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尕日塘秦刻石”凭什么定为秦代？发布会实录脱水版

尕日塘秦刻石高清正射影像图

尕日塘秦刻石高清渲染图

尕日塘秦刻石高清数字线图

尕日塘秦刻石高清电子拓片

刻石基本信息

刻石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陵湖乡卓让村，地处扎陵湖北岸尕日塘坡地2号陡坎左下方，距湖岸约 200米，海拔4306米。文字刻凿壁面总长82厘米，最宽处33厘米，刻字区面积约0.16平方米，距地面约19厘米。全文共12行36字，外加合文1字，共37字，从右至左纵行排列，每行1-5字不等，文字风格属秦篆，保存较完整的文字信息为“皇帝/使五/大夫臣□/將方□/采樂□/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

调查研究情况

经6月13日、7月15日两次实地勘察，刻石与湖滨坡地共同形成了山体挡风、水域调节微气候的地质条件。经实验室分析，刻石岩性为石英砂岩，耐磨性高、抗风化能力强。经高精度信息增强技术，刻石文字可见明显凿刻痕迹，采用平口工具刻制，符合时代特征。经矿物和金属元素分析，排除利用现代合金工具凿刻的可能。刻痕内部和刻石表面均含有风化次生矿物，经历了长期风化作用，排除了近期新刻可能。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基于现场调查和科学检测数据，形成了《青海省玛多县尕日塘秦刻石调查报告》。

刻石文字识别

为获取刻石详细文字信息，采用高精度信息增强技术采集刻石文字信息。通过该项技术可在对文物本体在没有任何接触和损害的前提下，进行数字化采集，并且能够提取出清晰的文物本体的原始图像、纹饰以及文字信息。通过对采集数据的分析、处理、应用，可将清晰度提高40%~90%。

具体实施过程如下：首先利用大空间三维激光扫描和深度测绘采集刻石整体环境，结合三维激光扫描刻石细节信息（如文字、图案曲率，缺陷，岩石矿物颜色等），获取刻石表面各个点的三维坐标、反射率，并结合多标靶的拼接出冗构建出三维点云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影像采录技术将刻石的几何结构和纹理信息代入三维模型中。采用错位采集信息成像技术，强化采集对象的立体细节，加强刻石表面凹凸对比度，从而获取刻石表面精细纹理。

通过信息采集和提取，获取了尕日塘秦刻石的正射影像图、高清数字线图、高清电子拓片和高清渲染图。单张图像分辨率不低于600万像素，共计采用500张、60Gb影像数据，并经过影像数据校色处理、纹理影像数据与三维模型数据映射处理，通过对图像几何错位、色差偏差调整，确保纹理图像分辨率不低于8K。在此基础上，逐一对刻石文字进行提取分析，并采用微距摄影技术，对刻痕微观特征进行了数据采集。

根据文字提取结果，刻石文字具有显著的“因形布字”特点，文字风格统一，属典型秦篆。主要的发现有六个方面。

一是，第三行“臣”字之后有残笔，结合文意推测，应即下文“翳”字。

二是，第四行 “方” 字之后，原释为“士”。此字残存半个“⺮”形。

三是，“樂”，此字未见“艹”头，“樂”可通“藥”。“□”字仅存“曰”字头。

四是，“卅七”原释为“廿六”。经分析信息增强处理后的笔画，可见原释读为“廿”字的中间存在一竖，应释为“卅”；原释为“六”字左侧竖向笔画应为岩体剥落边界，而非刻字笔画，应释为“七”。

五是，“翳”下方已看不到笔划，依行款或有缺字。

六是，“一百五十里”中原释为“一”，经分析信息增强处理后的笔画，“一”字的右上角残存一短横刻痕，为显著人为痕迹而非自然裂隙，左上角受风化影响发生剥落，据秦汉文例，以“二”或“三”为宜。

刻石赋存环境

主要调查了刻石所在地的地理地貌、地层岩性、气候环境等，并通过田野调查，对刻石周边的文物遗存进行了调查。坡地区域共出露13处自然暴露岩体，形成了6级不同高程的条带状陡坎。从风向和岩石完整性来看，仅2号岩体符合刻石条件。扎陵湖北侧山体因受水流冲蚀影响，被分割为多个不规则形矮山缓坡，坡地东西宽约160米，地表植被稀疏；刻石所处位置的风向长期为西北风，东南风对刻石本体的侵蚀较弱；石刻朝向为东南向，受下午高温辐射时间较短；整体营造出山体挡风、水域调节微气候的布局，与扎陵湖、山坡形成“背山面水”的景观。此部分详细情况由青海省考古研究院介绍。

