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敌占区的“小长征”：红色交通员的生死护送

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博古知今工作室】

1943年底的河南安阳荒凉而肃杀，苍白的雪涂抹在衰败的土上，为这片饱经蹂躏的大地裹上了一层冰冷的壳。间或点缀几抹惨淡的灰，是濒死树丛的绝望挣扎，这些顽固的枝丫从积雪下伸展而出，只为让人们看到属于自己不屈的一点轮廓。

树皮早已被啃噬殆尽，枝干上残留的只有参差的豁口与丑陋的疤痕，大部分都是几个月前蝗虫过境时用贪婪的口器跟颚足留下的。那些虫子蔽日而起的场景让人们至今想起仍心有余悸——低沉而连绵的轰鸣，仿佛死神的低语，在天空中久久不散，令安阳的农民们头皮发麻。这年的秋粮彻底绝收，活下来的农民卖儿鬻女，有的干脆在自己脑袋上插了根草棍，期待着有哪位贵人能用一口饱饭把自己给买了去。

安阳城里的鬼子不在乎死了多少老百姓，不过一波又一波逃荒的流民却让他们紧张得很：谁知道那里边有没有藏着几个“土八路”呢？所以鬼子理所当然地让安阳一带的伪军加强了对往来路人的检查。自1941年日寇推行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以来，鬼子在铁路上可谓费尽心机，机巧百出：铁路两侧深掘封锁沟，再修封锁墙，与铁路平行处又有公路，关键节点上修筑碉堡，设卡拦截，以日军为骨干，伪军为主力，构建了一套严密的封锁体系。日伪对自己的封锁颇有信心，号称“就是共产党的苍蝇也飞不过去”。

共产党的苍蝇飞不过去，但日伪的朋友却不好得罪。所以当这天下午1点，有伪军点头哈腰地伺候着一位“大老爷”穿越平汉路时，巡逻的伪军士兵马上就被这位阔额浓眉、不怒自威的老爷给折服了，这位老爷三四十岁，派头很大，言语不多。随行的伪军忙前忙后，小心伺候，狗腿像十足，于是没费多大工夫，这一行人便顺顺利利地越过了敌人严密封锁的平汉路，扬长而去。不久之后，他们又跟几名伪军、一位乘坐黄包车的商人，以及一位回娘家的妇女先后会合，几伙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人沿着清漳河畔一路北去，扎向了太行山区。

1940年6月，为执行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向苏北发展，开辟华中根据地的决策，陈毅率苏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图为行军中的陈毅

如果日伪知道自己刚刚放跑的是什么人，肯定悔得肠子都要青掉：那位派头十足的“大绅士”正是新四军的代军长陈毅，而坐在黄包车上的商人则是负责护送他前往延安、号称中共中央交通局“四大红色交通”之一的曾浪波，那位作回娘家装扮的妇女便是曾浪波的夫人叶彬。几个人这次千里迢迢，由淮安辗转奔赴山西，为的是借道太行，前往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当巍峨太行终于扑面而来时，陈毅回顾这一路仆仆风尘，不由得兴致大发，作《长相思·冀鲁豫道中》：

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

昼趱行，夜趱行，敌伪关防穿插勤。到处有军屯。

只是说好的全程护送，怎么到了过路的节骨眼上，曾浪波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

1943年的这次长途跋涉，对陈毅来说绝对是一次难忘的考验：因为当初胯骨受创，行动不便，所以他被迫留在南方领导游击斗争，成为十大元帅中唯一一个没有经历过长征的。由于1943年斗争形势极度严峻，更兼陈毅身份特殊，因此华中局提出要求，此行不允许乘坐火车等交通工具，而必须经由各根据地前往延安。为确保行程安全，华中局特地安排了时任华中交通局局长的曾浪波来负责陈毅此行。

党的地下交通员曾浪波，后改名曾昌明

曾浪波是老交通员出身，后来改名为曾昌明，自1930年起便在中共中央交通局工作，不仅能力出众，更是一位“福将”。1933年他护送瞿秋白由上海前往瑞金，本计划搭乘英国轮船广生号出海，临行前曾浪波觉得码头上氛围不对，终止计划，结果逃过一劫：广生号出海后触礁沉没，若是当初上了这船，俩人就算没被逮捕也难逃一劫。最后曾浪波为瞿秋白化装成了医生，从上海赴香港后由汕头重入内地，抵达大埔青溪后徒步前往苏区，昼伏夜出，历经20余日抵达瑞金，圆满完成任务。

