成了气候，再想收拾就真的晚了。

社会治安这东西，就像家里的玻璃窗户，破了一块不及时补上，很快所有玻璃都会被打碎。

1983年的那个夏天，国家用雷霆手段给了老百姓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底气，也给后来的改革开放扫清了路上的障碍。

到了八三年那个节点，整个社会必须得有人站出来说“不行”了。1983年的严打，就是在说这个“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