刻石本体检测分析

对刻石开展的检测分析工作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在刻石刻痕特征方面，采用微距摄影技术采集刻石文字笔画的刻痕特征，对刻字笔画的深度、宽度、截面积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刻痕宽度均匀，以“臣”字为例，共采集6个笔画、共计60处剖面，刻痕宽度平均值为4.17毫米，标准差1.35；刻痕两侧都有不规则崩裂现象，刻痕底部多为平底形，刻痕截面积平均值为1.46平方毫米，标准差0.78；刻痕中可见凿刻顿挫产生的显著痕迹，存在刻痕顿挫的笔画占比约80%，证实了刻石系采用平口工具，斜方直接入石刻制而成。

除此之外，采用便携式荧光光谱仪，对刻石表面及刻痕内部的元素进行检测，结果表明，刻字区域和非刻字区域的元素成分差异较小，其主量元素均为硅和铝，占比约为80%，伴生元素包含镁、钾、钙、锰、铁等造岩矿物特征元素，且均未检出钨、钴等金属元素，排除利用现代合金工具凿刻的可能。

在刻石岩性基本物理性质方面，一是采用岩石薄片鉴定方法，对刻石的岩性进行了鉴定，确定刻石岩性为“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二是采用细观实时加载-图像观测与采集试验系统对刻石的力学强度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岩石的单轴抗压强度平均值约为48MPa。三是采用岩石磨蚀伺服试验仪测试了样品的耐磨性，结果表明，磨蚀指数为3.7，属于高磨蚀性岩石，是刻石历经自然风化尚能保存至今的关键因素。

在刻石风化程度分析方面，采用自动矿物电镜分析了刻石的矿物成分、分布规律和颗粒特性。取得的主要结果有三方面，一是对比分析刻字表面和刻石表面非刻字区的矿物成分和类型。结果表明，刻字表面和刻石表面非刻字区均含有绿泥石、伊利石等风化次生矿物，证明刻字区域和非刻字区域均经历了漫长的风化作用，形成了成分和结构类似的风化层，以此可排除其为现代新刻的可能。二是对刻字区表层和内部的矿物成分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刻字区同层岩石样品中表层的长石等较软矿物含量为48.82%，而内部含量为46.77%，长石等较软矿物易受风化影响而流失，符合岩石由表及里风化程度降低的客观规律。三是为查明刻字内部呈黑色的原因，选取刻石刻字内部微量粉末样品进行分析，发现试样中含有相对较高的锰铝绿泥石，也称硬绿泥石，不易风化，呈黑色，其重量百分比为0.09%，而刻石非刻字区的锰绿绿泥石重量百分比为0.01%，这是刻痕呈黑色的主要原因。

在刻石保存状况方面，采用表面硬度计、红外热成像仪、弹性波速仪等无损检测手段，对刻石表面硬度、元素分布等情况进行了检测分析。主要的结论有三方面。一是刻字区域岩体结构相对完整，自然形成垂直状，表面强度高，较为平整，无明显结构缺陷，为刻面选择提供了必要条件。二是在刻石本体和周边岩体上发现了大量的岩石漆，通过元素分析，证实了是由长期风化作用形成，其铁锰元素的含量较高，是刻石局部区域呈黑色的主要原因。三是通过对刻石赋存岩体和本体的勘察，获取了刻石所处地层的地质剖面，结果表明，刻石本体有四组优势节理裂隙，影响岩体结构稳定性，并可能形成岩面剥落。目前岩面有多处剥落区，其中1处为刻字前发生，7处为刻字后所发生，此外，受裂隙切割及下部岩体剥落临空面组合影响，刻石右侧存在2处潜在剥落失稳区。

相关文献调研

经查阅地方志、金石著录以及与黄河探源、昆仑地望辨析等相关文献，尚未发现与尕日塘秦刻石相关的直接记述。然而，《大清一统志》《清稗类钞》等载有扎陵湖、鄂陵湖周边古石刻相关记述，说明此地在清代（甚至更早）有刻石的传统，并可能留下相关遗存。

总体调查结论

一是尕日塘秦刻石的文字风格属典型秦篆，凿痕清晰，凿刻工艺系采用平口工具，斜方直接入石刻制而成。受刻字区域岩面与距地表高度限制，凿刻随形随势而为，并未刻意追求统一。

