濛溪河动植物遗存，这样揭开8万至6万年前的远古世界

川观新闻记者 吴晓铃

深埋地底成千甚至数万年的动物化石或植物种子，刻着哪些远古的生态密码？今天的人们又能从中了解哪些史前人类的生存智慧？10月25日，2025中国动植物考古大会暨资阳濛溪河遗址学术研讨会在资阳举行，来自全国80余家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带来了国内最新的动植物考古成果。以濛溪河遗址为代表的众多遗址中看似不起眼的动植物遗存，成为学者们探寻历史、描摹远古图景的“金钥匙”。

濛溪河遗址这样揭开8万至6万年前的远古世界

今年4月，资阳濛溪河遗址群成功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遗址群距今约10万至5万年，遗址群第一地点（濛溪河遗址）距今约8万至6万年，处在现代人演化扩散的关键时期，填补了“东亚现代人演化瓶颈期”的空白。尤其大量发现的动植物信息以及比较复杂的人类早期象征性行为的痕迹，也为今天了解人类起源演化中如何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以及对精神世界的探索等提供了丰富材料。

那如此重要的遗址测年通过什么方式进行？动植物考古的重大发现又是如何完成的？25日的大会上，相关学者逐一揭晓。

为了获得遗址的准确年代，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吴小红带领团队展开了严谨的工作。据介绍，考古人员在遗址内采集了大量的碳14测量样品。不同的文化层，从上到下每一层都挑选了同一种属的植物做测年样本，以便构建起遗址整体的年代序列。同时，样本采集还兼顾了遗址出土的植物种类，尽可能选择不同植物进行年代测定，甚至非常脆弱、不易保存的毛根科果实和芽孢都进行了测年。

全世界最早的接骨草

这些植物的测年显示，水青冈属和悬钩子属的种子最“年轻”，碳14年代数据校正后显示95.4%的概率不晚于4.9万年；最老的数据出现在接近顶部的地层，一粒葡萄科的种子碳14年代数据校正后有95.4%的概率不晚于5.2万年。这些种子的年代上限均超过了碳14年代矫正曲线的上限——5.5万年。吴小红就此表示，濛溪河遗址的整体年代不晚于4.9万年，而且年代范围上限可以超过5.5万年，因为这些数据的分布范围接近甚至超过了碳14年代测定范围的极限。

濛溪河遗址发现的植物种子以及剑齿象等30多个种类的动物遗存，也为考古人员还原史前人类生存智慧和远古生态提供了珍贵材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万娇曾对濛溪河遗址进行了长期的植物考古工作。在浮选出的大量植物样本中，正是他们鉴定出了蔷薇科、胡桃科、葡萄科等共计37科53属的植物。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中国的植物考古主要聚焦于新石器时代时期。如今碰到旧石器时代这些大量不认识的植物种子，他们使用了超景深显微镜拍照等方式，再邀请全国各地的专家逐一鉴定，最终发现了考古出土的最早核桃、花椒等植物。尤其花椒种子的炭化程度最高，不得不让考古人员推测当时的人们已经发现用火可以激发花椒的香味，与今天的川人爱食麻辣产生了有趣的关联。

全世界最早的花椒

今年4月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濛溪河遗址发现的大量动植物遗存，把晚更新世才发生的食物“广谱革命”提前，首次提示了早期现代人的完整“食谱”和“菜篮子工程”，同时也为环境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稻作农业研究揭示古蜀文明的崛起

事实上，人类历史上“菜篮子”是否充足，一直都是文明演进的重要基石。研讨会上，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研究员马永超也抽丝剥茧揭开了稻作农业的发展对成都平原文明演进的作用。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成都平原的稻作农业在先秦时期经历了从旱地种植向湿地种植的重大转变，而这一转变可能为古蜀文明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关键的经济基础。

马永超介绍，根据各地考古发现，成都平原稻作农业已基本确定是从长江中下游向上游传播。但稻作农业到达目的地后的适应情况如何？稻作农业形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此前并未得到充分关注。近年来，考古学者和研究人员通过植硅体、同位素等多项指标，系统还原了距今5000年至3000年来成都平原农业转型的轨迹。

部分出土核桃橡子

植物考古研究显示，在不晚于4500年前，新津宝墩遗址的稻已是最主要的农作物。几年前宝墩遗址发现长江上游最早的水稻田，也印证了这一认知。对于三星堆时期，考古人员同样在遗址内发现了大量的稻米种子。不过，研究人员对这些稻米进行稻扇型植硅体研究时发现，宝墩文化时期鱼鳞状纹饰大于等于9个的稻扇型植硅体比例约在30%~32%，而三星堆文化时期则升至约54.4%，“这个数据越大，说明水稻生长时‘喝’的水越充足，也说明到了三星堆时，稻田的水环境大大改善。”

“种种迹象表明，稻作农业进入成都平原的时间不晚于距今4800年。”马永超表示，在刚刚引入稻作农业时，或许受西北粟作农业人群的影响，古蜀先民可能采用了种粟的方式种植水稻，所以产量不高。到了青铜时代早期（距今约3500-3200年），湿地稻作农业才逐步建立。研究发现，这一时期稻米平均粒长从4.0毫米增至4.7毫米，且变异系数下降，表明品种趋于统一，产量可能提升。

成都平原先秦的稻作农业从旱地稻作转向湿地，后者的高产更有利于支撑高密度的人口。“此举为古蜀青铜文明的崛起提供了基础的物质保障，成为三星堆青铜文明社会复杂化进程的重要基石。”马永超表示，随着考古证据的不断积累，古蜀大米的完整故事将逐步揭开。

部分出土动物化石

事实上，近年来正是持续不断的动植物考古，为实证中国一万年的文化史提供了大量证据。学者们在会上介绍，浙江上山遗址发现了10万年前的野生稻，其水稻种植历史也可以追溯到距今1万年以前；浙江衢州皇朝墩遗址，发现了距今9000年前的稻田。这些重要发现，为稻作农业起源于中国长江中下游提供了坚实支撑。四川盐源皈家堡遗址出土种子的植硅体分析和测年显示，不晚于距今5000年时，稻粟混作农业已出现在藏彝走廊南部地区，早于以前的认知。而宣汉罗家坝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研究显示，该遗址自新石器以来至汉代，居然始终以渔猎为主，同时还饲养一定数量的家养动物作为肉食资源的补充。遗址东周时期较高等级的墓葬还发现了鹿科动物、龟甲和鱼的现象，反映了巴人与动物长期共生的关系。

文物不言，却留下历史的珍贵信息，等待着今天的人们不断破解。

图片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资阳融媒体提供