在这趟任务以前，陈毅跟曾浪波素未谋面，却是早闻其大名。因为直到1942年曾浪波才从上海撤离，赴华中局履新，当年6月华中局根据中央指示抽调干部赴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结果几十位旅、团级干部刚刚组队出发一昼夜，前方便传来消息：鬼子“扫荡”了鲁西一带，此前所建立的交通线被破坏殆尽。于是曾浪波临危受命，率十余名武装交通员深入敌后，建立了由华中至延安的地下交通线，新四军军部教导队便由这条交通线奔赴延安。此后陆续有上百名高级干部经由此线路奔赴延安，1944年12月26日，陈毅与刘少奇致电新四军诸将表示“中央决定将华中前后来延干部计百余名，全部派往华中工作。另从在延的东南机关的团县以上老干部，调四百名左右来华中工作……大部应是用在江南区担任发展工作”——有了曾浪波所构筑的这条“红色生命线”，华中根据地从此不再是孤悬敌后的一座孤岛，而成为与延安血脉相连的有机整体。

曾浪波根据路上情况，在临行前很是为陈老总“梳妆打扮”了一番，还给陈毅专门打造了一个“大老板”的人设，要求此后大家用“当家的”来称呼这位刚刚改名“张老板”的新四军代军长。唯一的问题是这位张老板实在是没什么好衣服，看着有点过于俭朴了，幸好新四军第4师第9旅旅长韦国清此前缴获了一张好貂皮，于是大家就地取材，给陈毅做了一件蓝色碎花缎面裘袍，总算是让他“人设饱满”了起来。

一切准备就绪后，几个人便踏上前往延安的道路。前半程相对顺利：从新四军所在根据地出发之后，第9旅派了一个连外带二十余名武装交通员，护送陈毅穿越陇海路。曾浪波等人利用此前侦察到的敌人行动规律，于两趟巡道车巡逻间隔中搭起梯桥，跨沟翻墙，顺利过路，甚至还安排了后卫人员打扫了行动轨迹，以保住交通线的秘密；而过了陇海路后，队伍直抵微山湖畔，赫赫有名的“铁道游击队”在此恭候多时，一个武装交通班负责护送陈毅一行穿越津浦线——由于铁道游击队在当地秘密发展了不少伪军，因此从沙沟站附近直接穿越铁路早就是成熟方案了。不过穿越津浦线、横渡微山湖之后，麻烦来了。

1944 年，津浦线上（天津至南京浦口）的铁道游击队员

由微山湖到鲁西二分区，中间正要与昔日汉高祖龙兴之地——丰、沛两县擦肩而过，当时在丰县、沛县和曹县以南，正是日军、伪军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犬牙交错的所在，形势极度复杂。更要命的是日寇正在这一带疯狂“扫荡”，贸然穿越风险极大。大家商榷之后，最后征求陈毅意见，决定连夜穿行此地。曾浪波一边照顾着骑在牲口上、旧伤复发的陈毅，一边甩开两腿，愣是在一夜之间行军150余里，汗透重衣，突破了敌人的封锁。

这一路走来看似风平浪静，但正是交通员心中最理想的“打开方式”：在敌我交错的复杂地区中悄然穿越，于封锁严密的交通要道上找到通行缝隙，无声无息中将人、信、物送至远方，让敌人乐享美好而幸福的太平时光，甚至最好连共产党人在此出没的痕迹都觉察不到，这才是敌后秘密交通的完美状态。许多谍战片为了凸现情节的紧张刺激，刻意安排主角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险象环生，于最后一刻逃出生天，殊不知只要与敌人碰上，整个行动失败的可能性便骤增。所以对于曾浪波这样老到的交通员来说，若不是为了护送要人，而只是传递情报、文件和物资，那么他们往往会选择更加稳妥也是更加偏僻的路线来完成任务。东北抗联珠河游击队曾因斗争需要，委托同志们在哈尔滨购入电线十余捆，但这一百多斤的电线体积庞大，引人注意，若要从哈尔滨运回珠河极易被敌人发现。最后交通员张石匠为了保险，干脆用一根扁担将这100多斤的电线挑着步行赶往了珠河，硬是靠着一双脚走完了400多里的路，将物资安全送到。

头脑灵活足以忽悠敌人，身手矫健擅于翻山越岭，意志坚定甘愿保守秘密，人情练达巧于左右逢源，这是地下交通工作对交通员所提出的苛刻要求。但最为揪心的是，由于党的工作经费常年紧张，抗日最艰苦时甚至发生过干部们开会时饿得头晕眼花，坐立不稳，最后不得不躺在床上把会开完的事情。如果不是对革命工作有着绝对的信念，又有谁能在这种状态下坚持下来呢？

