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在地下，田在地上，如何才能既找出资源又护好耕地？

1913年秋，英国伯明翰大学的采矿系里，坐着一个24岁的中国人。第二年，他做了件让老师同学都摸不着头脑的事——转专业，从采矿转到地质。

多年后回忆，他给出的理由朴素得像一句家常：只学挖矿，是替别人数金子；学地质，才知道金子藏在哪里。这个青年叫李四光。

今天讲绿色矿业，人们爱谈技术、谈标准、谈数字。可我总觉得，如果绕过这个转专业的年轻人，这条路的来龙去脉就讲不透。

因为一百多年前那次转身，本质上和今天中国矿业正在做的事，是同一件事——不做搬石头的人，做懂石头的人。

李四光1889年10月生于湖北黄冈的一户塾师人家，本名李仲揆。14岁那年，他去武昌考官费留学，慌乱中把年龄栏＂十四＂填进了姓名栏。

发现填错想改，纸又舍不得作废，索性把＂十＂添成＂李＂，再往后加了个＂光＂字——＂李四光＂三个字就这么定了下来。一个填错的表格，成了一辈子的名字。

这段轶事被讲了无数遍，大多当趣闻看。可放回那个年代咀嚼一下，味道其实是苦的：一个14岁少年，连自己的名字都没安稳落定，就得为国家的前途做打算。

那一代读书人骨子里的着急，是从连表格都填不利索的年纪就开始的。1904年，他赴日本留学，进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造船——那时＂造船救国＂是热词。

辛亥革命回国短暂做过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看清乱局后再度出洋，才有了开头那一幕。1919年前后，他在伯明翰大学拿下地质学硕士学位。

有人劝他留下，他摇头。理由也是朴素的一句：中国这么大块地皮，还没被中国人自己好好摸过一遍。这句话很轻，落在纸上却很重。

要知道，那时候中国用的煤油都要＂洋＂字打头——洋油。中国有没有大油田，说了算的是欧美的地质学家。他们的结论是：中国＂贫油＂。李四光偏不认这个理。他相信自己创立的＂地质力学＂能给出不同的答案。

1952年他就任地质部部长，头一件事就是把队伍撒进松辽、华北、江汉这些沉降盆地。1959年9月，松辽盆地打出工业油流，赶上国庆十周年前夕，油田被命名为＂大庆＂。

紧接着，胜利、大港、华北一串油田接连涌出。中国头上＂贫油国＂那顶帽子，被一寸一寸拽下来。1971年4月，李四光在北京病逝，享年81岁。他这一辈子做的，是加法——找到、找到、再找到。他没能看到的是，后来人接过这道题时，题面已经悄悄变了。

李四光那代人解决的是＂有没有＂，今天这代人要回答的是另外两个字——值不值。这道题为什么难？因为矿业天生就有一个绕不开的悖论：矿在地下，田在地上。你要拿地下的东西，就得动地上的日子。

过去我们习惯性地把这看成一道单选题——要资源，就得舍生态；要生态，就得让资源睡在地下。结果是什么？

是过去很多年里＂采富弃贫、走一路留一堆白茬山＂的粗放模式。湖南郴州柿竹园那片矿床，藏着143种共生矿物，堪称一座地下的＂元素周期表＂。

可就是这样的宝库，早些年钨的选矿回收率只有26.8%，萤石不到30%。什么概念？端上一整只螃蟹，只嗍两条腿，剩下的全扔了。

这不是资源问题，是脑子问题。有人算过一笔账：过去十几年积压在中国矿区的低品位矿石和尾矿，如果按今天的技术水平重新利用，相当于凭空多出好几座大型矿山。资源哪里紧张了？紧张的是提取它的本事，和愿意精耕细作的耐心。好在，这两样东西正在补上。

在柿竹园，一轮又一轮的技术攻关下来，钨的回收率从26.8%抬到70%以上，萤石从不到30%抬到65%以上，累计盘活矿石量约1.5亿吨。同一座山、同一批矿石，＂收成＂翻了好几番。

这1.5亿吨里，很大一部分是当年被扔在山坡上、被叫做＂呆矿＂的东西。变的不是矿，是看待矿的眼光。

在山东齐河—禹城的富铁矿勘查区，人们把这种＂精耕细作＂做到了外人看不懂的程度：钻机进场前，30厘米以上的表层耕土被分层剥离、单独码放；施工时泥浆在专用设施里循环，不再随手挖坑；施工完了，再把先前保存的耕土分层回填，深耕、施肥、复垦。

