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窑洞工厂” 中国抗战时期最伟大的奇迹之一

盛世中国 如你所愿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陕西抗战的历史记忆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在经济上进行抗战准备，国民政府成立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提出了开发建设西北的一系列提案。强调把西北作为抗战建国大后方，作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地和生命线进行重点建设，陕西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

随着大批工厂企业内迁，西安、宝鸡等地成为重要的迁入地之一，陕西战时工业也得到了发展，宝鸡的“窑洞工厂”被称为“中国抗战时期最伟大的奇迹之一”。抗战后期，在国家资本的投资刺激下，陕西的水利、公路、内河航运、邮政、航空都得到一定发展，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进行了经济上的抗战准备，把西北作为抗战建国的大后方进行重点建设。国民政府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成立西京筹备委员会，并通过了一系列开发西北方案，实施了一系列开发西北的具体措施。

主要集中在交通、水利、农业等各个方面。公路方面，完成了西兰公路、西汉公路、汉宁公路、汉白公路等；铁路方面，修通了陇海铁路陕西段；水利方面，完成关中八惠灌溉工程；农业方面，全国经济委员会制定了《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提出“救济西北，当以流通农村金融为首务”的西北合作事业计划，挽救濒临破产的农村经济。

建立战时工业体系

沿海地区工厂企业纷纷内迁陕西

国民政府积极支持在西北建立战时工业体系。

从1934年开始，江苏、天津、湖北、山东等沿海地区工厂企业纷纷内迁西安、宝鸡、汉中等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0年间，经国民政府工矿调整委员会协助内迁的民营厂矿总数达452家，物资共计12万余吨，其中纺织厂共103家。到1940年，迁至陕西各地的工厂达到44家。

在支持工厂内迁的同时，国民政府对后方的民营工矿企业实行奖励扶持政策，先后颁布了《非常时期矿业奖励暂行条例》等，促进了后方工矿业的发展，使得后方战时工业体系得以建立。

截至1942年，全省有工厂123家，资本总额达到2830.6万元。包括能源工业、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民用轻工业、建材业等几大类。现代工业“过去多集中于西安一处，现则沿陇海、川陕、咸同等路之重要市镇，如渭南、咸阳、虢镇、蔡家坡、宝鸡、褒城、南郑、耀县、同官等地，均渐发展，惟仍以西安厂家最多”。

西安成为抗战后方

仅次于重庆的第二个金融中心

七七事变后，陕西在财政税收、金融、农业、工业等领域逐步进入战时经济体系。为适应抗战征收田赋需要，陕西省于1940年起实行田赋征实，省政府行政会议通过《陕西省战时田改征实物暂行办法》，设财政部陕西省田赋管理处，积极筹备全省田赋改征实物事宜。

全面抗战期间，由于军费剧增，财政赤字愈来愈大，大部分年份是收不抵支。为解决财政问题，陕西省颁布《陕西省税务局组织规程》《陕西省各县县长协助税务局所稽征考核办法》《陕西省会警捐征收局组织规程》等，整理税务管理系统，规范税务行政制度，提高税收。

1937年11月开始，陕西省对戏院、电影、筵席、化妆品及特货五种征收战时特捐，以弥补战时特别开支，到1940年因已另筹抵补，取消了战时特捐。1942年，陕西省颁布了《陕西省各县市筵席及娱乐税征收规则》，规定筵席娱乐税应由“顾客负担”，税率按价值征收。1943年10月1日起，陕西省选择长安、耀县、澄城、凤翔等22县，开办筵席娱乐税。

国民政府注重大后方的金融网建设，各金融机构相继在陕西建立分支机构。1933年开始，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银行、邮政储蓄金汇业局等纷纷在西安设立分行。各省的私营银行、钱庄也纷纷到西安设立分支机构。1944年，西安有银行公司29家，钱庄、银号60多家，信托保险机构8家，成为抗战后方仅次于重庆的第二个金融中心。

陕西成为大后方主要粮、棉产区之一

全国抗战时期，陕西成为大后方的主要粮、棉产区之一。陕西省政府为适应战时农业的需要，成立了陕西农业改进所，全面开展农、林、牧业生产指导，进行农业试验和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工作，小麦良种陕农7号，棉花良种斯字棉及谷子良种小黄谷等农作物优良品种地在全省得到大面积推广。