二是刻石凿刻在2.5亿年前沉积形成的石英砂岩的一处节理面上，刻石面向东南，背山面水，刻石遭受风蚀和光照高温辐射影响相对较弱，利于长久保存。

三是刻石表面无损检测现状评估及刻石结构调查表明，刻字区域岩体结构相对完整，自然形成垂直状，表面强度高，较为平整，无明显结构缺陷，为刻面选择提供了必要条件。

四是刻石的岩性为石英砂岩，岩石单轴抗压强度高、表面磨蚀指数高，属高磨蚀性岩石，为其长久保存提供了必要条件，是刻石历经两千余年自然风化尚能保存至今的关键因素。

五是刻痕内部和刻石表面的矿物类型和含量基本一致，且均含有绿泥石和伊利石等风化次生矿物，说明刻痕内部与刻字周边岩石均经历了长期风化作用，自然形成岩石漆。刻石经历长期风化作用形成的岩石漆中铁锰元素的含量较高，是刻石局部区域呈黑色的主要原因。

综上，从刻石基本物理性质、岩体结构、微气候环境等因素看，刻石所在岩体是该区域相对最适合凿刻，且能使刻字长久留存的载体。

区域自然环境

尕日塘秦刻石位于青海果洛州玛多县卓让村扎陵湖北岸，东距玛多县城直线距离为80千米，坐落在一处名为“尕日塘”山前坡地上。南距扎陵湖约200米。

刻石所在的扎陵湖区域属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地表植被稀疏，是青海省高寒地区之一，冷暖季干湿分明，冬季严寒漫长，夏季短促，温凉多雨。当地含氧量在15%-27%之间。经2025年7月21日现场实测，含氧量为20.2%。因刻石处于现三江源生态保护区内，目前附近无常驻民。

扎陵湖沿岸属弱侵蚀剥蚀的高原低山丘陵带，处于黄河源区扎陵湖北侧断裂带上。湖北岸山体受水流冲蚀，被分割为多个不规则形矮山与缓坡。刻石所在坡地向北背靠矮山，南侧紧邻扎陵湖北岸县道，湖滨平坦开阔，与东、西两侧冲沟构成相对独立的区域。相较良好的地貌条件，使这里成为现在行者、牧人临时停留扎寨的适宜区。地名“尕日塘”藏语意，与刻石所处区域地貌特征也基本吻合。

经现场调查，在尕日塘秦刻石所在坡地上，自然裸露有13处大小不等的岩体，组成6级近东西向的条带状陡坎，暴露长度约在5-30米之间，暴露最大高度0.6-3.5米。刻石所处区域内多数岩体暴露最大高度处于1米左右，暴露岩面表面较为粗糙。这些岩体系形成于约2.5亿年前的三叠系砂岩。

尕日塘刻石就刻在第三级陡坎的2号岩体近底部一个相对光滑平整的构造节理面上。2号岩体最大暴露高度达2.7米，东西长22.6米，向南面向扎陵湖，岩体几乎与地面垂直，底部略内凹，整体略呈岩棚状。岩体南侧坡面较平缓，临近岩体附近有一东西长约20米，宽约5米的半月形平台。刻石面向东南，方向158°，受本地区主导风向（西北风）侵蚀较弱。刻石岩体与山坡、扎陵湖形成“背山面水”的景观，整体营造出山体挡风、水域调节微气候的效果。

从尕日塘刻石的岩体结构、岩面平整程度以及岩体附近地面与微气候环境等因素看，在该区域内仅刻石所处的2号岩体具备人类避风停留进行刻凿，且有利于刻石长期留存的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体现出古人在刻石选址方面的智慧。

考古调查发现与区域文化背景

经现场勘察，刻石岩面处地面隆起，明显高于周边。初步勘探结果显示，刻石南侧平台表土层厚约0.1-0.24米，以刻石岩面处表土层最厚，表土层以下存在较多石块。此外，在刻石岩体西南侧约10米处，发现一处近圆形凹陷，直径1.1-1.3米，下凹深度约0.15米，似打破1号岩体。疑为古代遗迹。这些迹象很可能与刻石的刻凿时期遗存相关。调查期间，在刻石所处坡地暴露的其他岩面上均未发现其他古代人为刻画痕迹，在刻石附近地表未发现崩落的刻字残石片与任何古代遗物。

根据玛多县第四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人员提供的线索，对刻石西南侧湖滨滩地进行了高密度调查，发现有陶器残片，证明该区域可能存在地下遗存。在刻石东北约2千米的湖漫滩与山坡交汇处，调查发现有疑似石棺葬2座，附近应存在石棺葬墓地。

经梳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在以刻石为中心的150千米（约合秦汉360里）范围内，已发现旧石器时代、夏商周时期至近现代文物遗存共75处。其中，在62.25千米（秦汉150里）为半径区间内，已发现文物遗存数量为6处；在62.25千米（秦汉150里）至103.75千米（秦汉250里）半径区间内，已发现文物遗存数量为13处；在103.75千米（秦汉250里）至150千米（秦汉361.45里）半径区间内，已发现文物遗存数量为56处。

