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2025年常住人口少了8万,这是1978年以来头一回。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江苏不行了,连人都留不住。
先别急着下这个结论,把8万拆开看:出生35.8万,死亡66.4万,自然减少了30.6万。与此同时,省外净流入还有22.6万。
人还在往江苏走,只是走过来的速度,已经追不上本地人老去和出生减少的速度了。
这8万减少的真正分量,不在“留不住人”,而在“补不上缺口”。

2025年全国人口减少339万,连续第四年负增长。
在这种总盘子里,省份之间比的已经不是谁长得快,而是谁扛得住。把31个省份的数据按“自然增长”和“净流入”两条腿拆开,三种完全不同的活法就露出来了。
广东是唯一两条腿都粗的,2025年增79万,自然增长29万,净流入50万。全年出生100.3万,占全国792万出生人口的12.7%,连续6年唯一出生人口过百万的省份。
支撑这个数字的是年龄结构: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66.31%,65岁以上只有10.3%,全国是15.9%。广东能一边生、一边吸,是因为它的劳动年龄人口池子还足够厚,出生和流入之间没有互相拖拽。

浙江是另一条腿跑到极限的活法,2025年增31万,但自然增长是负7.9万,全靠38.9万净流入把总数拉正。
过去五年浙江净流入242.19万,全国独一档,同期自然减少9.2万。这说明浙江的产业和就业仍然硬,但它的总量增长已经完全没有自然增长的缓冲垫。外来人口一旦放缓,31万的增长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变成负数。
江苏站在第三条线上,净流入22.6万不是零,但自然减少30.6万的缺口比它更大,所以总数转负。更值得注意的是净流入本身的台阶:2021年超过37万,2022年约25万,2025年22.6万。
广东净流入50.03万,浙江38.89万,江苏22.68万,排在第三,但只有浙江的六成、广东的四成半。

一个经济总量和广东几乎并驾齐驱的省份,人口净流入只有广东的四成半,这个差距不是“留不住人”能解释的,它指向的是产业结构对普通劳动力的吸纳密度。
江苏的强项在化工、钢铁、高端装备、电子元器件,资本和技术密集,一个千亿级项目需要的工人数量,可能抵不上广东、浙江一条电商或轻工产业链带动的就业面。人不是不愿意来,是来的岗位总量本身就不同。
跨省流动在收缩。2025年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6765万,比上年减少75万;省内流动11241万,反而增加210万。跨省占外出农民工的比重降到37.6%。
同一个时间,农民工平均年龄43.3岁,50岁以上占比从2021年的27.3%升到32%。一个四十三岁的劳动力,和一个二十三岁的劳动力,做流动决策时算的账完全不同。
离家近、房租低、能顾上老人和孩子,这些变量的权重在年龄过了四十之后会迅速上升。跨省减少的75万,不是年轻人不出门了,是出门的人变了。

强省会在这个逻辑里被推到了最前面,但它能截住的东西是有上限的。湖南2025年全省减少47万,减量全国第一;长沙逆势增加10.49万,常住人口达到1072.14万。
过去五年湖南累计减少153.39万,14个地市里只有长沙持续正增长,五年增量66.06万,全国独一份的“全省托举式生长”。长沙确实在接住一部分原本会流向沿海的湖南人。
但广东境内的湘籍常住人口仍然以百万计,深圳、广州各自都超过百万。强省会截住的是“不想走太远”的那部分人,截不住的是“奔着更高工资和更前沿产业去”的那部分人。
长沙的工程机械足够强,但在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这些赛道上,它给出的岗位和深圳、杭州不在同一个量级。省会的天花板,最终是由产业天花板决定的,不是由行政资源集中程度决定的。

真正在发生的变化不是“人不去沿海了”,而是“人去沿海的方式变了”。跨省流动从几千公里外的长期驻扎,变成更短周期、更灵活的两地往返;省内流动从“退而求其次”,变成相当一部分人的首选。
五大城市群的流动人口总量从2010年的1.35亿增至2020年的2.15亿,占全国比重从61%降到57%。规模还在涨,份额在往下走。
长三角、珠三角流动人口分别增长了2400万和1791万,但占全国比重分别下降2.8和1.6个百分点;成渝和长江中游则是规模和占比双增。集聚的方向没有逆转,但增量的分配正在从沿海老牌目的地,向中西部核心城市群挪动。
把人吸过来是一件事,让吸过来的人留下来结婚、生孩子、把父母接过来,是另一件事。这两件事之间隔着的不是意愿,是几道很硬的槛。

第一道是住。珠三角城市群人均住房面积33.8平方米,深圳21.5平方米,广州30.2平方米;长江中游、长三角、成渝城市群的人均住房面积都超过43平方米。
一个年轻人可以在深圳的城中村里住五年、八年,但当他考虑把孩子从老家接过来、或者让父母来帮忙带的时候,21.5平方米的人均面积就不是一个可以绕过去的数字。
第二道是公共服务。东莞1057万常住人口中765万是非户籍人口,市民化水平28%;深圳24%。作为对比,重庆93%,合肥79%,南京77%,长沙73%,成都72%,武汉69%,杭州68%。
珠三角的就业吸引力仍然是全国最强,但“就业吸引力”和“家庭定居吸引力”在市民化率这个指标上出现了明显的裂口。
一个人来打工,市民化率低一点可以忍;一个家庭要决定把根扎在哪里,孩子能不能在本地参加中考、高考,父母能不能在本地看病报销,这些就会变成一票否决项。

第三道是收缩端的财政。全国2774个县级地区平均财政自给率只有38%,每花100块钱自己只能挣回38块,剩下62块靠上级转移支付或借钱。
南京大学课题组对28个省份1865个县域的摸底显示,87%的县域人口净流出,净流入率中位数是负17.27%。
黑龙江呼玛县净流出率86.23%,户籍近30万人,常住只剩三万出头。一个云贵山区的县,一年税收4.14亿,给体制内发工资要26.3亿,缺口是自身税收的六倍。
这些数字指向的不是“这些地方还能不能抢到人”,而是“这些地方在人口收缩之后,基本公共服务还能不能维持住”。

2025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4.15万亿,比2021年的8.7万亿峰值少了52.3%,连续四年两位数下降。
转移支付能兜底发工资,但兜不住一个县城学校合并、公交线路减少、医院科室收缩之后,留下来的人所面对的生活质量下降。
日本走过同一条路。1999年推行“平成大合并”,市町村数量从3232个降到2010年的1727个,目的就是用行政合并扩大基础服务的覆盖半径、摊薄固定成本。
韩国的首都圈在人口自然增长转负之后,占全国劳动力的比重仍然从47.4%升到51.2%,占名义GDP的比重从52.3%升到52.8%。人口向核心区域集中,在负增长时代是一个不会因为政策口号而改变的空间规律。

所以回到那个问题:未来是不是有一半以上的人会流入那几个地方?方向是对的,但“流入”这个词已经不够用了。下一轮的分化不在“谁把人抢过来”,而在“谁能让过来的人不再把自己当成过客”。
广东和浙江手里有岗位,江苏手里有岗位但密度不够,长沙手里有省会的位子但产业高度不够,而那些财政自给率不到四成的县域,手里连牌桌都快要撤了。
真正决定一座城市在人口负增长时代位置的,不是它今年净流入了多少万,而是五年之后,那些净流入的人里,有多少人把孩子的学籍落了下来,把父母的医保迁了过来,把每个月的工资花在了本地的菜市场和补习班上。
流量可以靠一个产业周期冲上来,家庭只能靠一套完整的定居条件留下来。
更新时间:2026-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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