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早在柏林封锁开始前一年，美国已经在向饥寒交迫的德国人寄送“关怀包裹”。每个美国人花10美元就可以为自己在欧洲的熟人送上一个装满牛肉罐头、人造黄油、干果、咖啡和巧克力的包裹。

柏林危机开始后，60%的“关怀包裹”被送往柏林，总量达50万个之多。而且此时寄送的包裹早已超出“熟人”的范围，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平民愿意捐出10美元来，将包裹送给素不相识的德国人。

1、柏林危机与德国人的选择

英美为柏林付出的代价远远不止金钱。1948年7月24日凌晨，一架C-47运输机坠毁在柏林两名美国飞行员丧生。随后的1年里，又有29名美国飞行员和39名英国飞行员殉职。昔日的对手为了帮助自己而付出生命，令德国人为之动容。

这些援助、牺牲与“摇翅膀叔叔”的故事一起，一点一滴地化解着双方因二战而产生的敌意。

这场柏林危机让德国人意识到，在西方与苏联之间的对抗中，自己无法置身事外。柏林封锁刚刚开始的时候，西柏林居民并不担心俄国人真的要饿死他们，这类威胁总是做做样子，家里还有些存粮，外交官们应该会在某个夏夜达成协议吧。

然而家中的存粮一天天变少，西方与苏联之间却看不出丝毫要妥协的迹象，柏林人开始关注每日空运的吨数了。一开始叫人心烦的飞机引擎声，现在却成了令人安心的福音，再没有什么比寂静无声的天空更使人忧虑的了。

危机迫使德国人更加严肃地看待冷战并参与其中。没有德国劳工（其中40%是女工）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柏林泰格尔怎么可能在3个月内启用？要知道，意在取代泰格尔机场的柏林新机场修了整整15年(2006年动工，2020年10月底投入使用)。除了修建机场外，柏林的志愿者们承担着各个机场的卸货任务。那时并没有自动化的装卸设备，每包面粉都由志愿者的肩膀扛下飞机，每一架飞机只给10分钟。

冒着生命危险的并非只有飞行员，柏林的志愿者也有15人在空运期间牺牲。除了直接参与空运工作的志愿者外，每一个西柏林人都在参加这场生存斗争。后世在讨论柏林封锁时往往忽略了一点：苏联人虽然封锁了西方盟国前往柏林的水陆通道，但柏林城内是没有封锁线的。柏林西占区的民众随时可以像后来的东德人一样“用脚投票”，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宁可忍饥挨饿也不愿去苏占区。他们尽量保持着最低的饮食量，忍受缺乏燃料的寒冬。“你们看看这个城市吧！”代表他们抵抗精神的市长罗伊特在残破的国会大厦前发表演说，呼吁全世界都来帮助柏林人逃脱苏联的虎口。

而对西柏林之外的西占区居民而言，所得远远超过失去。用柏林封锁换来的货币改革成了国家复兴的起点，它的巨大成功超出了最乐观的估计。新德国马克推出的第二天，一直空空如也的商店里就变得琳琅满目，进城赶集的农民们端出了整篮整篮的鸡蛋，各地的工厂陆续开始冒烟，马路上的车辆忽然间川流不息。

再成功的货币也不能将商品在一夜之间生产出来，这样的魔幻场景说明战后德国的最大问题并不是贫困，而是人们对未来没有确定的预期，所以他们倾向于囤积商品、保存体力。一旦出现了相对坚挺的货币，人们便很乐于出售自己的货物和力气，再用换来的坚挺货币去消费自己心仪的商品和服务。

经济进入正循环后，德国工人和工程师的高素质很快体现出来，一段后来被称作“经济奇迹”的时代就此开启对德意志民族而言，柏林危机还有更加深远的意义。是否融入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欧文明，德意志人徘徊了几个世纪。从拿破仑时代开始，每当遭遇挫折，德意志精英们总是设法改革旧体制，进一步拥抱西方文明：而每当略有小成，他们中的许多民族主义者又开始强调走“德意志特殊道路”，嘲笑英国人的“商人做派”。

战后的冷战形势，特别是第一次柏林危机彻底终结了这场徘徊。与切身安全和经济繁荣相比，虚幻的统一已经不值得留恋。经过了柏林危机，更多的德国人选择倒向西方一边：在那些心思单纯一些的人眼里，在这场对抗中不顾及柏林人死活的苏联显然是邪恶的一方；对于那些比较世故的人而言，英美在柏林空运中所展现出的强大实力，让它们成为更加值得依靠的对象。

在苏联解除柏林封锁后的第11天(5月23日)，西占区各州州长和议长签署了宪法性文件《基本法》。10月3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又称西德）正式成立，并在随后的40年冷战岁月里都站在西方阵营一边。

