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一件奇事：八路军将领突然失踪，还带走了三万元军饷

1938年2月的晋南寒风刺骨，八路军115师警卫员攥着牛皮公文包的手沁出冷汗。包内三万法币的油墨味混着硝烟，在太行山麓的小径上飘散。参谋长周昆留下“军饷对半分”的字条后，消失在通往第二战区司令部的山道上，从此再无音讯。

这位参加过秋收起义、走过长征的八路军将领，为何在国共合作抗日之际携款失踪？是经不起诱惑的叛逃，还是暗藏杀机的意外？

当延安方面翻遍晋陕大地，连国民党情报系统都查不到蛛丝马迹时，这桩悬案已然成为刻在抗战史册上的一件奇事。

一、武汉会议后的心理裂痕

1938年1月的武汉街头，挂着青天白日旗的别克轿车碾过积雪。刚参加完国共联席会议的周昆，在八路军驻汉办事处拍着桌子抱怨：“他们（国民党将领）住公馆坐汽车，我们倒像叫花子！”据《彭德怀传》记载，这番牢骚引得彭德怀勃然大怒：“你要是眼红，现在就脱军装去当寓公！”

这番争执被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钟记录在1938年1月23日的日记中：“周参谋长情绪低落，言谈间屡提待遇不公。”

当时八路军高级将领月津贴仅5元法币，而国民党同级别军官收入超其百倍。但令人费解的是，周昆在井冈山时期经手过苏区金库，从未有过经济问题记录。

二、失踪当日的反常细节

2月22日清晨，周昆带着贴身警卫前往临汾参加军事会议。第二战区《会议纪要》显示，当天他领取了115师全体将士的6万元军饷。返程途中，他突然将装有3万元法币的公文包交给警卫员，嘱咐“务必交王秉璋科长”，自己则声称“另有要务”。

时任作战科长的王秉璋在回忆录中写道：“打开包裹时钞票捆扎整齐，附信字迹工整，完全不似仓促所为。”

更蹊跷的是，周昆特意注明“六万军饷各分其半”，这种“留一半暴露一半”的做法，完全不符合携款潜逃的常规逻辑。警卫员后来向保卫部汇报：“参谋长往霍州方向去了，说要见个故人。”

三、五条线索的生死推演

延安保卫部当年列出五大侦查方向：叛逃国民党、投日、回乡隐居、遭劫遇害、秘密任务。1950年湖南省公安厅的清查档案显示，平江县周氏宗族1949年前无人购置田产；台北“国防部”2006年解密的《投诚人员名录》中未见周昆记录；日本防卫厅《华北治安战》档案亦无相关情报。

最关键的物证——3万法币始终未现世。按1938年物价，这笔钱能在上海购置两栋洋楼，但当年上海《申报》的社会新闻版从未出现“神秘富豪”相关报道。经济学家马寅初曾撰文指出：“法币在黑市兑外币需特别渠道，非行家难以操作。”这对出身行伍的周昆而言，几乎是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

四、太行山道的血色疑云

2015年在霍州发现的民国警察局档案，揭开另一重可能。1938年3月2日，当地乡民在韩信岭山洞发现无名男尸，“着灰布军装，身中三弹”。虽然尸体已腐败难辨，但口袋内残留的“115师特供烟丝”与周昆警卫员的供述吻合。

该区域当时活跃着多股势力：阎锡山部骑兵连、日军便衣队、民间武装“黑虎寨”。曾任太岳军区敌工部长的刘志坚回忆：“第二战区周边常有伪装成八路军的劫匪。”

若周昆真携带巨款独行，极可能成为各方势力的猎物。1982年原国民党军统晋南站站长沈醉的交代材料提及：“1938年春确有针对八路军将领的劫杀计划。”

五、历史迷雾中的多重镜像

2001年俄罗斯公布共产国际档案，其中1938年4月季米特洛夫致延安的电报里，赫然写着“周昆同志赴苏治病”。但中央档案馆查证，当年赴苏干部名单并无周昆。更扑朔迷离的是，1955年上海提篮桥监狱审讯汉奸时，有人供述“曾在太原见过周参谋长与日军密谈”，但经查实为诬告。

军事科学院2010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该事件暴露了国共合作期间的制度漏洞。”

当时八路军军饷需经国民党军需系统发放，周恩来曾在1938年5月致电朱德：“各部领取饷银必须双人同行。”这项规定的出台，正与周昆事件直接相关。

【参考资料】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八路军115师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
《第二战区抗战档案汇编》（山西人民出版社）
《王秉璋回忆录》（内部刊印资料）
《民国时期山西警务档案》（霍州市档案馆）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沈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法币与战时金融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