据历史文献记载与史地研究成果表明，在隋唐时期，扎陵湖区域应是唐蕃古道入藏之地。以上已登记文物遗存与新发现文物遗存的出现说明，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尕日塘刻石所处的扎陵湖区域应属古代人类活动区域，并非人迹罕至。

调查认识

现场考古调查结果显示，从自然地貌、气候环境条件、区域历史文化背景的角度来看，扎陵湖地区都具备出现秦代刻石遗存的条件。

从刻石坡地暴露岩体与岩面情况看，岩面的选择具有唯一性，区域内多为斜下岩层，层理破碎，唯有刻石所在岩面为自然形成的垂直状，且岩面较为平整，刻铭最为适合。

扎陵湖北岸台地，湖滨平坦开阔，正值扎陵湖北岸东西通途间，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小河由北向南流入扎陵湖，提供良好饮水水源，适合扎营停留，其地貌条件与“尕日塘”藏语意为“往来歇息之平地”相通。

经现场观察，岩面和刻字笔划内的“岩石漆”色度较深，系自然形成，其古老程度绝非作伪所能达成。凿刻工具是一种较窄的平头凿，凿痕较清晰，在不同笔划分别使用斜平凿、侧平凿、侧尖凿等方式，随形随势而为，并未刻意追求统一。

可以肯定该刻石历时久远，排除近现代凿刻的可能性。

发现意义

尕日塘秦刻石是新时代中国考古发现的一项重大成果。刻石及其内容，不仅再次扩展了关于秦统一后秦王朝活动范围的认识，为上古“昆仑”方位提供了新证据，而且对秦王朝与青藏高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进程等问题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史记》载秦置行政区划“西至临洮、羌中”，但并不意味着秦人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此。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将秦人足迹延伸到青藏高原地区，不仅佐证了古来争讼不绝的关于“昆仑”“河源”的相对地望，而且将“唐蕃古道”的溯源提早至秦汉时期。这一发现对于秦代历史、特别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等问题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刻石是中原王朝开发青藏高原地区的最早确切历史记载。五大夫翳前往昆仑采药是一种官方行为，采药团队顺利到达扎陵湖畔，并刻石作为证据，说明这里并不完全是秦朝的域外之地。从传世文献来看，这一地区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应当开始于西汉时期对于河湟地区的经营。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证明了地处青藏高原腹心地带的昆仑山系和黄河源区已经进入秦王朝的探知范围，中原文化已经深入影响到青藏高原的腹心地带。

第二，刻石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是历史必然。“采药昆仑”是一种政治、经济与文化交往的综合性活动，反映了中原地区对青藏高原地区的“昆仑”文化认同。《山海经》《禹贡》《淮南子》等传世文献记载的上古“昆仑”地望也确有其事实依据，以“昆仑”“河源”为载体的区域文化认同自有其历史渊源，秦代更获得广泛认可。这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有着坚实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第三，刻石证实统一的中央集权是青藏高原开发的政治保障。采药活动的进行，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与政治保障。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大一统”与中央集权为青藏高原地区的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是中原王朝与青藏高原交往交流的政治保障。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说明远在唐蕃古道开辟之前，中原王朝已经掌握了河源区域的交通路线，这是五大夫翳能够顺利深入河源区域的必要条件。

第四，刻石见证中原地区与青藏高原的早期交流。采药活动，正是早期两地在医药领域沟通往来的真实写照。尽管翳此行的主要目的，很可能是为秦始皇寻求仙药以图长生，但这一过程无疑也加深了中原地区对边疆药物功能的认识，促进本草药物在两地间的流通。考古发现已经证实，秦汉时期中原与西部地区在医疗手段与医方知识方面交往密切。药物方面亦是如此，例如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帛书《五十二病方》中提及的“戎盐”，应即中原地区使用少数民族药物的证据。而“尕日塘秦刻石”所记“采药”一事，更直观地表明医药交流已十分活跃。《黄帝内经》中《异法方宜论》等篇章提到，由于不同地区的人们所处地势、气候等自然环境存在差异，导致其患有的疾病各不相同，所以各地的治疗方法也需因地制宜。尕日塘秦刻石所反映的中原与西部地区医药交流的史实，不仅增强了传世文献关于周边地区医学认识的可信度，更有力佐证了当时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的繁荣景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几十年来，关于秦汉魏晋历史新的重大发现层出不穷，如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等，都极大丰富并改变了对秦代历史的认识。再如嘎仙洞刻石、燕然山铭刻石等都属于这类新史料。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并非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不可想象之事。对新发现材料的争论，哪怕是激烈争论都可以理解，也有助于学术进步，但所有争论都要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

来源：

“采药昆仑石刻”凭什么定为秦代？国家文物局发布会实录来了！

光明文化记忆：新见秦刻石的重大价值及意义——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卜宪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