西德精英融入西方的决心如此之坚定，甚至斯大林在1952年3月突然抛出照会，声称以各方从德国撤军为条件解决德国统一问题的时候，西德总理阿登纳眼也没眨就予以拒绝，并视此为斯大林离间西方和阻止西德加入北约的阴谋。从这个意义上看，1948年柏林危机在德国历史上的意义可以比肩1848年革命，而它令西德政治精英做出了与100年前的先辈不同的选择：奉自由高于统一。

2、东德的建立

在经历了“柏林危机”之后，美苏这对昔日盟友之间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双方都在自己的控制区内，与认同己方意识形态的德国人一起，展开了一场仇视对方阵营的宣传大战。苏占区指责美国的货币改革是要分裂德国，西占区指责苏联封锁柏林是蓄意制造人道主义灾难。针对德国已经分裂的既成事实，斯大林别无选择，只能设法也弄批“我们的德国人”。

其实早在战争结束后不久，老谋深算的斯大林已经为这种结局做了许多准备。在苏占区，引导德国人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落在了九死一生的德国共产党员身上。他们有的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幸存下来，随苏联红军一起返回，有的结束了在西方盟国的流亡跟盟军一同到达，还有幸存者蹒跚地从纳粹的集中营里走出。而被斯大林挑出来主宰的，是二战中担任瓦解德军工作的德共党员乌布利希。

为了标榜“民主”，苏占区在盟军占领区中最早开始解禁德国政党，尽管最先被解禁的是德国共产党。此时的德共已经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制定了全新的方针。以“乌布利希小组”为核心的德共中央宣布：战后的德共成员将来自“全体劳动人民”，包括农民、职员、公务员，乃至各类中产阶级成员和宗教信徒。德共还宣称在当前条件下要强迫德国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错误的，他们的目标是建立“议会民主制的共和国”：在经济领域，德共强调自由贸易和保护私有财产。除此之外，德共还以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式，将资产阶级政党基督教民主同盟和自由民主党笼络在自己周围。“乌布利希小组”的一位成员记得乌布利希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明确说过：“我们所要建立的政权必须看上去是民主的，而实际上一切都要抓在我们手中。”

为了在“议会民主制”的政权中取得执政的合法性，德共与苏占区的社民党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以乌布利希为代表的原德共党员掌控着新党的实权，而来自原社民党的格罗提渥等人后来在政府中身居高位。然而此时两党之间的结合尚不稳定。当统一社会党在1947年宣布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时，许多党员对此表示不能理解。但此时的政治气氛已经迥异于战后初期，相对于“理解”，“服从”才是党内的美德。

柏林封锁结束后，就在联邦德国成立的那个星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个星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又称东德）于1949年10月7日正式成立。

由德高望重的德共元老威廉·皮克出任总统，而党的总书记乌布利希实际掌权，其他的“民主党派”可以出任副部长，或其他非强力部门的部长。在人民议院的选举当中，统一社会党通过组建“国家阵线”来实现对其他“民主党派”和群众组织（如工会）的控制。“国家阵线”由党派联盟组成，包括了统一社会党、基民盟、自民党、农民党等几乎所有重要政党。

在选举中选民们只能对着“国家阵线”提出的统一名单投票，所以赞成票通常都超过99%。选举结束后，再由统一社会党分配各个政党在人民议会中的席位。用这种方式，统一社会党实现了乌布利希对同志们的诺言：“一旦我们建立了政府，我们就绝不会再放手。”

但要想保持权力并不是件容易的事，1953年统一社会党迎来了执政以来的最大考验。

1949年后，东德经历了一轮“苏联化”的改造。战后初期德共曾经发布过不宜照搬苏联道路的口号，而现在政府的宣传口号是：“向苏联学习，就意味着向胜利学习！”在大学里，马列主义、俄语和“苏联学“成为必修课。在农村，没收容克地产的土地改革和建立生产合作社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相继开展。

在经济方面，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被全面引入，而且执行得比苏联更加严格。结果，建国初期的经济很快也有了苏联的特色：重工业发展迅速，而消费品生产严重不足。在政治方面，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与所有的苏东国家一样疯狂。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去世，整个苏东阵营一下子人心惶惶。是年6月，统一社会党决定在不加工资的情况下提高工人的生产定额，引发了6月16日柏林建筑工人的罢工行动。

在政府拒绝了建筑工人的要求之后，17日的一场更大的罢工和游行活动席卷了整个东柏林，而且还扩散到了其他东德城市。正当乌布利希手足无措的时候，苏联驻德部队用坦克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

“六·一七”事件之后，统一社会党得到了教训，一方面开始放慢“苏联化”的步伐，重视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统一社会党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特别是强化了国家安全部（即“史塔西”)的职能。在对内控制方面，高新科技的应用、精神压迫手段的运用和庞大的“线民”队伍，堪称“史塔西”的三大法宝。其中的“精神压迫手段”是指通过暗中控制目标人物的信息来源、工作环境、升迁渠道、同事关系、社会交往和家庭因素等方面，实现打击目标人物反抗意志或转化其为“线民”的目的。

