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忘记的日子。

1937年7月7日，驻扎在中国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在中国的土地上举行进攻中国宛平城的军事演习，借口丢失一头鬼子兵，悍然进攻宛平城。从此以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抗战阶段；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军民血战14年，牺牲3500万人，直至夺取最后胜利。

3500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那是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回顾这段历史，不由得感慨万千。

（一）蒋介石的纠结。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与此同时，蒋介石与日本的秘密和谈一直没有中断，1938 年“陶德曼调停”就是老蒋搞的，而1940 年的 “桐工作”则是日本情报机构搞的。

最后，蒋介石之所以没有像汪精卫一样彻底走上一条汉奸之路，主要是日本开出的条件太苛刻，蒋介石担心会直接威胁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当时，日本的侵略行为激起了全国范围内强烈的民族义愤。从普通民众到知识分子、从在校学生甚至到部分政府军官兵，抗日救亡运动成为社会主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呼声早已深入人心。

这个时候，任何与日本和谈的举动都可能被视为 “妥协投降”，都会直接冲击国民政府（也就是蒋介石统治）的合法性。

1938 年 12 月，蒋介石在日记中分析：“若中途言和，对内则士气瓦解，对外则列强轻视，且使日阀更骄，更易以威迫利诱我也。” 这里的 “对内士气瓦解”，本质上就是对民心丧失的担忧。

再说了，蒋介石正在跟日本人暗地里勾勾搭搭，没想到条件还没谈成，汪精卫竟然先行一步，“还都南京”，也搞了一个“南京国民政府”，自己先做了“伪国民政府主席”，这就让蒋介石感到很尴尬~“难道让我去做他王兆铭的副手吗？”便在日记中猛批汪精卫 “不知民族大义，只图个人私利”，强调 “吾人必须坚持抗战到底，方能保存国家人格，否则即为民族罪人”。

蒋介石很纠结自己去南京的话，应该走在什么位置上。

也就是说，蒋介石已经认识到：如果跟日本和谈，将直接违背其 “抗日救亡” 的政治承诺，直接导致民众信任崩塌，那他的“蒋委员长”就当不成了~这才是要害：抗不抗日倒在其次，一切都要围绕能不能做“蒋委员长”才是最主要的。

（二）“非法抗日”行动“危害国家秩序”。

日本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后，又接着南下越过长城，进逼平津，并侵占察哈尔省（今分属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省）多伦、沽源等地。

就在这个时候，我西北军将士坚持长城抗战，因为装备低劣，不得不组织大刀队夜袭日寇，并由此产生了一首名传后世的《大刀进行曲》。

丈夫许国，不必相送！

但已经丢掉东三省的蒋介石，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命令何应钦与日军和谈，最后签订了一个《塘沽协定》，主要内容是：长城抗战，停了；长城以南大片地区，中国军队不准进；冀东一带，设置“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也不得进入~“冀东”的边界是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以东以北地区。

这么一来，蒋介石实际是确认了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等于认可了日本对东北四省的非法侵占。

为了配合《塘沽协定》的全面落实，蒋介石还很贴心地发布了一个《敦睦邦交令》，主要内容：就是不许说日本人半句坏话；报纸上连“日”或“日本”都不准出现，统统用“×”或“××”代替。比如：1937年赵登禹将军牺牲后，当时民众所见报纸标题为：《赵登禹殉国经过——身中三创，犹复大呼杀□□》。“口口”是什么东西？

当时的报刊新闻

当然，蒋介石不抵抗，不代表中国人民不抵抗。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当地群众纷纷参军参战，队伍从几千人迅速扩展至十几万人。

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就组织开始对日作战，先后收复了康保、沽源、宝昌、多伦，标志着察东四县全部收复。这是“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

日本人觉得这是中国人没有“契约精神”；

蒋介石也觉得抗日同盟军是“非法抗日”，“危害国家秩序”，并且专门起草一份手令，指示国军将领“侈言抗日，立斩无赦”。

总裁手令

于是，国军与日军默契配合，很快将孤军奋战的抗日同盟军剿灭，何应钦为此电告蒋介石：“我军与日军密切配合，联络确实，分工明确，空地配合娴熟” 。

这么一来二去，由于长城线和中国撤军线之间定为中国非武装区（停战区），日本得以干预其事，冀东至北平二十余县成为一个特殊地区，国府内部的抗日声音越来越小，反倒是那些汉奸们越发嚣张，日本侵略华北的通路被打开。等到“七七事变”爆发，华北沦陷的速度比东北还快，这可不是没有原因的。