垦荒在陕西当时是一种政治运动。为安置难民和灾民，奉国民政府令，陕西省成立垦务委员会，开办黄龙山、黎坪、眉扶、渭滩、宽滩、嵯峨、千山等垦区，寄养难民、流民，支援抗战。 据陕西抗日战争志

>>聚焦

宝鸡“窑洞工厂”：扛起供应抗战军需的重任

抗战时期，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受共产党人影响，促成了武汉64家企业西迁，其中有15家迁至宝鸡。他们在荒滩上建厂复工，建成了拥有200多户企业的“秦宝十里铺工业区”，占当时全国工业企业的20.56%，他们扛起了供应抗战军需的重任，也因此成为日寇轰炸机的重点目标。

“日本人炸一次，我们就恢复一次！炸十次，就恢复十次！”工合领袖卢广绵的怒吼震彻渭河平原。在遭受日军26次集中轰炸后，时任申新纱厂的总经理李国伟作出惊世抉择：“将生产线藏进大地！”没有进口水泥，工人就地取材，用耀县石灰砂浆兑入黏稠的糯米水；土质疏松易塌，便一寸寸开凿、一尺尺推进。最终，一条总长1.75公里的地下窑洞车间诞生，将1.2万枚纱锭和70%的设备安装其内进行生产。24孔窑洞内，通风口如呼吸孔道，储水井暗藏生机，避让洞守护生命……这座“地下堡垒”不仅庇佑了机器，更守护了周边百姓的生命。

数字见证工业抗战奇迹：43.2万匹棉布、6.4万吨棉纱从窑洞运往前线；工合组织在宝鸡赶制180万条军毯、30万件军大衣；福新面粉厂53%产量化为将士口粮……

这个窑洞工厂被林语堂称为“中国抗战时期最伟大的奇迹之一”。抗战期间，茅盾先生路过宝鸡时，留下“水一样流转的山货、山一样堆集的商品和原料”的慨叹，称赞宝鸡为“战时‘景气’的宠儿”。

1951年公私合营，申新纱厂走出了200多名厂长经理去西北各厂任职，2000多名技术工人参与西北各厂的技术指导与生产，为新中国的西北工业建设添砖加瓦。 据上观、中新社等

>>人物

上海小老板把锁厂搬到延安 毛主席称其为“边区工业之父”

1937年的上海，31岁的沈鸿是“利用锁厂”创始人，他发明了颇受市场欢迎的“弹子锁”，以更低廉的价格打破了美国锁的垄断，远销国内外市场。

当年8月，日军对上海的侵袭进一步加剧，150多家上海工厂自发开始向大后方转移工业设备和专业人员。沈鸿也决定跟上这次工厂大迁移的脚步，但“利用锁厂”这样的民营中小企业并不在政府扶持名单之列。沈鸿辗转找到上海工厂内迁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林继庸，表达了“自费内迁”的决心。

历经九死一生，沈鸿一行于9月中下旬抵达武汉，他们租住在武汉城郊的一处民房里，焦灼地等待着国民政府规划新厂址，却杳无音信。在武汉进退维谷的日子，沈鸿偶然听到《大公报》战地记者范长江的一次演讲，第一次了解了延安如火如荼的革命盛况。后来他在武汉遇到了上海工人夜校同窗陈振夏。这位老友也选择了去延安寻找救国机会。从陈振夏口中，沈鸿还知道了八路军平型关大捷……

沈鸿决定迈出一步。他过江来到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向办事处负责人钱之光表露心迹：想把工厂搬迁至革命根据地延安。钱之光当即表示欢迎，办事处与沈鸿签下协议书。