在此环境下，那些对统一社会党政权感到绝望的东德居民，只能设法踏上了逃亡之路。

50年代，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使得处于扩展阶段的雇主们，愿意用高薪吸引相对稀缺的劳动者。薪酬水平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使得“到西边去”的冒险对于东德的年轻人充满吸引力。在冷战格局下，他们的“弃暗投明”之举一直受到联邦德国政府和社会的欢迎。按照联邦德国宪法，所有生活在“苏占区”（指东德）的德国人都是联邦德国公民。

因此，逃亡者除了没有语言、文化障碍之外，也几乎没有公民身份等法律问题。成功到达西柏林的逃亡者，可以先到由联邦德国政府设立的居住点安身，并接受一些基本的身份核查，不久之后就可以像其他公民一样开始自由生活。他们原来的文凭和教育经历都受到承认，有一技之长者不愁找不到工作。更不用说，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有亲朋好友可以投靠。正是因为这些便利性，1950年，共有近20万人离开了东德，1951年有近16.5万人，1952年有18万多人。

这股“逃离共和国”的风潮在此后的数年里稍有缓和，不久后却因为新的经济困难而大大加剧。

3、东德的“失血口”

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后，社会主义阵营中出现了一股“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的热潮，赫鲁晓夫声称苏联要在15年内赶超美国，毛泽东宣称中国要在15年内赶超英国，东德的乌布利希也宣称东德要在1961年赶超西德。1958年德国统一社会党在自己的“五大”上提出：“到1961年在食品和主要的工业消费品按人口平均的消费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西德。”可是，实行计划经济的民主德国，在与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联邦德国的这场“和平竞赛中，完完全全地失败了。

东德领导人希望用政治动员式的“农业集体化”来谋取高速发展，让农业向“工业化生产方式”过渡，甚至一度对中国“人民公社的发展，怀抱着很大兴趣”。

1956年民主德国国营农场和合作社所占比例是17%~18%，到了1959年9月已达52%。民主德国最后没有办人民公社，是因为在推进“农业生产合作社”(LPG)时，已经在农民那里遇到了极大阻力。而且农业集体化并没像预想的那样提高了生产效率：1959年，一头私人养的奶牛平均每天产奶3.246公斤，而进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奶牛仅仅产奶2.529公斤。

详细的统计结果甚至显示：越是集体化搞得积极的地方（如新勃兰登堡地区），生产越是上不去。为了实现自己在党的“五大”上说的大话，乌布利希甚至将算盘打到了中国身上。他在1959年5月初陪同来访的彭德怀察看东西柏林界线时，提到西德已经把人均肉食年消耗量提高到了80公斤，他希望彭德怀“替他转达并争取一下，中国向他们大幅度增加肉食出口，使东德人年均肉食量能在年内接近70公斤。”

彭德怀听后沉默许久，答应转达，但劝乌布利希不要太指望中国，因为中国还有人在挨饿。

乌布利希根本听不进彭德怀的劝告，被逼人绝境的他甚至不顾赫鲁晓夫的忌讳，于1961年1月命政治局委员马特恩去中国求援，希望中国能用农产品抵偿对东德的贸易欠账。马特恩随身带着一封乌布利希给毛泽东的信，内称因“西德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始终较高，这使波恩政府能够顺利地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诱骗劳动力”，为此民主德国急需中国的帮助。对于这次访间，东德人甚至连苏联人都想瞒过，飞机没有按惯例在莫斯科过夜，事后也仅仅只告诉苏联有一个民主德国的贸易代表团到了中国，对马特恩只字未提。

到了北京，马特恩才了解到此时的中国也早已陷入极度的经济困难之中，周恩来最初拒绝了德方的“要账”。但马特恩接下来情词恳切地说：“周恩来同志，我们大致了解你们的困难，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谈如何帮助你们的问题。我们政治局在人造黄油方面几乎没有出路，我们没有外汇，濒于破产，不能偿还资本主义国家的债务。你可以相信，只要能有另外一条出路，我们就不会到这里来谈这个问题，谈欠交问题。”最终周恩来在痛斥了一番德国人的自私自利之后，答应在1961年上半年出口德国2万~3万吨大豆。这样的结果已令马特恩喜出望外了。

然而这批大豆要7月才能装船，等到达东德，应是8月中旬了可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迫在眉睫。在局势紧张的1961年，每个月从东德逃离的人多达3万~5万，按照这个速度，20年内东德就剩不下什么人了。相对于两个德国之间严密设防的1381公里边境线，可以自由通行的柏林成了整个东德的失血口。大量青年技术人员的丧失，犹如切开了东德的动脉，造成了经济上和政治上难以估量的损失。

尽管东德可能因此而“失血而亡”，但封闭这个失血口远不是东德政府能够决定的事情。只有找到一个更为诱人的理由，才能让俄国熊伸出爪子来为其火中取栗。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