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嘲讽的“辫子先生”辜鸿铭，凭什么被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1912年2月12日，紫禁城的寒风卷着一纸《清帝退位诏书》，彻底吹散了大清王朝268年的气数。街上的百姓敲锣打鼓，剪辫子成了最时髦的事——男人纷纷扯下头上的辫子，有的扔在地上踩几脚，有的点火烧掉，仿佛剪掉这根“奴性象征”，就能彻底和旧时代一刀两断。

可就在这全民剪辫的热潮里，有一个人却特立独行，依旧拖着一根枯黄细小的辫子，行走在北平的街头巷尾。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指指点点、嘲讽嬉笑，有人骂他“老顽固”“活化石”，有人笑他“不识时务”“想做清朝的孤魂野鬼”。

这个人，就是辜鸿铭——一个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9种语言、拿过13个博士学位，被西方人称“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的奇人。

大清都亡了，连末代皇帝溥仪都剪掉了辫子，为什么辜鸿铭偏要留着这根“惹祸的辫子”？是真的忠于腐朽的清王朝，还是另有隐情？今天，我们就以故事的形式，揭开这段被误解百年的真相，看看这根辫子背后，藏着怎样一个不被世人理解的辜鸿铭。

要读懂辜鸿铭的辫子，得先读懂他的人生。1856年，辜鸿铭出生在马来半岛槟榔屿的一个橡胶园里，父亲是橡胶园经理，母亲是西洋人，所以他生下来就长着一双蓝眼睛，自带混血儿的模样。

他从小就聪明伶俐，深得橡胶园主布朗夫妇的喜爱，被收为义子。布朗夫妇是英国人，对他悉心教导，从13岁起，就带着他远赴欧洲游学，这一去，就是11年。

在欧洲的日子里，辜鸿铭堪称“学神”级别的存在。他先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西方文学，21岁就拿下文学硕士学位；后来又去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哲学、文学，还在法国、意大利等地游学，精通了英、法、德、拉丁、希腊等9种语言，陆续获得13个博士学位，成了当时欧洲少有的通晓东西方文化的学者。

那时候的辜鸿铭，穿西装、打领带，说一口流利的外语，举止谈吐完全是西式做派，别说留辫子，就连中国传统文化，他也接触得极少。父亲在他出国前，曾郑重告诫他：“不论你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埋在了他的心里，只是那时候，他还不懂这句话真正的重量。

1880年，24岁的辜鸿铭结束了欧洲游学，回到了槟榔屿，随后被派往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任职。如果按照这样的轨迹走下去，他或许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殖民官员，一辈子过着体面、顺遂的生活。

可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他结识马建忠之后。马建忠是清廷洋务派官员，精通中西文化，两人一见如故，彻夜长谈。马建忠向辜鸿铭讲述了中国的历史、儒家的思想，讲述了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也讲述了当时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

就是这次谈话，彻底改变了辜鸿铭的人生。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虽然有着中国人的血脉，却对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文化一无所知；他第一次明白，父亲当年的告诫，不是一句简单的嘱托，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那天之后，辜鸿铭做出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决定——辞去殖民政府的职务，蓄发养辫，改穿长袍马褂，闭门钻研中国语文和儒家经典。在当时的人看来，他这是“疯了”——放着好好的洋差事不干，非要回头去学那些“老古董”，还要留起象征着“落后”的辫子。

可辜鸿铭毫不在意。他说：“我留辫子，不是为了忠于清朝，而是为了忠于中国的政教，忠于中国的文明。”在他眼里，辫子从来都不是“奴性的象征”，而是华夏文明的一种符号；长袍马褂也不是“落后的标志”，而是中国人的尊严和底气。

1885年，辜鸿铭前往中国，进入张之洞幕府，担任“洋文案”，也就是外文秘书。在张之洞幕府的近20年里，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协助张之洞创办兵工厂、新式学堂，翻译儒家经典，向西方宣扬中国文化，抨击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那时候的清朝，已经摇摇欲坠，洋务运动屡遭挫折，戊戌变法失败，百姓民不聊生。可辜鸿铭始终没有放弃，他坚信，儒家思想能够拯救中国，华夏文明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用英文撰写《中国的牛津运动》《中国人的精神》等著作，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文化和精神，让无数西方人重新认识了中国。

