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的民间视角更接地气

文︱邱立本

抗战逃难经历让历史学家许倬云对“中国性”有深刻体认。他将中国视为一个文化体，超越地域与政权，感叹“但悲不见九州同”，反映了对国家统一与和平的渴望。

中华民族抗战的军民死亡人数高达两千多万，受伤和流离失所更是难以计算。惨烈的过程，民间记忆的细节，往往比政治与外交层面的记述更贴地气，更能够反映时代的真实。

最近去世、享年九十五岁的历史学大师许倬云就指出，他童年时从福建到湖北到四川的逃难经历，目睹多少的死尸和惊恐。由于他先天肌肉萎缩，行动不便，他往往被家人置放在一个角落，他看见农夫耕种、妇女洗衣、难民相互扶持，这些场景塑造了他对“常民”（普通百姓）的关注。

许倬云在《十三邀》节目中哽咽回忆：“前线撤到农村，农村人一句闲话不说，接纳难民，多少粮食拿出来一起吃，一群人一起饿。满路的人奔走，没有人欺负人，挤着上车上船，先让老弱妇女上去。”这些观察让他确信“中国不会亡，中国不可能亡”，也奠定了他后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与农业史的基础。

有关台儿庄战役的深刻记忆，尤其感人。许倬云在二零二五年七月廿四日的微博（其最后一条公开记录）提及一九三八年台儿庄战役的童年记忆：“台儿庄战役前夕，有一支川军从四川出来，路过沙市准备上前线……我看着这些小兵一个个从我面前走过，那一刻我从小孩变成了大人……长大后我才晓得，当年川军派出一个师直奔前线，在台儿庄全阵亡，从士兵到师长，一个不留。”

这段经历让他意识到战争的代价，也深化了他对“中国”二字的刻骨铭心感受，认为“中国”是文化与人性延续的象征。

这也是家国情怀的体现。逃难经历让许倬云对“中国性”有深刻感受。他在晚年接受采访时表示：“抗战中长大的我，‘中国’二字刻在心里。”他将中国视为一个文化体，包含经书、诗词、戏曲与人性，超越地域与政权。他曾感叹最大的遗憾是“但悲不见九州同”，反映了对国家统一与和平的渴望，这与其童年见证的战乱与分裂密切相关。

许倬云的逃难经历直接影响了他的学术方向。他在《西周史》序言中提到，战乱让他对书写帝王将相感到排斥，转而关注“一般人的生活及想法”，这促使他研究社会史与文化史，强调民间中华的视角。他的代表作《万古江河》也以浅显语言普及历史，让普通读者理解中国文化的延续之旅，这与他童年对平民坚韧的记忆相呼应。逃难中的“旁观者”角色让他养成宏观与冷静的历史观，善用社会科学方法分析历史大河的巨浪与细流。

许倬云的童年逃难经历是一段充满战火与人性光辉的记忆。他从无法行走的“旁观者”的眼光，看到中国农村的真实与人民的无私，这些经历不仅塑造了他的家国情怀，也成为其学术生涯的基石。他以“中国”为文化与精神的归属，晚年仍呼吁年轻人“振作”，传承这份坚韧与希望。他的自述不仅是个人记忆，也是抗战时期中国人民苦难与抗争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