后来，曾经的同盟会会员、北伐名将、变卖全部家产筹款10万组织“抗日救国军”的方振武被军统特务暗杀；

后来，曾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前敌总指挥的吉鸿昌被军统特务秘密逮捕，经蒋介石的亲自下令，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时年39岁。

总裁手令

吉鸿昌临刑前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故事和一首就义诗。

这个故事是：吉鸿昌要求行刑队拿一把椅子来，自己坐在上面，正面面对着一排枪口，说“我为抗日而死，要死得光明正大，不能跪下挨枪，死后也不能倒下！我要亲眼看着蒋介石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

这首就义诗是：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这是我默写的，几十年都没有忘记）

（三）七七之夜的那头鬼子兵。

1937年7月7日失踪的那头日本兵叫志村菊次郎。那天晚上，志村菊次郎是因为拉肚子离队迷路，折腾了一宿才回到鬼子兵营。

挑事的日军第1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于1938年6月30日接受东京《朝日新闻》采访，得意洋洋发表地说：志村菊次郎走失后又返回，“没有异状”；因为已经“失踪”了，军方刻意封锁了志村归队的消息，目的是“避免中国方面宣传”，以便于挑起事端。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军部为掩盖真相，将志村菊次郎秘密遣返回国，随即被强制退役；当别的鬼子兵在搞出一次又一次“万岁冲锋”的时候，志村菊次郎在自己的山形县老家整整享受了7年乡村时光。

这对志村菊次郎来说是一件好事，起码躲过了长城抗战时的29军大刀队或遍布华北地区的游击战。

但是，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1944 年，日本已经日薄西山，感觉已经处于土崩瓦解的前夜。

在日本老家优哉游哉潇洒7年的志村菊次郎，作为适龄老鬼子，再次扛起三八枪；这次被编入日军第18师团，直接加入日本在东南亚作战的南方军。

就在那一年的10 月，18师团在缅北胡康河谷战役中被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一军击溃，损失率高达80%。

根据日方《缅甸战死者名录》记录，志村菊次郎至死都只是一个 “步兵上等兵”。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一军是孙立人带来的部队，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七七事变”时，志村菊次郎的顶头上司一木清直，以后不仅升官了，而且还成为瓜岛战役中以其姓名命名的“一木支队”的一把手，最后虽然切腹自杀、魂归靖国神厕，好歹也在二战史册的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四）日本人最喜欢的中国作家。

本来想就“七七事变”谈谈抗日战争，不知道为什么，莫言的名字却突然跳了出来。

1988年，莫言的《枯河》日译本首次在日本发行，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其每一部作品几乎都会马上被翻译成日文，这使他成为日本最受推崇的中国当代作家。

前日本驻华公使井出敬二指出，为了抵制中国文化的侵蚀，日本对中国作家作品的翻译和销售管控很严：“在日本书店，很少有机会看到中国作家的作品，但莫言是个例外。”

在《丰乳肥臀》日文版发售之际，日本著名作家茅野裕诚子感慨地说：“在宏大的故事中，由于天灾人祸等重大事件的接连发生，极恶的日军形象很淡。作为日本人，读着描写日本军队的文学作品，第一次有着放松、舒服的感觉。”

大江健三郎就认为莫言是“中国极其优质的作家”，“如果让我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就选莫言。”~这眼光，够贼的！

（五）攻守之势，异也。

1937年的“七七之夜”，一木清直，一个鬼子少佐，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要到宛平城找人；

“失踪”的志村菊次郎回来后，一木清直仍就决定先“惩罚”一下中国军队，觉得“我决定占领一文字山（卢沟桥和北平之间的中方阵地），然后再严正交涉。”

这是多么的嚣张！

转眼到了2023年4月6日。

3月30日刚刚就任陆上自卫队第8师团长的坂本雄一，听说我山东舰正在西太维护“自由航行”的国际秩序，决定乘坐“美国造”黑鹰直升机去围观一下，没想到一下子就掉海里去了。

更要命的是，黑鹰直升机上总共十人，全部淹死了；除了坂本雄一肩抗中将军衔，还有四位大佐呢，除了两名飞行员以及一名警卫军衔稍低外，剩下的都是第八师团指挥层的核心成员。

陆上自卫队第8师团领导层这是集体团灭啊！

李云龙血鬼子洗观摩团，都自愧不如啊！

于是，“阴谋论”在日本迅速蔓延，纷纷猜测这是山东舰动了手脚。

但是，日本网民的这一脑洞还没来得及在舆论场上发酵起来，就迅速被日本官方给堵回去了。

日本官方迅速辟谣，宣称“经过综合考量判断，此次坠机属于一起意外事故”。

时代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