西方流传着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印度诗人泰戈尔，都曾与他交往，印度圣雄甘地更是称赞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在西方人的眼里，辜鸿铭就是东方文化的代言人，而他身后的那根辫子，就是东方文明的象征。

可在中国人的眼里，他却成了“异类”。尤其是辛亥革命爆发后，大清灭亡，全民剪辫，他的辫子就成了众矢之的。有人骂他“封建余孽”，有人嘲笑他“哗众取宠”，就连他的学生胡适，也在《每周评论》上写文章，说他留辫子是“出风头”，是“立异为高”。

有一次，胡适偶遇辜鸿铭，拿出那张报纸给他看，还当面嘲讽他。辜鸿铭当即反驳道：“我年幼时随苏格兰教士出洋，父亲告诫我两事，一是不可信仰基督教，二是不可剪辫。我从此谨遵父命，一直未敢剪辫。”他还说，自己青年时，曾因一时冲动，剪掉辫子送给英国女友，可后来醒悟过来，又重新蓄起辫子——这根辫子，是他对父亲的承诺，更是他对中国文化的坚守。

有人问他：“大清都亡了，你还留着辫子，有什么意义？”辜鸿铭反问：“大清亡了，中国就亡了吗？”在他眼里，大清只是一个王朝，而中国，是一个文明；王朝可以覆灭，但文明不能消亡。他留着辫子，是为了提醒世人，华夏文明没有灭亡，也永远不会灭亡；是为了坚守自己的信念，不向世俗妥协。

后来，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秉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不顾众人反对，聘请辜鸿铭为北大教授，主讲英诗和拉丁语。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这里的学生个个思想激进，都留着短发，穿着西装，看到辜鸿铭拖着一根辫子走进课堂，都忍不住哄堂大笑。

可辜鸿铭丝毫没有慌乱，他平静地走上讲台，目光扫过台下的学生，缓缓说道：“你们笑我留辫子，可我倒要问问你们，你们剪了辫子，就真的剪掉了骨子里的奴性吗？”这句话，像一记惊雷，瞬间让课堂安静下来。

在北大的日子里，辜鸿铭虽然备受争议，但他的才华却无人能及。他讲课风趣幽默，旁征博引，既能用流利的英语背诵莎士比亚的戏剧，也能用娴熟的中文讲解儒家经典，深受学生们的喜爱。他的学生罗家伦回忆，辜鸿铭曾把自己创作的英文诗让学生翻译，学生们的译文都不能让他满意，他便自拟了古诗体的译文，虽然研习国学是后天用功，造诣却十分深厚。

1917年，张勋复辟，辜鸿铭卷入其中，负责外交联络，被列名为外务部侍郎。这件事，让他遭到了更多的批评，险些丢掉北大的教职。有人骂他“逆历史潮流而动”，可他却说：“我不是忠于张勋，也不是忠于复辟的清室，我只是忠于中国的文明，希望能为华夏文明保留一丝火种。”

复辟失败后，辜鸿铭并没有消沉，他依旧拖着自己的辫子，奔走于东西方之间，宣扬中国文化，批判西方文明的弊端。他始终坚信，儒家思想能够拯救世界，华夏文明能够为人类带来希望。

1928年4月底，奉系军阀张宗昌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辜鸿铭也有意前往执掌。可就在这时，他染上了感冒，虽请了法国医生诊治，却始终不见好转。4月30日，辜鸿铭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旧拖着那根辫子，坚守着自己一生的信念。

很多人都说，辜鸿铭是一个“老顽固”，是一个“封建余孽”，可只有真正读懂他的人，才知道他的无奈和坚守。他留的从来都不是一根普通的辫子，而是对华夏文明的敬畏，对民族尊严的坚守，对自己信念的执着。

在那个新旧交替、风雨如晦的年代，所有人都在盲目地追捧西方文明，都在拼命地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唯有辜鸿铭，逆潮流而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华夏文明的火种。他或许有自己的局限，或许有自己的偏执，但他的爱国之心，他对中国文化的坚守，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大清亡了，王朝覆灭了，但辜鸿铭用自己的一生证明，华夏文明，永不消亡。而那根被世人嘲笑的辫子，最终也成了一个时代的符号，见证着一个奇人，一段传奇，一份跨越百年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