沈鸿一行要取道西安前往延安。为掩人耳目，他乔装成在西安考察汽车修配企业的选址，最终取得国民党信任，获得了一纸“迁移证”。

1938年1月30日，农历新年的前一天，沈鸿一行人收到通知,趁年关时国民党对陕甘宁经济封锁松懈，于是立即奔赴延安。

沈鸿到来前，陕甘宁边区的机器制造业几近空白，仅有一个拥有3台不成套机床的兵工修械厂，只能修理前线缴获的军械。

就在沈鸿去延安后不久，山西柳树店村来了近百名工人，于是工厂规模扩大，急需隐蔽的选址，所以迁至距离延安90公里的安塞县茶坊乡，命名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也就是后来常说的“茶坊工厂”，沈鸿一直担任该厂的总工程师。

当时这个工厂被分为东西厂，沈鸿带去的人马和10台机器，主要服务于西厂的机器制造部。

沈鸿和工人们常年在一个存放棺木、经改造拓宽的地主石窑里生产。他从上海带出的，除了机器，还有满满一箱技术书籍，成为他在延安边学边干、解决技术难题的宝库。

以上海带去的10部机器为基础，沈鸿带人制造出一些易于在战争行军中搬迁的新型“母机”，并用这些“母机”又制造出了各种机器，如印刷厂的油墨机、纸厂的造纸机、制药厂的压片机、煤油厂的炼油设备等，甚至还包括延安第一台造币机……

1947年，沈鸿正式入党。毛泽东亲笔为沈鸿在白布印制的劳动模范奖状上，题写了“无限忠诚”四个字，并称他为“边区工业之父”。 据解放日报

>>背景

宜昌大撤退：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

查阅史料，可以看到这样一组数字：抗战爆发后，上海军民将150余家企业的机器设备拆卸迁走，超过2500名工人与1.6万吨的机器设备撤退至大后方，但到达武汉的，只有121家民营工厂、总计1500余技术工人和5000多吨物资，其余尽在途中折损。

1937年，中国新式工业基本集中于东部沿海沿江地区，一旦沿海地区遭遇战争破坏，将会给中国工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上海是中国工业的核心，工厂数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

七七事变后，担心日军在战争中大肆毁灭中国工厂，众多上海企业家决心内迁。8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通过了“上海民营工厂内迁方案”，决定由资源委员会拨款56万元，补助上海民营工厂内迁经费，成立“上海工厂迁移委员会”。

8月13日，淞沪战役打响，日军飞机大肆轰炸上海市区。内迁工厂的老板与工人们一起，冒着生命危险拆装、搬运机器设备。1937年夏末的黄浦江畔，各家工厂的设备和物资，连同职员、家属及技工，顶着敌人的炮火，驶离苏州河，开始了艰险的内迁征途。

上海迁拆的工厂除一部分北上西安，南下长沙、广西、云南外，大部分西去武汉，再经宜昌到达重庆。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蜂拥而来的难民潮，把宜昌城撑得爆满，尚有3万余待运人员、9万吨待运器材拥塞宜昌。

即使运输任务繁重，抢运的次序并不混乱，交通部次长卢作孚指挥船队运出的第一排序是战争中失去所有亲人的难童，再是涉及军工的机器设备，再是保障民生供给的物资。

亲历宜昌大撤退的教育家晏阳初评价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这场抢运中，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在日机轰炸中穿梭，将10万吨物资仅用40天时间就运抵重庆。与欧洲敦刻尔克撤退不同，宜昌大撤退不仅保存了人员，更护送着国家工业、文教命脉突破封锁。

这场大撤退从1937年一直持续到了1940年宜昌失守。在1943年的《大公报》上有一段对宜昌大撤退的描述，“这不是简单的工厂搬家，而是用工业实力宣告‘持久战’的决心。” 据解放日报

结语

八十余载岁月峥嵘，三秦大地曾以钢铁脊梁撑起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这里是中共中央运筹帷幄之地，是千里黄河防线的血肉长城，是战时教育薪火相传的文明堡垒，更是“窑洞工厂”缔造抗战奇迹的工业热土。军民同心铸就统一战线，用热血守护大西北，以牺牲照亮复兴路。

昔日硝烟已成历史丰碑，当年坚守迎来时代回响。当抗战胜利80周年的荣光即将照亮神州，长安街上的铿锵步伐，将再次唤醒民族集体记忆——那是黄河怒吼的余响，是中华儿女的热血传承，更是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磅礴证明。历史与未来在此刻交响，胜利的号角永远响彻山河！

来源：华商网-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