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文16场演出全被举报黄,举报者被扒个底朝天,人民日报发声

十月的泰安高铁站,朱之文排在候车的队伍里,行李放在脚边,车票已经检过,再过二十来分钟就该上车了。手机响的时候,他以为是主办方来确认到场时间,那头只说了几句,演出取消,不用来了。

他把手机放回口袋,从队伍里退出来,站在柱子旁边愣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去买回单县的车票。这样的电话,这两个月他接了不止一次。

一个五十七岁的农民歌手,靠一副嗓子吃了十五年饭,如今要上台唱三首歌,得先过一群陌生人的同意。

这事听起来荒唐,可它就发生在2026年的秋天,发生在一个叫朱之文的人身上,发生在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地方。

一件古装,捅了一个马蜂窝

事情的引子,说大不大。2026年8月29日,山东枣庄台儿庄古城办一场"一日庄主"的文旅活动,景区提前设计好了流程,让朱之文穿上古装,坐在游船上唱一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衣服是景区准备的,环节是景区策划的,他一个受邀来的客人,照着安排走完了流程。

视频传上网,当天没什么动静。几天之后,一些网络群组里开始出现另一种说法,说他穿古装、坐游船的样子"不合规矩",说这样的人不该再出现在舞台上。

说法越传越走样,最后被压缩成四个字——劣迹艺人。

这四个字,在演艺行业里是有分量的。

它不是一个形容词,不是一句网络评语,它关系到一个人还能不能登台、合同还能不能履行、名字还能不能挂在海报上。

而这四个字,从八月底开始,被反复投进了各地的政务热线、文旅部门的投诉入口、演出主办方的办公室。

十六场演出,一场一场地黄

从九月到十月,朱之文原定在济南、青岛、泰安、潍坊、淄博、西安、郑州、河北曲阳等地的演出,一场接一场地黄掉。

他自己粗略统计,前前后后加起来是十五六场;媒体后来梳理的清单,把这个数字列到了十六场。对一个一年跑几十场商演的草根歌手来说,这不是少挣几笔钱的问题,是整整一个演出季被抽走了。

最难受的是那种"已经到了门口"的取消。

济南那一场,他在后台化妆镜前把演出服的领口抻平,舞台上的灯光音响都已经调试完毕,工作人员攥着手机推门进来,离原定上台不到四十分钟,说办不了了。

他没争辩,把衣服叠好塞进包里,跟现场的人道了谢,自己拎着包去了长途汽车站,坐了三个多小时的车回朱楼村。路上接到记者电话,他声音有点哑,说主办方有难处,能理解。

还有一场在景区,头一天下午就到了,演出前几个小时还配合着拍宣传,到临开演,主办方的通知来了,说对方执意要举报叫停。

对照一下前后的落差就更清楚了:七八月份他一个月能接四五十场演出,忙得回家收麦子只挤出两天;到了十月,全月只唱成三四场,剩下的时候在家喂鸡、下地、收拾庄稼。

一个靠舞台活着的人,就这么被几通电话请回了田里。

举报的是些什么人

顺着这些投诉往回查,能看见一套相当熟练的流程。举报者建了不止一个网络群组,每个群上百人,主要组织者来自浙江、河北、山东、陕西等地,群昵称隔一段时间就换一次。

群里分工明确:有人专门盯他的商演行程,有人搜集各地文旅部门和12345热线的号码,有人负责编写统一的投诉话术,打完电话必须截图发回群里报备,算是"交作业"。

他们的口径高度统一——朱之文是劣迹艺人,要求叫停演出。

他们不只盯着他本人,凡是为他说话的媒体、代理他案子的律师,都会被一并投诉。有人在群里放话,如果不取消,就组织人到现场"制造事端"。

群里甚至还搞过众筹,前后凑了四千零五十块,名义是打印材料、往各部门递材料,钱到账之后被群主拿去吃了喝了,账目从没公开过。

朱之文记下了两个最活跃的网名,一个叫"绿水青山",IP在浙江德清;一个叫"黑马",人在河北邯郸。

后来媒体顺着线索往下扒,指向浙江湖州一名刘姓男子,此人在2023年曾写下承诺书,保证不再散布不实信息、不再干扰他的正常活动,朱之文当时主动向法院申请了撤诉。

纸上的字没管多久,对方转头联合更多人,把投诉的规模做得更大。

这里有个细节值得记住:这些人和朱之文没有任何私人往来,没借过钱,没红过脸,有的连面都没见过。他们举报的理由里,从来拿不出一条具体的事,拿得出的只有一个标签。

那顶帽子,官方从来没发过

帽子扣了两个月,可这顶帽子到底谁来发,是有规矩的。按现行规定,认定一个人是否属于劣迹艺人,权限在县级以上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要依规核查,要有正式结论。个人也好,群组也好,没有资格代替官方给人定性。