信仰坚定、经历复杂，只身辗转数千里乃是早年间中央交通员中常见的经历。曾浪波自己早年的革命经历就更加复杂：他1909年出生于广东琼县，按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算，是不折不扣的海南人。17岁时加入共青团，次年参与琼山塔市暴动——此时正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迹未干，白色恐怖如乌云压城笼罩大地，因此暴动失败后曾浪波被迫出洋前往泰国做工，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因叛徒出卖，被烙下印记之后驱逐出境，他愣是辗转到了香港又重新联系上了组织，之后负责中共中央与南方局的交通工作。1935年他出任上海中央交通局长，抗战全面爆发后调至长江局工作；1938年底，周恩来决定在桂林组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李克农亲自点将，命曾浪波出马建站。他不仅成功地将桂林站建了起来，更是开辟了从桂林到越南河内的交通线，1939年夏，南方局将千辛万苦才买到的几辆汽车，连同南洋华侨所捐赠的车辆、药物等由这条交通线运抵延安，曾浪波全程负责，辗转两万里，前后半余年。到1943年时，曾浪波在交通工作上已经是相当成熟了，护送机要文件、党内秘密乃至重要人物东奔西走，对他来说早已是驾轻就熟；建立交通线、布置交通站，因地制宜，巧设机关，他也堪称行家里手。不过，1943年底他护送陈毅抵达鲁西之后，在即将翻越平汉路时还是犯了难。

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位于广西桂林市中山北路

此前从华中到鲁西，大多时候当地根据地都是派出精锐队伍，以武装交通的方式掩护陈毅一行，可到了鬼子控制更为严密的平汉线附近，武装交通的方式却变得有些麻烦：1942年敌我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为了打破敌人封锁，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的指示》，指出要在各个根据地与延安之间建立两条大的交通线，一者由晋西北之文水、交城到晋东南转山东、苏北到华中；一者由原平线到晋察冀转冀中、平西及冀东，由此好将各个分散的根据地联结起来，其中如何打通平汉线的封锁成了一个天大的难题。最初大家也用过武装交通的护送方式，但敌人在这一带重兵云集，送来送去最后发展成了每次干部过平汉路都要于夜间集中交通、冀鲁豫根据地派一两个团护送、太行根据地派一个团下来接应的模式——显然，这般动作很难不引起敌人怀疑，有时候甚至会引起伤亡。不过对于陈毅这样的高级干部来说，武装交通穿越平汉线的好处在于风险可控，就算是遭遇重兵拦截，起码可以从容撤回，不至于落入敌人手中。

曾浪波护送陈毅抵达安阳附近后，跟当地沙区办事处下属交通科的同志们做了交流，当地的同志最终建议让陈毅依然以商人的伪装，正大光明地穿越平汉路，而过路的文件证明等则由当地交通站负责协调伪军中的关系搞定。

曾浪波显然对这个方案信心不足，这不仅因为一旦失手，陈毅大概率便要落入敌人之手，更因为这个方案里他跟陈毅必须分开通行：由于地下交通工作千头万绪，人、钱、物、情报乃至文件都要由交通站进行传递，所以组织上根据不同任务，或为了缩小目标，或为了确保安全，往往会启用不同的交通线路。此前刘少奇于1942年9月初过平汉路时，也是跟爱人及警卫人员分开，走不同路线分头行动的。

可关键在于，曾浪波千里迢迢护送陈毅，本来就是因为这趟任务性质特殊，考虑到陈毅缺乏敌后长途转移经验，特别采用了“接力交通+直接交通”双重保险的模式，眼下这被迫分开，又如何能确保首长安全呢？

所谓接力交通与直接交通，乃是地下交通的两种主要方式。前者每到一处交通站则交接人、物或文件，换人接力传递；后者则自始至终由一人负责。此前华中地区干部前往延安时，在鲁、豫、冀、晋、陕五省内的交通联络便分别由鲁西二分区跟冀鲁豫军区负责，自然属于接力交通。负责接力交通的各地交通局熟悉当地情况，运作起来更加安全，可交通员却未必全都绝对可靠——在当时来说，许多部队一听自己要执行武装护送的工作都是连连摇头，宁愿跟鬼子真刀真枪地干上一场。党员和干部的稀缺跟敌人的不断封锁，使得根据地在发展交通员时愈发困难。冀晋等地的敌人给交通员开出的悬赏更是惊人，“抓一个交通员奖给与抓一个县长一样多的赏金”。这种情况下，交通员牺牲、被捕的情况时有发生，敌人往往会顺藤摸瓜破坏任务。所以组织上在常规的“接力交通”基础上又命曾浪波护送陈毅进行“直接交通”，为的正是曾浪波稳定可靠，能够以其丰富的经验识别危险因素，规避接力交通时候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眼下他与陈毅被迫分开过路，委实让这位老交通员心里忐忑不安。