数据是＂十四五＂期间新增富铁矿资源量1.42亿吨，临时用地复垦复耕率100%。100%这个数字听着平淡，但它其实是回答了一个非常朴素的问题——农民种了一辈子的地，钻探队来过一趟，还是不是那块地。

这个问题的答案，今天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是。写到这里，我想说一个个人的判断：今天中国矿业的这场绿色转型，本质不是技术革命，是价值观革命。技术是外壳，是可以花钱买、花时间学的。

真正难的是那个价值观的翻转——不再把＂多挖一吨＂当成唯一的KPI，也开始盘算＂少毁一亩＂值多少钱。黑龙江地质队搞的＂小角度钻探＂就是个好例子。

过去为了看清浅表地层，队员们要在林子里挖长槽，一条槽下去，就是一道疤。现在改用钻孔取样，一个平台能打好几个孔，不必到处搬家。

到今天为止，黑龙江已完成小角度钻探超过5万米，涉及50余个项目，保护林地60多万平方米，仅林地补偿费一项就省下5000多万元。5000万省下来的那一刻，＂环保＂和＂划算＂这两个词，第一次在矿工的账本上握了握手。

这一握，比任何红头文件都有说服力。因为老百姓的道理很直：能算过账的好事，才走得远。

同年到 2026 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十五五＂装备建设方案》《矿产资源绿色勘查预算标准》陆续出台，《固体矿产绿色勘查规范》完成国标立项推进编制。

到今年，全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这些数字堆在一起，我看到的不是＂完成任务＂，而是一个行业慢慢学会了＂细水长流＂这四个字。

如果说找矿是第一道题、开采是第二道题，那么第三道最难——采完之后，山怎么办、地怎么办、人怎么办。这道题过去经常没答案。中国留下了多少历史遗留矿山？＂十四五＂期间治理修复的数字是335万亩，超过原定目标19.6%。335万亩什么概念？

相当于把两个多上海市的土地面积从＂废弃＂名单里划回来。河北邢台皇寺村南那座德胜矿山公园，五年前还是废弃矿区的一片＂白茬山＂，白花花的岩石晒在太阳底下，像秃了一块头皮。

今天，这里成了周边村民散步的地方。云南昆阳磷矿累计投入生态修复资金5亿多元，复垦率77.53%、植被恢复率95.32%，在复绿的基础上还长出了花卉和蔬菜的产业链。

这里我想多说一句。这些数字很好看，但更值得琢磨的是它背后的商业逻辑——生态修复不再是花钱的＂包袱＂，正在变成能生钱的＂资产＂。

矿区变公园，村里多了旅游客；沉陷区复垦种粮，多了一份租金；水面架光伏，多了一份电费。过去环保是成本项，如今开始出现在收入栏。这个位置的挪动，比任何口号都有力量。当然，也不能盲目乐观。

绿色矿山不是拿了牌子就能一劳永逸的事，自然资源部这两年反复强调要＂动态管理＂——不合格的要移出名录。业内一份2026年公开的研究也直言不讳地指出：部分地方还存在企业创建积极性不高、后期维护跟不上、多部门监管衔接不到位等短板。

这些话不好听，但很实在。转型这件事，最怕的就是＂拿了荣誉就躺平＂。从1919年那个在伯明翰改换专业的青年，到今天在齐河把30厘米耕作土层层剥离又层层回填的钻工，中国的地质人走了整整一百多年。这一百年里，工具变了、技术变了、标准变了。

没变的是一件事——一个民族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态度。李四光那一代拼命在地下找答案，今天这一代开始学着抬起头，同时看看地上的日子。

加法要做，减法也要做，但真正难的是那道除法——分母是子孙后代。我常想，＂绿色矿业＂这四个字，真正的分量不在＂矿业＂，而在＂绿色＂背后那种知道适可而止的清醒。

人类历史上不缺开采矿产的能力，缺的是在能挣快钱的时候愿意慢下来的定力。矿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把它当＂取之不尽＂，它就早早耗尽；你把它当＂世代相托＂，它就常用常新。所以说到底，矿在地下、田在地上，从来不是一道二选一的难题，而是一道必须两全的必答题。

因为我们心里都清楚：地底下藏着的是资源，地面上长着的，才是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