而朱之文这边的官方记录,是一张白纸。从八月到现在,没有任何文旅、网信、广电部门出具过认定他为劣迹艺人的文件,没有行政处罚,没有封杀令,没有禁演公告。

枣庄台儿庄古城那场引起风波的演出,当地文旅部门核查后给出的结论是手续齐全、内容合规,不立案、不处罚。

那些被当作"证据"到处转的说法,也一条条被拆了。网传他十五年纳税一亿一千八百万,税务部门早就出面说明这是虚假信息;网传他"诈捐",真实情况是有人先编出一个捐款数额,再拿着这个自己编的数字去举报他没捐够。

税务部门核查后的结论是,他依法申报,或者由演出方代扣代缴,没有查出偷漏税。

一个没有任何违规记录的人,被一群连真名都不露的人,用同一个词反复投递了两个月,十六场演出就这么没了。这中间缺的那一环,不在他身上。

这套打法为什么这么好使

答案在主办方的账本上。办一场商演,前期投入是实打实的:场租、舞美、宣传、票务、安保,钱一笔笔砸下去。

接到批量投诉,主办方的第一反应不是去逐条核实真假,而是算一笔账——核查要时间,澄清要成本,万一现场真被闹起来,风险担不起;而取消演出,最坏的结果是按合同赔一笔违约金,再损失一些宣传和场地的钱。两头的代价一比较,结论很快就出来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恶意举报吃的就是这口饭。

打几个免费的政务热线,复制几段现成的话术,不需要举证,不需要露面,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就能把别人筹备了几个月的合作搅黄。

等核查结论出来,证明举报不实,演出早就取消了,信誉的折损也收不回来了。这种"先造成损害、再等澄清"的路数,代理律师杨安明给出的定性是四个字:软暴力。

10月30日,人民日报政文公众号发了一篇评论,标题很克制,叫《如果举报是随意甚至恶意的……》。

文章里那句话后来被转了几十万次——举报是公器,不能被当成伤人的"暗器"。

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要说清这件事为什么让这么多人堵得慌,得回头看这十五年。2011年2月13日,四十二岁的朱之文骑着自行车辗转几十里,到山东《我是大明星》济宁海选现场,穿着花三十块钱在地摊上买的旧军大衣,脚上是一双沾着黄泥的布鞋。

台下起初是怀疑和哄笑,等他开口唱《滚滚长江东逝水》,评委怀疑是假唱,让他清唱,清唱照样稳。当年5月,他拿下央视《星光大道》月赛冠军和总决赛第五名;2012年1月22日,他站上春晚,唱《我要回家》。

成名之后,他没搬进城,还住在那个院子里,农忙种地,闲时唱歌。村里人上门借钱,盖房、买车、娶媳妇,什么理由都有,前后借出去一百多万,多数有借无还;他出钱修路,被嫌修得少;三轮车被人故意撞了,对方说你钱多你担着,他赔了三万。

短视频兴起那几年,他家门口一天能来上万人,有人翻墙进院,有人蹲在门口常年直播,村里还立起"朱楼网红孵化基地"的牌子。这两年流量散了,广场空了,牌子上了锁,他还是那个在院子里唱歌的人。

有件事更能说明他。他的商演报价从2015年起就是十万块唱三首,到2026年没动过;公益演出他跑了三百多场,一分钱没收;有人请他代言,开到一百万,他没接;有平台提出一年保底一千万做直播带货,他一次次摇头。

去年,法院认定一名姓孙的男子构成侮辱罪、诽谤罪,判了六个月,如今刑期已经执行完毕。他一开始总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才开始一场一场地打官司。

长城上的那一场

11月1日,他从单县出发赶到河北,第二天上午准时登上金山岭长城的公益音乐会,在戚继光广场站到中间,零报酬,给现场的游客唱。没有票款,没有演出费,一场活动顺顺利利唱完。

两天后,他又出现在湖北安陆的银杏谷文旅活动上。据媒体统计,那是他这段时间以来,少数几场没被电话打断的演出。

有意思的是,他现在不太敢说行程了。

记者问最近还有没有演出,他说有,在外地;问具体在哪儿,他顿了顿,说不方便说,怕行程泄露,怕又被取消。一个在台上站了十五年的人,学会了藏自己的行踪。

十六场黄掉的演出,损失的是钱,但真正让人心里发凉的,是一个老实人保护自己正常上班的权利,最后要靠报警和喊话。

人民日报那篇评论里有一句话,把这件事的性质说清了:如果举报是随意甚至恶意的,就会给被举报人带来无妄之灾;对举报人的保护必须继续坚持,被举报者的合法权益也理应得到保护,这两件事其实是一回事,那就是确保公器用于捍卫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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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6-11-19

标签:娱乐   人民日报   朝天   演出   劣迹   景区   单县   部门   结论   现场   河北   枣庄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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