不过曾浪波虽是老交通，但严格说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却没多少发言权：根据《干部通过敌占区之交通秘密条例》，干部在通过敌占区时要遵守“言语行动服装等，必须绝对服从交通站及护送人之指导”的原则——毕竟当地的交通员往往更熟悉本地情况。所以反复权衡之下，曾浪波还是服从了纪律，由当地交通站的同志带着陈毅动身过路，自己则踏上了另一条交通路线。

曾浪波的担心也不无道理：以当时的情况来说，高级干部穿越平汉线最可靠的法子是走安阳县路东伪保安司令王自全的路子。但这位“王司令”乃是土匪出身，为人狡诈阴险。若是被他得知陈毅的真实身份，说不定便会生出别样心思——而事实证明，日后抗战胜利，他果然投靠了国民党，被委任为“安东先遣军总司令”，坑杀了前来劝降他的共产党员。

好消息是，眼下王自全跟八路军之间的关系还算不错：1937年王自全被东进纵队俘虏过一次，所以他对跟八路打仗这事始终有点犯怵。八路军抓住他这个弱点，从1941年开始不断加强接触，约定不再打他，从而争取到了在他这里借路过人、双方互通有无的条件。八路军通过这条渠道购买了大量食盐、药品乃至军火等物资，而王自全则从根据地采购花椒、白麻等山货，分润不少。他弟弟王自献的“白手套”安阳县北务村乡绅郭庆安替王自全打理这些生意，天长日久之下受了许多抗日教育，最终也被发展成一名交通员，还在其家中设了交通站——而陈毅这次，就是要从郭庆安的交通站，借道穿越平汉路。

郭庆安思想开明，家资颇丰，在安阳城中有茶庄、棉花行等几桩生意，除了家里之外，连城中的买卖有的也被发展成了交通站，算是跟八路军做了深度绑定。从1941年到1945年，先后有数百名干部在他的掩护下奔波往来，没有出过半点纰漏。但话虽如此，对于这种利益与觉悟互相掺杂发展而来的交通员，大家也并非完全放心，当陈毅在郭庆安家中交通站停留时，始终有沙区办事处的交通员陪同随行；据说以前比较极端的情况下，部队甚至会拉出一两个团停驻在王自全部附近，随时做好打的准备。

不过这次事情还算顺利，郭庆安不仅很快便从王自全的“司令部”中开出条子，还要到了伪军随行，以提供保护。这伪军连同沙区办事处的交通员一起护送陈毅这位“大老爷”过了平汉路，顺利蒙混过了敌人的盘问——这便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了。

过了平汉路后，陈毅与护送他的交通员跟前来“接力”的交通员碰了头，随后分由不同路线穿越平汉路的曾浪波夫妇及警卫人员相继会合，一行人进入了晋冀鲁豫根据地，陈毅在此休整数日后再度起身，众人穿越过最后一道较大的封锁线同蒲铁路后，前往吕梁山区。一路上陈毅在曾浪波的引领下迂回辗转，穿山越岭，跨沟翻壕，很是吃了一些苦头，纵然出发时曾浪波想办法帮陈毅搞到了一头毛驴代步，但翻越过同蒲路之后他还是把鞋子走破了。幸好同蒲支队队长把自己的鞋子“协调”给了陈老总，才让他不至于光着脚进入吕梁山区。

但曾浪波的运气就没有这么好了，1944年初的吕梁山区大雪纷飞，曾浪波作为南方人少见这般雪景，不慎双脚冻坏，不能行动，只能以牛代步陪着陈老总走完了最后一点路程。由于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时，他光荣列席。

这一路曾浪波护送陈毅，由1943年11月25日自黄花塘（今江苏盱眙）出发，历经7个省、20余个县，穿过了陇海路、津浦线、平汉线、同蒲路这四条日寇严密封锁的铁路，东渡黄河，翻越太行，终于在1944年3月7日平安抵达陕西延安，历时百余日，行程数千里。后来陈毅曾打趣自己此行也算是一次“小长征”了。

回望来路，从黄花塘的新四军总部到延安的窑洞，从曾浪波这样的传奇交通员到郭庆安这样的编外交通员，从第9旅的武装护送到铁道游击队的秘密接应——这条绵延数千里的地下交通线，何尝不是整个抗日根据地的一个缩影？一条秘密的地下交通线，串联起了华中与陕北，联通了新四军与党中央，更将无数奋战在这条交通线上，有名的、无名的交通员编织进了民族解放的宏大篇章之中。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那些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身影，最终汇成了改天换地的洪流。

编辑：周斌、詹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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